“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 二者的意思完全一样。在中国古代，最早将“诚”与“信”连用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名相管仲。他提出：“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管子·形势解》）； “贤者诚信以仁之”（《管子·势》）；明确提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基础。

齐国的诚信思想自管仲开始，一以贯之，蔚为传统。贤相晏婴认为大臣“有信于诸侯”是忠诚于君主的“事君之道”；认为“诚信于朋友”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他还指出说话态度真诚，“与言信”，是君主获取臣下支持、拥护的重要条件。齐国兵家孙武，则把“信”作为选拔将帅的“五德”之一；孙膑则更深刻的认识到：“素信者昌”，“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故信者，兵之足也”，把将帅是否对部下诚实守信，看作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曾来稷下学宫讲学的儒学大师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不仅把诚信视作自然规律，而且还把诚信当作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 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的另一儒家大师荀子更是创造性的发展了孟子“诚”的思想，将“诚信”这一道德概念的内涵扩展到政治领域。他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荀子·致士》）。意思是说，执政者诚实守信，往往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整个社会也稳定祥和；而如果执政者自身喜欢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一片混乱。应该说，齐国政治家、思想家这些关于诚信的精辟论述与深刻见解，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仍值得努力学习、认真借鉴。

齐国人不仅有较多关于诚信的论述，而且有很多诚信的实践。最典型的莫过于管仲劝齐桓公信守诺言，真诚对待邻国，进而创建春秋霸业的事例。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采纳管仲之谋，与鲁庄公盟于柯地（齐邑，今山东阳谷东阿故城）。会盟时，鲁国司马曹沫（即长勺之战中的曹刿）手持匕首劫持桓公，要求退还齐国侵占鲁国的汶阳之地。齐桓公答应了。事后，齐桓公十分后悔，想不归还鲁国的土地并借机伐鲁，杀死侮辱自己的曹沫。管仲说：“答应了他又失信杀掉他，满足一时小小的快意，而在诸侯面前背弃信用，会失去天下的支持，不能这么干。”于是，齐桓公就把土地还给了鲁国。柯地会盟，使齐桓公诚信仁义的名声大振，各国诸侯听到这件事，都十分敬服齐桓公，纷纷与齐结盟。从此，齐桓公开始称霸。由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知道，齐国称霸，主要不是靠通过与中原诸侯战争杀伐的手段取得的，而是靠诚信，靠和平外交，靠扶危济困，靠仁义得来的。

齐国人不仅有诚信的言论、行为，而且还有规范、引导人民恪守诚信的法律和政策。《管子·乘马》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士、农、工、商四大职业集团提出了明确的职业道德要求，认为诚信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只有各行各业都诚信务实，才会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另外，管仲还主张“以富诚信仁义之士”（《管子·揆度》），强调国家要积极营造诚信致富的环境，大力推行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政策，把人民的诚信与其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引导人民自觉、自愿的去履行诚信之德。

综上所述，齐文化中的诚信内容极为丰富，有理论，有实践，有法律和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弘扬齐文化的诚信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诚信报国，诚信待人，诚信经营，诚信工作，赋予古老的诚信更多、更新、更美好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