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的魅力

作者:楼宇烈


在当今欧风美雨盛行的时代,来谈论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似乎有点悖时。但我想,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大学生,如果对自身所在的东方世界,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反而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大欠缺。

东方原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泛指东半球(主要是亚洲),到了现代,则东方又有了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含义,如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等。我们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讲东方,则主要是就原地理概念上的东方而论的。目前,在文化分类学上有所谓历史的和区域的文化圈的概念。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在世界历史上先后有五大文化圈。即:希腊(罗马)文化圈,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汉(儒家)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①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根;而汉文化(除儒家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道家)和印度文化的融合,则成为现代东方文化之源。伊斯兰文化有其独特的某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性,至今牢固地根植于阿拉伯国家,并影响及广大的伊斯兰信仰地区。从大范围来讲,他也同属于东方文化,但与上述汉、印文化相比,有着较明显的差别。所以有时人们谈化的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汉、印文化。当然,细分析起来,汉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甚至有极不相同之处。因不是本文主旨所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所讲的东方智慧,主要也是就汉、印文化来说的。
中国与印度是东方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分两个系统分别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佛教至今仍是这一地区各国的主要文化形态;而在中国,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然后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同样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佛教和儒家、道家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超出了他原发生地的意义,而发展为构成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是研究儒、佛、道文化(然这绝不是说,诸如印度古代六派哲学、中国除儒道外的诸子百家、以及印度教、神道教、萨满教等等东方文化不重要,不需要研究)。

由于篇幅的关系,下面我想仅就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供同学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东方文化、哲学时参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孔丘。经过孟轲、荀况等人的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成为最重要的显学之一。到了西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儒学被定于一尊,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础。

原始儒学可说是一种人学,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个人的道德修养、人生的价值、知识的结构、为学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政治国的道理等等。以后,儒学吸收了阴阳五行和道家的理论,丰富了他关于宇宙论方面的内容。唐宋时期,在佛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儒学进一步吸收佛、道的理论,积极发掘传统典籍中的微言奥义,构筑了一套融人学与宇宙学于一炉,内容丰富,论理精细,体系庞大的宋明理学,达到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从哲学理论特征上说,儒学主要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主的哲学。因此,儒学在完善自我的道德实践方面的理论特别丰富。例如,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是探讨道德实践的理论前题,儒学在这方面就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丰富的理论。孔子对此说得比较简单,只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本性篇》中,他列出了以下各种人性论的理论加以评论:人性有善有不善(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皆善(孟子),性无善恶之分(告子),人之性恶(荀子),人性善恶混(扬雄),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到了宋明理学,则对性理、心性、性情、性习、才性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又如,由于儒家注重于理想道德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因此有极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理论和具体践履的方法。他们提出的各种关于圣人、君子、贤者、儒者的道德标准,在封建社会中曾起过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些理想圣人的道德标准,从今天社会的眼光看,绝大部分是过时了,但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而当我们评论古人时,则更不能脱离这些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了。在道德修养上,儒学特别强调自觉的原则。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对于道德行为上的自愿原则,儒家则很少阐发,他们强调的是服从天理性分的原则,也就是服从社会整体的原则。在儒家看来,道德的自觉性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而必需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大儒学家一般也是一位大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其中有些在今天也还是很有价值的。

再如,儒家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关注的,很早就提出了"五伦"的概念,即所谓:君臣(今天可作为一般的上下关系来解释)、父子(母女)、夫妇、长幼(兄弟姐妹)、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孟子说,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对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批判说,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因为他"不失自主之权",至于其他"四伦可废也"。(《仁学·三十八》)谭嗣同这里是就反对这些关系中伦理原则的不平等而言的,是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自由意识的表现,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但他并不能否定这些关系的实际存在,所以他又说,在理想的民主国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都应当象朋友的关系那样,是平等、自主的。由此可见,儒家为五伦所确立的伦理原则应当废除或改造,而其揭示的五伦关系,则也还是今天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

儒学大约在当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时就传入朝鲜半岛了,同样是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核心。公元十一世纪,高丽朝的崔冲振兴儒学有功,被时人尊称为"海东孔子"。公元十三世纪末,程朱理学传入高丽,忠宣王时,国子学改称成均馆,其名乃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相传"成均"乃周朝之学宫)成均馆学官郑梦周在明伦堂讲程朱理学,影响极大,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继高丽朝而起的李朝(1392-1910),史称"儒教王朝",是朝鲜理学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十六世纪,理学大师辈出,其中如李滉(号退溪,1501-1570),毕生研究朱子学,著作甚富,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程朱的思想,世人誉为"海东朱子"。他的学说,对于日本的朱子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儒学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相传,约公元四世纪后叶,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携《论语》东渡日本,公元六世纪时,百济又多次派五经博士至日本讲经。从此,儒家经传在日本广为流传,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德太子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奠基者,公元七世纪初,在他制订的十七条宪法中,除第二条讲"笃敬三宝"为推崇佛教外,其余各条都贯穿了儒家的精神,如第一条讲"以和为贵","上下和睦",第七条讲"克念作圣",第十六条讲"使民以时"等等。从公元八世纪初至十世纪(奈良朝与平安朝前期),儒学十分兴盛。之后曾一度低落,然至江户时代(1603-1868),儒学复兴,以至在明治维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儒学在日本有许多发展,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学者们致力于儒学的日本化,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藤原惺窩(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中江藤樹(1608-1648),山崎闇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贝源益轩(1630-1714),荻生徂徕(1666-1728)等。如果说,在朝鲜李朝的五百年间,完全是朱子学独霸的话,那末,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则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特别是阳明学,由于其理论中包含着某些自尊自心、身体力行等思想,日本幕末一批思想家,如佐藤一斋(1772-1859),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荫(1830-1859)等,即利用他来鼓吹解放思想,力行务实,吸收洋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在越南,儒学传入也极早(约汉武帝时),三国两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动乱不宁,一批士人避居越南,同时也就进一步传播了儒学。陈王朝时(1226-1400)理学传入,朱子学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继起的后黎王朝(1428-1789)和阮王朝(1802-1883)更是独尊儒学,并效法中国科举取士以四书五经命题,使儒学更加深入民间。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485左右)。在印度,佛教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至十三世纪初,由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入侵,致使佛教在印度完全消失。近代印度开展了复兴佛教的运动,于十九世纪从斯里兰卡反传回来。

佛教,特别是在大乘佛教,是一种蕴含着丰富哲理的宗教,其内容之广博深奥,其典籍之浩翰,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佛教教义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即所谓"四法印"。这是佛教教义确立时,与当时印度其他宗教或学派相区别的标志,是为释迦牟尼所认可的。在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徒们即以是否合于此"四法印",来判别佛法与非佛法的。这四句话里,可以说包括了佛教对于客观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境界的全部基本观点。一切皆苦,是佛教对世界、人生的根本看法,是全部佛教哲学理论的出发点。释加牟尼成道时所总结的"四谛"(四条真理),就都是围绕着一切皆苦来论说的。"四谛",即所谓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种种痛苦(即一切皆苦),集谛是说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和理由,灭谛是说消除痛苦达到理想的境界(涅槃),道谛则是说实现理想境界的方法。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迁流变动的、刹那生灭的,没有常住不变的事物或现象。佛教把那种主张有常住不变的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叫作"常见",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诸法无我是说,在一切事物或现象中没有常住的自我(相当于灵魂)或自性。人们如果不能认识"无常""无我"的道理,而是执着于"有常""有我",那就是自寻烦恼,亦即是痛苦的原因。涅槃寂静则是佛教追求的最高解脱,是一种根本消灭了苦果苦因,摆脱了生死轮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佛教的全部理论和方法,可以说都是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而铺展开去的,都是为这些基本观点作论证的。如,以缘起理论说明"诸法因缘生",离开各种"缘"(关系或条件)也就不能生起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从而证明"无常""无我"的道理;以"十二因缘"理论说明人生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和原因,三世轮迴的两重因果等。

在原始佛教那里,主张通过苦行来达到解脱,强调严格的戒律和远离尘世的出世主义。在现存原始佛典中,除了大量记述佛陀(释迦牟尼)生平和成道、传道事迹者外,主要内容是讲戒律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宗教道德规范和理论。到大乘佛教出现后,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如,马鸣(Asvaghosa,约公元一或二世纪)、龙树(Nagarjuna,约公元二至三世纪)、提婆(Aryadeva,约公元二至三世纪)、弥勒(Maitreya,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无著(Asanga,约公元四至五世纪)、世亲(Vasubandhu,约公元五世纪)等,都是其中最著名者,是大乘佛教两大派理论的创始人。 

前期大乘佛教是由马鸣、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派(或称"空宗")。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可以用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的一首偈来概括:"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为什么?龙树解释说:"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这是说,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陀、涅槃等)都是一种相对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没有独立自性的(即没有实在的实体性)。因此,无论是说有还是说无,都只是为了引导众生而假设的名相(概念)。正确的途径是,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无,这就是中道的理论。"中观"派为了不落于断灭空,又提出了"二谛"说。对无明凡夫说俗谛,即说有;对上根菩萨则说真谛,即说空。他们为了彻底否定名相,给生灭、常断、一异、来去这四对范畴都加上了否定辞,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他们的论证是十分抽象和烦琐的,他们的前题是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在这中间也表露出了不少的辩证法思想。

接着而起的,是由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或称"有宗")。这一派对"中观"派一切都是假名、"空亦复空"、否定一切的理论,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类的精神本体所变现出来的。他们称这一人类的精神本体为"识",声称"万法唯识",肯定"识"的实存性。在分析"识"如何变现为诸法,以及如何"转识成智",证得圆成实的"真如佛性"等过程中,"瑜伽行"派深入地分析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对各种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进行了十分细致地分类,归纳为"五位百法"。其中有些是根据宗教的要求主观构想出来的,也有十分烦琐之处,但对于人们研究认识活动或心理活动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又,为了深入分析名相的需要,这一派专门研究了分析的方法,极大地发展了佛教逻辑-----"因明"。

"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在争论中不断互相吸收,大乘佛教后期发展的趋势,就是融合汇通这两派的观点。

密教是佛教与印度古代民间信仰,特别是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至公元七世纪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教轨仪,真正的密教才出现。而至八世纪初,密教则已在印度佛教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密教以大乘佛教哲学为基础,配以系统的咒语(真言)、陀罗尼(总持)、仪礼、俗信,以及强调法身佛说法、秘密传法、即身(现身、肉身)成佛等,构成了他与显教相区别的特征。密教在八世纪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发展为今天的喇嘛教,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则不是很大。

传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的佛教是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佛教(也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注重实践,强调戒律,因此南传佛教大藏经(巴利[Pali]文大藏经)也以律藏为主,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其中主要是大乘佛教。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与我国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理论上形式上的自我调整,自四世纪起(东晋南北朝),即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就开始了创造性地发展佛教理论,探索建立适合于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光大的佛教。到了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此时,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已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其中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在我国文化史上、哲学思想史上、文化艺术史上,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间如,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僧肇、道生、智顗、吉藏、法藏、玄奘、澄观、慧能、宗密等,他们的成就,比起创立佛教的印度高僧来,一点也不逊色。没有隋唐时期佛学的理论成就,也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东晋南北朝以后离开佛教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历史、文化的精神的。即使在近代,佛教哲学对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仍有极深的影响。而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也还有举不胜数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和民俗风尚等,是与佛教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佛教不断地向简易方向发展。《周易·系辞》说:"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崇尚简易,这大概是中国人理论思惟上的一大特点。因此,烦琐的佛教理论如果不进行一番简化的话,是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唐玄奘企图尽量恢复和保存印度佛教的原貌,他的佛经翻译忠实于原著,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也力求保持大乘瑜伽行派的特色。但结果是,同一原典的汉译本,他的译本不如鸠摩罗什的译本流行,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两传以后就式微了。天台宗和华严宗在理论上都是融合了大乘空有二宗,通过综合简化,发展了大乘的哲学思想。但总的讲来,其理论体系也还是相当庞大和烦琐的,不易为一般信仰者所把握。所以,唐以后这二宗的传承也仅能不绝如缕而已。相反,以简易著称的禅宗和净土宗,则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五代以后的佛教,主要是禅宗,或禅净合一者。由是,宋以后,禅学与佛教(学)成了同一含意的概念,谈禅也就是谈佛。

禅宗是中国佛教创造性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中国禅宗的产生,就是为了反对佛教的烦琐哲学的。他们提倡以实修为主,不落言诠,不立文字。相传为中国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说法的记录,以后为禅宗奉作经典的《坛经》,就是综合了大乘空有二宗最基本的观点,以极其简炼的语言(全文仅一万余字)表达出来的,唯一被称为"经"的中国著作。而在实修上,中国禅宗也改变了那种脱离现实世界,尤其是脱离现实自我的静坐求净的方法。他们认为,人人具有的佛性本来清净无为,没有烦恼缠缚(即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人们一旦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为,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脱。禅宗在开导人时,特别强调个人的主动性,他们认为,自性只能自觉,他人的觉悟不能替代自己的觉悟,别人至多只能引导一下。因此,禅宗大师从不告诉弟子们现成的结论,而总是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去启发弟子们自己进行思考,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方法和手段中,就有人们熟知的"棒喝"、"参公案"、"看话头"等等。这里面虽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也有一定的启发智力的作用。另外,禅宗要求人们做自家主人,不迷信权威(包括佛陀、祖师和佛典),这对解放思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今,禅宗思想在东西方社会中,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少学者对之有浓厚的兴趣。

佛教大约于公元四世纪时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其时,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不断从中国输入佛经和派遣高僧来中国求法,中国的各宗派亦先后传入,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佛教宗派。先是有五教的成立(涅槃、戒律、法性、华严、法相),八世纪后禅宗传入,也有了教宗之分。朝鲜半岛的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高僧和名著。如,高丽僧义渊,新罗僧圆光、慈藏、义湘、元晓、圆测、道义等是为最著名者。义湘、元晓都深通华严,前者被尊为朝鲜华严初祖,后者被尊为"海东师",其所著之《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疏》等,世称为"海东疏",对华严思想甚有发明。今天,佛教在南朝鲜仍然十分盛行。

佛教大约于公元六世纪时首先由百济传入日本。经圣德太子大兴佛法,佛教在日本扎下了根。公元七世纪初,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并派留学僧数十名随行求法,开始由中国传入佛教。奈良朝时期,是由唐朝输入的佛教,当时有六个主要宗派,史称"南都六宗"(三论、法相、华严、律宗、俱舍、成实)。平安朝时期,留唐高僧最澄和空海,回国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此时,日本佛教开始谋求与本土传统文化(神道)的调和,出现了所谓的本地垂迹说,即宣称佛为神之本体,神是佛的化身。这种情况,在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也发生过。当时也有所谓老子西去化为佛,佛遣三大弟子来中华传教,分别化为孔子(儒童菩萨)、颜回(月光菩萨)、老子(摩诃迦叶)等。至镰仓时代,又增加了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禅宗四宗。真宗、日莲宗是日本独有的宗派,真宗本是净土宗的支派,为亲鸾所开创,此派因承认和尚可以吃荤、可以娶妻受到欢迎,以后并为日本各宗派所接受。日莲宗以标榜恢复天台教义而创此新宗,鼓吹"唱题成佛论",提倡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修行方法。禅宗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们的特别青睐,是武士的精神支柱,因此十分兴盛。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始祖,开创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临济宗,其再传弟子道元留宋回国后则开创了曹洞宗。禅宗在日本获得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到最突出的地位,形成其自己的特征。本世纪初,日本禅宗经过铃木大拙等人传播到欧美,在西方引起了一股禅宗热。此热不仅至今不衰,且呈日趋高涨之势。

越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途之一,早期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比较大,八世纪以后则主要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李朝是越南佛教的黄金时代,传播的主要是禅宗。后黎王朝时,大力推行崇儒抑佛的政策,佛教遂日趋衰微,此后亦未能再兴。



东西文化的交流,可以说自古有之。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远达希腊、罗马。《汉书》中所记之"大夏"系指希腊人所建之国,"大秦"则指罗马帝国。古印度与希腊、罗马也早有交流,现存汉译佛典中,有一部名叫《那先比丘经》的经(巴利文佛典中也有,名叫《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nha]),讲的是弥兰陀王(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支配西北印度的希腊人国王)在与那先比丘的问答后,皈依佛教的故事,记述了古印度与古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六世纪起,欧洲资本主义向亚洲开拓殖民地,进行掠夺。同时,罗马教廷也派遣天主教耶苏会士来亚洲传教,东西开始了一种新的交流。至十九世纪,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沦地殖民地,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被彻底打破,从此是东西文化的开放的、全方位的交流。

由于历史的原因,又因我们身处东方,人们往往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化、哲学对东方和中国的影响,而对交流中东方文化、哲学在西方引起的反响则反而疏于考察。因此,在本文结束之前,我想就后者做一极其简要的介绍,或许能触发起人们对东方人的智慧,东方文化、哲学价值的重新思索。

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加上"中医"是五大发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小学课本上就有的。现在,人们谈论的则是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坦普尔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智慧是如何令西方吃惊、敬佩和着迷的。谈论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叫青年人在光荣的历史中自我陶醉,相反是要把他当作一付清醒剂,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一下自我,激励我们去创造一个无愧于民族历史的新时代的自我。

对于儒家文化,人们议论纷纷,捧之者捧杀,骂之者骂杀,各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谁也驳不倒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说明,捧杀也不行,骂杀也不行。与其在捧杀与骂杀的唇枪舌战中打转转,不如在现实生活中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察其实际之功效而取舍之。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曾对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等,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伏尔泰对孔子儒家思想推崇倍至。他在《哲学辞典》"中国"条中写道:"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转引自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李约瑟在《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同上)至于德国的莱布尼茨对于《周易》和宋明理学的特殊兴趣,已为人们所熟知,就不必详说了。今天,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上的成功,儒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正在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与研究。
当今,欧美国家的许多科学家(包括自然学家和哲学人文科学家),运用东方哲学研究现代科学问题,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八十年代初风行美国的《物理学之道》(走向未来丛书曾编译出版题名《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用道家和禅宗思想来探讨现代物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而用儒家、道家、佛教(主要是禅宗)理论来研究人的问题,心理学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更是不胜枚举。即以大家所熟知的存在主义来说,如果你对中国道家老庄思想一无了解的话,是无法把握其真谛的。这一切证明,古老的东方智慧不仅魅力犹存,而且自我调节以适应时代的生存能力。

关于"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的议论多起来了,在日本也有人认为现在是提出"脱欧入亚"(日本明治维新时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曾提出"脱亚入欧")的时候了。对此,我们应当作何思考?自大是愚昧的,自尊是不可无的。

①学术界对世界五大文化圈也有这样分类和称呼的:中国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东方正教文化圈,回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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