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在领导者道德素养陶铸中的价值
作者：王 成 裴 植
摘要：《易传》在加强领导者道德素养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易传》“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领导者的仁爱精神，从而更好地关心、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领导者的谦敬品质，从而谦敬为怀，赢得群众。所以，提高领导者道德素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易传》。
关键词：易传；领导者；道德素养
各级领导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其道德素养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领导者能否真正做到自我约束，自我领导，及其自身与行为价值量的高低，而且对领导活动的成败及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成功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大力提高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同时，必须着力提升领导者的道德素养。提高领导者道德素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易传》。这是因为，《易传》在加强领导者道德素养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一、《易传》“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领导者的仁爱精神，从而更好地关心、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倡导仁爱是《易传》政治主张的重要特色之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明确告诉人们：作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仅要通过学习，积聚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相互间的诘问、辩论以明晰是非，提高智力性素养，而且必须拓宽博大的胸怀，提高非智力性素养，尤其是要以仁爱之心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毋庸置疑，“仁以行之”乃是“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因此，按照《易传》的标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领导者必须具备仁厚的宅心，亦即“仁”的品质，具备这样的品质，方能达到“上施光也”（《颐·象》）的境界。就是说，居于高位的领导者以深厚的仁爱之心对待下属，不仅雨露普润，而且会获得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与支持。根据《易传》分析，这种品质就像宽厚无比、苍茫无际的大地，虽然养育着万事万物，但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德——“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说卦》）当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所赞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以博大仁爱胸怀善待世间万物的品质。既然“仁”之品质如此重要，何谓之“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尽心下》）简单地说，所谓“仁”就是“爱人”，亦即任何人之间在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诸多领域都应彼此以仁爱之心善待对方，把对方当人看，而不是相反。虽然这一品质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具备而尚未完全具备需要逐渐完善的，但是，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者而言，由于其自身地位的特殊重要性，锤炼仁爱品质显得似乎更加迫切。
在大多社会成员仍然借助社会组织谋求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现时代，领导者肩负着为组织成员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责任和义务。组织成员能否与社会发展同步进入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领导者可谓重任在肩。所以，关心群众冷暖，关爱下属发展成为每一个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易经》所说“同人于门”（《同人》）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家人，而且要将这种爱推广于“门外”。对领导者而言，“门外”的最小领域就是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换言之，领导者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的“爱”广施于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能像素养偏低的一般成员那样“同人于宗”（《同人》）。《易传》指出：“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象》）告诫领导者，只爱自己的宗族（亲信、家人）本身不符合大道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领导者基本素养的内在要求。领导者不仅不应该对组织成员搞“合理筛选”，以自己为中心划界，搞远近亲疏，反而应该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于组织之外，“同人于野”（《同人》），不仅使本组织的成员感受这种博大的仁爱，而且使更广泛领域的社会成员普遍享受这种仁爱，如此就达到了《大戴礼记》所说的“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曾子立事》）的崇高境界。这也正是《易传》理想中的境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
当然，领导者的仁爱素养不应仅仅停留在内心和口头上，还必须落实于行动中。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创，公平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时候，《易传》“不独富”（《小畜·象》）的思想成为领导者培养仁爱品质的重要参照系。
追求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享受高品位的物质条件是任何时代的人所共有的愿望。自从剩余产品出现以来，领导者利用手中握有支配、组织人、财、物权力的便利条件谋求私利者比比皆是。虽然说党从本质上讲没有自己的私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现时代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都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民争利者更是司空见惯。即便下属怨气冲天，上级依然我行我素者亦不罕见。他们不断地“富之、贵之”（《墨子·尚贤上》），但“富”与“贵”的对象始终指向自己，大有“惟我富贵，哪管部下既贫且难”的气概。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党的干部不“富以其邻”（《小畜》），而是自己利用职权“先富起来”显然是违背党的富民政策的，也与党章对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去甚远，此举不仅使自己的权力发生了变异，失去了人民性，而且最终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乃至危及人民政权的根基。所以，作为领导者不能仅仅依靠甜言蜜语去领导，“甘临，无攸利”（《临》）。人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而且要“依靠个人兴趣、依靠对个人利益上的关心”（第572页）[1]。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104页）[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第84页）[3]。所以，领导者在关注个人“奔小康”进程的同时，务必不能忘记自己在组织中的领头雁地位，为下属创造更殷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丰厚的物质财富，使组织成员不仅能够吃饱，而且能够吃好。这样的领导者下属才会“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心甘情愿地追随。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者“不独富”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即要求领导者要善于振奋民众的精神，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使其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都成为富裕者，而不是成为物质上的富豪，精神上的乞丐。
要真正将这种“仁爱”情怀付诸实践并非易事。这要求领导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屏弃自己内心一切不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东西，“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时时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一丝不苟地贯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既切实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眼前、暂时的利益，又充分考虑他们长远、永久的利益；既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追求，又时时处处体现对下属深切的人文关怀。诚如李觏所说“此温厚而广爱者也，仁之道也。”（《礼论第三》）[4]个别缺乏仁爱素养的领导者不切实关爱群众，为政主观臆断，缺乏严密论证，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这种人孟子称之为“殃民者”。孟子还进一步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当然也不容于社会主义的今朝盛世。故此，培养领导者的仁爱品质，时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还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领导者的仁爱素养还体现在对下属的宽厚。《易传》指出：“上以厚下安宅。”（《剥·象》）要求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以宽厚的胸怀对待下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老子》中的一段话：“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作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时时处处表现出宽厚情怀，与下属在人格、权利、尊严等方面完全平等。如此，则“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这样，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就能做到平等沟通，互通意见，而不是无礼放肆。这种广大宽厚的情怀不仅利于拉近上下级的心理距离，营造融洽的组织氛围，且易于使组织各方有事多商量，有矛盾多做自我批评，有利于形成友善、和谐的组织环境。“敦临，吉无咎。”（《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临·象》）正是对领导者以厚道之情展开领导活动实际效果的准确分析。“安土敦乎仁”（《系辞上》），这样的领导者还能得不到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从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吗？
二、《易传》“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说，智、仁、勇这三条行为规范，是天下最通达的大德。虽然“智”的品质不像“仁”那样具有根本性意义，但仍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儒家历来把“智”看成是实现其最高道德原则“仁”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易传》对“知（智）”也投以特别关注。
《易传》指出：“知（智）临，大君之宜”（《临》），是说作为领导者，应当善于运用聪明睿智实施领导活动，这样不仅能够收到好的工作效果，而且易于得到上级的赏识。既然“智”在领导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智”呢?《易传》在很多场合给出了说明，比如“履霜，坚冰至”（《坤》），告诉人们应当善于明察秋毫，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坤·象》）所反映的就是人们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进而能够利用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需要智慧的。再比如：“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告诉人们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都会遇到一些难以把握，或者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易传》则主张学会明智地放弃，舍得撒手。否则，“往，吝”（《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又如“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文言》）等等，都说明一个道理。所谓“智”就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蒙蔽，能见于未萌，见微知著，正确决断，趋利避害，能知人知己。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轴心”（第42页）[5]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率领各级组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真正发挥乐队指挥般的作用(注:马克思说过：“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1页）)，明智品质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说：在“智”的指导下领导者就可做到“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必仁且智》）[6]具体说“智”的素养在领导实践中的作用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括囊”（《坤》）与以智用言。无论从事哪一级领导工作，都离不开语言媒介。有人甚至提出：“领导语言技巧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有利武器”（第1页）[7]。本文无意反驳这种看法，但是，按照《易传》的“括囊”理论，“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系辞下》），我们认为以智用言方为上上之策。关于这一点，墨子也曾经指出：“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就是说，夸夸其谈，吹嘘自己的才能和功劳，华而不实，对于营造上下级间融洽和谐的气氛并没有突出作用，而做到内心明辨，言简意赅，踏踏实实做事，讲究智慧、明晰，更有利于拉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距离，促进上下级关系向纵深发展。尤其是领导者在组织中特殊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组织成员以及组织发展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因此，领导者应时时牢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系辞上》）的教诲。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信息激增的当今时代，领导者更应注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不要不懂装懂，信口开河。在韩非子看来这是不明智的表现，即所谓“不知而言，不智”（《韩非子·初见秦》）。当然，我们绝非提倡领导者们做“逢人只说三分话，话到嘴边留半句”的滑头，这种做法也绝不是“以慎辨物居方”（《未济·象》），而是不忠实的表现，“知而不言，不忠”（《初见秦》）说的就是这种人。我们所提倡的是“言要则知”（《荀子·子道》），“或默或语”，“动静有常”（《系辞上》）。领导者说话不仅要合乎要领，抓住问题的实质，对疑难问题不妄加解释，该说则说，不该说则止。“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辞上》同时，还应注意提高说话技巧。苦口良药虽利于病，但因其苦口人常不乐食；逆耳忠言虽利于行，但因其逆耳人常不乐听，所以，领导者一定要善于把握人们思想变化发展的规律，以智用言。善化良药为甜口，善变忠言为顺耳。驾驭语言如王通所描绘的那样：“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中说·魏相》）这样，不仅上下级沟通灵便，而且组织内各方面关系会变得豁然开朗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领导者以智用言，但绝非让我们的干部曲意逢迎，而是“兵形像水，因地而制流”（《孙子兵法·虚实》），是在谈话可能受阻或情绪对立时，曲直相生，灵活应变，相机而言。
其二，“学以聚之”与勤学广智。《易传》指出：“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系辞下》）告诉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无法承担组织发展重任的，即便勉强来做，后果则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孔子主张“志于学”（《论语·为政》），“敏而好学”（《公冶长》）、“学而不厌”（《述而》）。在解释“君子终日乾乾”（《乾》）时，孔子同样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对于领导者而言，学习不仅仅是“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能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成就组织发展大业的问题。因此，领导者必须发扬“自强不息”（《乾·象》）的精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乾·文言》），“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要求各级领导者具备扎实的综合文化知识，掌握一定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更新，才能把知识和技术弄懂学透，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从而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有所贡献。诚然，增益才智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勇于牺牲的精神，是难以成功的。故而，《易传》“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的至理名言就愈发显得熠熠生辉，它要求人们“久于其道”（《恒·彖》），“立不易方”（《恒·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恒·彖》）。否则，“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恒·象》）可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终将为社会所抛弃。“见利而忘患，忘患而患反生”（《利害》）[8]，说的就是这种人。所以，领导者要以此为鉴，“思患而预防之”（《既济·象》），“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隟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勖学》）[9]，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掌握新技术，不仅向国内的行家里手学习，还要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领导经验，精益求精，不断地“去故”“取新”（《杂卦》）。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前途，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
三、《易传》“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领导者的谦敬品质，从而谦敬为怀，赢得群众
谦敬，是《易传》最为关注的道德范畴之一——“谦，德之柄也。”（《系辞下》）众所周知，“谦”是《周易》第十五卦，也是卦辞、爻辞全吉的一卦，其余六十三卦则是有吉有凶。为什么独有“谦”卦“享受”如此特殊待遇呢？谦卦的卦象画出来是艮下坤上，即山在下，地在上。按照自然常识，应该是山在上，地在下，为什么反过来了呢？通常的解释是，高山在大地面前贬低自己是为谦虚，即“卑以自牧”（《谦·象》）。引申为具有某种优势的人在他人面前卑让就是“谦”。行此“以贵下贱”之举，“大得民也”（《屯·象》）。而且，此举不仅不会损害优势人物的形象，反而使其品格得到升华——“谦，尊而光”（《系辞下》）就是很好的说明。
“谦”卦的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而所谓“谦”就是我们说的“谦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辞上》）杜预在给《左传·昭公五年》做注时也有同样的解释：“谦道卑退。”有了这样一种品质，就可以“亨”（通顺）了——“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谦》），可见，只要按照“谦”的要求做事要恭、虚、让，不要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就能大吉大利，即便在古人看来非常凶险的事情——涉越大河——一样获得良好效果，遑论其他呢？不仅如此，只要一个人的言行与“谦”相联系，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谦·象》）等等，结果都是“有终吉”（《谦》）。可见“谦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反之则凶。“亢龙有悔”（《乾》）是最典型的表现。关于这一点，老子给出了更加直接的答案：“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用这种在很多“聪明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并且称不上“高明”的“下之”的方法开展领导活动，应该说是最简单易行、最容易收到良好实效的最高境界的方法了。
领导实践中，比较常见这样的现象：“（领导者）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其原因往往与领导者缺乏谦敬品质密切相联，后果必然是“动而有悔”（《乾·文言》）。避免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领导者时时处处“以虚受人”（《咸·象》），敬重所有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人，“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辞上》）注重克骄防矜，谦敬为尚。这样，在满足他人理解、关心、尊重之基本需要的同时，疏通了人际沟通的渠道，加深了彼此感情的深度，树立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在组织内可以形成一呼百诺、万众归心的凝聚力，也可以形成春风化雨的感染力，也可以形成整肃组织、抑恶扬善的驾驭力。有了这几种“力”，组织成员会发自内心地信任你，支持你、追随你、服从你。就组织外部而言，领导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组织形象。“大而不盈”(注:《易传·序卦》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的领导形象，必定增强组织在市场上的感染力，亲和力，同时可以增强组织竞争中的抗干扰力和防御力，发展壮大的同时提升组织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所以，《易传》指出：“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序卦》）就是说，虽然领导者在身份、地位、威望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但仍然能够保持谦逊的品质，这样就能尽享安乐。这样，谦敬就变成了领导活动中无往不胜的利器。领导者“任天地而有余。”（《吕氏春秋·举难》）所以，《管子》对这一品质大加赞赏：“大哉！恭逊敬爱之道。”（《管子·小称》）
虽然理论说起来直观明了，领导实践却并非如学说那样简单。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领导者上任之初是能够坚持谦恭为怀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乾》）。但是，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难以将这种美德坚持下去。领导实践中这样的人并不鲜见——开始的时候能够注意谦恭、谦让、谦虚，即使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上也做出恭下的姿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时间一长，这种美德在部分人身上就渐渐磨灭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坚持下来。所以，《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结果往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这就告诫我们的领导者，谦恭这种美德贵在坚持——“可久则贤人之德”（《系辞上》）——只有那些始终如一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从而成就“贤人之业”（《系辞上》）。那些半途而废者很难把领导工作做好。“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象》）的要求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各个领域，“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谦·彖》）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易传》中所包含的自强思想、诚信思想、勇毅思想、创新思想等等，在提高当代领导者道德素养中无不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做过于全面的探讨。但仅就上述三点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窥知《易传》在当代官德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作为肩负着“为组织发展确立目标、制定计划，为组织健康运行建章立制，选拔人才，为组织成员人人做到才尽其用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第16页）[10]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能够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从《易传》中吸取营养，自身道德素养就会不断提高，党政工作就能做得更好，就能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大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有党政干部都应为此付出加倍努力，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6]董仲舒.春秋繁露[M].二十二子[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周振林，王立达.领导与语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8]刘勰.刘子集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王成.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的现代解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摘要：《易传》在加强领导者道德素养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易传》“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领导者的仁爱精神，从而更好地关心、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领导者的谦敬品质，从而谦敬为怀，赢得群众。所以，提高领导者道德素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易传》。
关键词：易传；领导者；道德素养
各级领导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其道德素养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领导者能否真正做到自我约束，自我领导，及其自身与行为价值量的高低，而且对领导活动的成败及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成功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大力提高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同时，必须着力提升领导者的道德素养。提高领导者道德素养的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易传》。这是因为，《易传》在加强领导者道德素养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一、《易传》“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养领导者的仁爱精神，从而更好地关心、爱护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倡导仁爱是《易传》政治主张的重要特色之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明确告诉人们：作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仅要通过学习，积聚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相互间的诘问、辩论以明晰是非，提高智力性素养，而且必须拓宽博大的胸怀，提高非智力性素养，尤其是要以仁爱之心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毋庸置疑，“仁以行之”乃是“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因此，按照《易传》的标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领导者必须具备仁厚的宅心，亦即“仁”的品质，具备这样的品质，方能达到“上施光也”（《颐·象》）的境界。就是说，居于高位的领导者以深厚的仁爱之心对待下属，不仅雨露普润，而且会获得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与支持。根据《易传》分析，这种品质就像宽厚无比、苍茫无际的大地，虽然养育着万事万物，但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德——“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说卦》）当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所赞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以博大仁爱胸怀善待世间万物的品质。既然“仁”之品质如此重要，何谓之“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尽心下》）简单地说，所谓“仁”就是“爱人”，亦即任何人之间在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诸多领域都应彼此以仁爱之心善待对方，把对方当人看，而不是相反。虽然这一品质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具备而尚未完全具备需要逐渐完善的，但是，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者而言，由于其自身地位的特殊重要性，锤炼仁爱品质显得似乎更加迫切。
在大多社会成员仍然借助社会组织谋求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现时代，领导者肩负着为组织成员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责任和义务。组织成员能否与社会发展同步进入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领导者可谓重任在肩。所以，关心群众冷暖，关爱下属发展成为每一个领导者的重要职责。《易经》所说“同人于门”（《同人》）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家人，而且要将这种爱推广于“门外”。对领导者而言，“门外”的最小领域就是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换言之，领导者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的“爱”广施于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能像素养偏低的一般成员那样“同人于宗”（《同人》）。《易传》指出：“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象》）告诫领导者，只爱自己的宗族（亲信、家人）本身不符合大道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领导者基本素养的内在要求。领导者不仅不应该对组织成员搞“合理筛选”，以自己为中心划界，搞远近亲疏，反而应该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于组织之外，“同人于野”（《同人》），不仅使本组织的成员感受这种博大的仁爱，而且使更广泛领域的社会成员普遍享受这种仁爱，如此就达到了《大戴礼记》所说的“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曾子立事》）的崇高境界。这也正是《易传》理想中的境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
当然，领导者的仁爱素养不应仅仅停留在内心和口头上，还必须落实于行动中。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创，公平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时候，《易传》“不独富”（《小畜·象》）的思想成为领导者培养仁爱品质的重要参照系。
追求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享受高品位的物质条件是任何时代的人所共有的愿望。自从剩余产品出现以来，领导者利用手中握有支配、组织人、财、物权力的便利条件谋求私利者比比皆是。虽然说党从本质上讲没有自己的私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现时代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都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民争利者更是司空见惯。即便下属怨气冲天，上级依然我行我素者亦不罕见。他们不断地“富之、贵之”（《墨子·尚贤上》），但“富”与“贵”的对象始终指向自己，大有“惟我富贵，哪管部下既贫且难”的气概。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党的干部不“富以其邻”（《小畜》），而是自己利用职权“先富起来”显然是违背党的富民政策的，也与党章对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去甚远，此举不仅使自己的权力发生了变异，失去了人民性，而且最终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乃至危及人民政权的根基。所以，作为领导者不能仅仅依靠甜言蜜语去领导，“甘临，无攸利”（《临》）。人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而且要“依靠个人兴趣、依靠对个人利益上的关心”（第572页）[1]。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104页）[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第84页）[3]。所以，领导者在关注个人“奔小康”进程的同时，务必不能忘记自己在组织中的领头雁地位，为下属创造更殷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丰厚的物质财富，使组织成员不仅能够吃饱，而且能够吃好。这样的领导者下属才会“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心甘情愿地追随。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者“不独富”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即要求领导者要善于振奋民众的精神，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使其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都成为富裕者，而不是成为物质上的富豪，精神上的乞丐。
要真正将这种“仁爱”情怀付诸实践并非易事。这要求领导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屏弃自己内心一切不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东西，“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时时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一丝不苟地贯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既切实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眼前、暂时的利益，又充分考虑他们长远、永久的利益；既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追求，又时时处处体现对下属深切的人文关怀。诚如李觏所说“此温厚而广爱者也，仁之道也。”（《礼论第三》）[4]个别缺乏仁爱素养的领导者不切实关爱群众，为政主观臆断，缺乏严密论证，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这种人孟子称之为“殃民者”。孟子还进一步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当然也不容于社会主义的今朝盛世。故此，培养领导者的仁爱品质，时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还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领导者的仁爱素养还体现在对下属的宽厚。《易传》指出：“上以厚下安宅。”（《剥·象》）要求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以宽厚的胸怀对待下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老子》中的一段话：“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作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时时处处表现出宽厚情怀，与下属在人格、权利、尊严等方面完全平等。如此，则“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这样，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就能做到平等沟通，互通意见，而不是无礼放肆。这种广大宽厚的情怀不仅利于拉近上下级的心理距离，营造融洽的组织氛围，且易于使组织各方有事多商量，有矛盾多做自我批评，有利于形成友善、和谐的组织环境。“敦临，吉无咎。”（《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临·象》）正是对领导者以厚道之情展开领导活动实际效果的准确分析。“安土敦乎仁”（《系辞上》），这样的领导者还能得不到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从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吗？
二、《易传》“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说，智、仁、勇这三条行为规范，是天下最通达的大德。虽然“智”的品质不像“仁”那样具有根本性意义，但仍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儒家历来把“智”看成是实现其最高道德原则“仁”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易传》对“知（智）”也投以特别关注。
《易传》指出：“知（智）临，大君之宜”（《临》），是说作为领导者，应当善于运用聪明睿智实施领导活动，这样不仅能够收到好的工作效果，而且易于得到上级的赏识。既然“智”在领导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智”呢?《易传》在很多场合给出了说明，比如“履霜，坚冰至”（《坤》），告诉人们应当善于明察秋毫，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坤·象》）所反映的就是人们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进而能够利用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需要智慧的。再比如：“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告诉人们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都会遇到一些难以把握，或者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易传》则主张学会明智地放弃，舍得撒手。否则，“往，吝”（《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又如“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文言》）等等，都说明一个道理。所谓“智”就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蒙蔽，能见于未萌，见微知著，正确决断，趋利避害，能知人知己。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轴心”（第42页）[5]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率领各级组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真正发挥乐队指挥般的作用(注:马克思说过：“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1页）)，明智品质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说：在“智”的指导下领导者就可做到“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必仁且智》）[6]具体说“智”的素养在领导实践中的作用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括囊”（《坤》）与以智用言。无论从事哪一级领导工作，都离不开语言媒介。有人甚至提出：“领导语言技巧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有利武器”（第1页）[7]。本文无意反驳这种看法，但是，按照《易传》的“括囊”理论，“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系辞下》），我们认为以智用言方为上上之策。关于这一点，墨子也曾经指出：“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修身》）。就是说，夸夸其谈，吹嘘自己的才能和功劳，华而不实，对于营造上下级间融洽和谐的气氛并没有突出作用，而做到内心明辨，言简意赅，踏踏实实做事，讲究智慧、明晰，更有利于拉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距离，促进上下级关系向纵深发展。尤其是领导者在组织中特殊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组织成员以及组织发展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因此，领导者应时时牢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系辞上》）的教诲。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信息激增的当今时代，领导者更应注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不要不懂装懂，信口开河。在韩非子看来这是不明智的表现，即所谓“不知而言，不智”（《韩非子·初见秦》）。当然，我们绝非提倡领导者们做“逢人只说三分话，话到嘴边留半句”的滑头，这种做法也绝不是“以慎辨物居方”（《未济·象》），而是不忠实的表现，“知而不言，不忠”（《初见秦》）说的就是这种人。我们所提倡的是“言要则知”（《荀子·子道》），“或默或语”，“动静有常”（《系辞上》）。领导者说话不仅要合乎要领，抓住问题的实质，对疑难问题不妄加解释，该说则说，不该说则止。“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辞上》同时，还应注意提高说话技巧。苦口良药虽利于病，但因其苦口人常不乐食；逆耳忠言虽利于行，但因其逆耳人常不乐听，所以，领导者一定要善于把握人们思想变化发展的规律，以智用言。善化良药为甜口，善变忠言为顺耳。驾驭语言如王通所描绘的那样：“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中说·魏相》）这样，不仅上下级沟通灵便，而且组织内各方面关系会变得豁然开朗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领导者以智用言，但绝非让我们的干部曲意逢迎，而是“兵形像水，因地而制流”（《孙子兵法·虚实》），是在谈话可能受阻或情绪对立时，曲直相生，灵活应变，相机而言。
其二，“学以聚之”与勤学广智。《易传》指出：“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系辞下》）告诉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无法承担组织发展重任的，即便勉强来做，后果则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孔子主张“志于学”（《论语·为政》），“敏而好学”（《公冶长》）、“学而不厌”（《述而》）。在解释“君子终日乾乾”（《乾》）时，孔子同样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对于领导者而言，学习不仅仅是“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能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成就组织发展大业的问题。因此，领导者必须发扬“自强不息”（《乾·象》）的精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乾·文言》），“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要求各级领导者具备扎实的综合文化知识，掌握一定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更新，才能把知识和技术弄懂学透，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从而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有所贡献。诚然，增益才智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勇于牺牲的精神，是难以成功的。故而，《易传》“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的至理名言就愈发显得熠熠生辉，它要求人们“久于其道”（《恒·彖》），“立不易方”（《恒·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恒·彖》）。否则，“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恒·象》）可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终将为社会所抛弃。“见利而忘患，忘患而患反生”（《利害》）[8]，说的就是这种人。所以，领导者要以此为鉴，“思患而预防之”（《既济·象》），“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隟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勖学》）[9]，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掌握新技术，不仅向国内的行家里手学习，还要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领导经验，精益求精，不断地“去故”“取新”（《杂卦》）。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前途，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
三、《易传》“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领导者的谦敬品质，从而谦敬为怀，赢得群众
谦敬，是《易传》最为关注的道德范畴之一——“谦，德之柄也。”（《系辞下》）众所周知，“谦”是《周易》第十五卦，也是卦辞、爻辞全吉的一卦，其余六十三卦则是有吉有凶。为什么独有“谦”卦“享受”如此特殊待遇呢？谦卦的卦象画出来是艮下坤上，即山在下，地在上。按照自然常识，应该是山在上，地在下，为什么反过来了呢？通常的解释是，高山在大地面前贬低自己是为谦虚，即“卑以自牧”（《谦·象》）。引申为具有某种优势的人在他人面前卑让就是“谦”。行此“以贵下贱”之举，“大得民也”（《屯·象》）。而且，此举不仅不会损害优势人物的形象，反而使其品格得到升华——“谦，尊而光”（《系辞下》）就是很好的说明。
“谦”卦的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而所谓“谦”就是我们说的“谦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辞上》）杜预在给《左传·昭公五年》做注时也有同样的解释：“谦道卑退。”有了这样一种品质，就可以“亨”（通顺）了——“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谦》），可见，只要按照“谦”的要求做事要恭、虚、让，不要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就能大吉大利，即便在古人看来非常凶险的事情——涉越大河——一样获得良好效果，遑论其他呢？不仅如此，只要一个人的言行与“谦”相联系，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谦·象》）等等，结果都是“有终吉”（《谦》）。可见“谦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反之则凶。“亢龙有悔”（《乾》）是最典型的表现。关于这一点，老子给出了更加直接的答案：“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用这种在很多“聪明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并且称不上“高明”的“下之”的方法开展领导活动，应该说是最简单易行、最容易收到良好实效的最高境界的方法了。
领导实践中，比较常见这样的现象：“（领导者）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其原因往往与领导者缺乏谦敬品质密切相联，后果必然是“动而有悔”（《乾·文言》）。避免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领导者时时处处“以虚受人”（《咸·象》），敬重所有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人，“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辞上》）注重克骄防矜，谦敬为尚。这样，在满足他人理解、关心、尊重之基本需要的同时，疏通了人际沟通的渠道，加深了彼此感情的深度，树立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在组织内可以形成一呼百诺、万众归心的凝聚力，也可以形成春风化雨的感染力，也可以形成整肃组织、抑恶扬善的驾驭力。有了这几种“力”，组织成员会发自内心地信任你，支持你、追随你、服从你。就组织外部而言，领导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组织形象。“大而不盈”(注:《易传·序卦》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的领导形象，必定增强组织在市场上的感染力，亲和力，同时可以增强组织竞争中的抗干扰力和防御力，发展壮大的同时提升组织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所以，《易传》指出：“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序卦》）就是说，虽然领导者在身份、地位、威望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但仍然能够保持谦逊的品质，这样就能尽享安乐。这样，谦敬就变成了领导活动中无往不胜的利器。领导者“任天地而有余。”（《吕氏春秋·举难》）所以，《管子》对这一品质大加赞赏：“大哉！恭逊敬爱之道。”（《管子·小称》）
虽然理论说起来直观明了，领导实践却并非如学说那样简单。现实生活中，大部分领导者上任之初是能够坚持谦恭为怀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乾》）。但是，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难以将这种美德坚持下去。领导实践中这样的人并不鲜见——开始的时候能够注意谦恭、谦让、谦虚，即使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上也做出恭下的姿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时间一长，这种美德在部分人身上就渐渐磨灭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坚持下来。所以，《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结果往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这就告诫我们的领导者，谦恭这种美德贵在坚持——“可久则贤人之德”（《系辞上》）——只有那些始终如一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崇高的境界，从而成就“贤人之业”（《系辞上》）。那些半途而废者很难把领导工作做好。“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象》）的要求不仅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各个领域，“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谦·彖》）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易传》中所包含的自强思想、诚信思想、勇毅思想、创新思想等等，在提高当代领导者道德素养中无不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做过于全面的探讨。但仅就上述三点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窥知《易传》在当代官德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作为肩负着“为组织发展确立目标、制定计划，为组织健康运行建章立制，选拔人才，为组织成员人人做到才尽其用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第16页）[10]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能够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从《易传》中吸取营养，自身道德素养就会不断提高，党政工作就能做得更好，就能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大业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有党政干部都应为此付出加倍努力，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王乐夫.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6]董仲舒.春秋繁露[M].二十二子[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周振林，王立达.领导与语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8]刘勰.刘子集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王成.先秦诸子领导思想的现代解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展开全文
APP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