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师，一生致力于礼乐文化的传播事业，无论是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还是周游列国，传经布道，都体现了其兼济天下的宏愿。但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采纳孔子的主张。孔子一生很不得志，晚年归于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倾力整理六经，是在宏愿未就的情况下的重要举措，而这一行为既规范了儒家经典，也规范了中华文化。

六经中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称为《诗三百》，亦称为《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上古传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乐正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前者，后人颇为质疑。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诗三百》的定数问题。《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可见，孔子之前三百篇已为定数。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的问题。鲁国乐师为其演奏十五国风及雅、颂。其顺序依次为：《周南》、《召南》、《邶》、《癟》、《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 与今本《诗经》的顺序大体相同。时孔子年仅八岁，绝无可能对《诗经》进行删削。

其三、孔子整理文献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诗三千余篇十删其九，不合乎孔子的著述态度。

其四、关于“郑卫淫声”。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孔子多次表达对郑卫之音的厌恶。《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假定孔子删诗，理应删掉“郑声”，但十五《国风》中，“郑风”存留颇多。

其五、《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与孔子同代的墨子也有‘诗三百’的称呼，可见“诗三百”是一个固定的篇目。

其六、先秦逸诗问题。若孔子删诗，先秦典籍必定存留逸诗，但今天尚不多见。

因此，在孔子删诗问题上，我们倾向否定前者，而去肯定后者，即孔子为《诗三百》进行了正乐的工作。《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的这句自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对《诗三百》中的雅和颂进行了乐正的工作，相比之风，孔子当然更愿意关注雅和颂，但对于国风，孔子并非视而不见，即使是涉及男女恋情的爱情诗。这类诗在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根据其内容，主要应概括为以下三类：一、男女相恋的情诗；二、家庭和美诗；三、弃妇诗。

1、男女相恋的情诗——《周南·关雎》

《关雎》是国风的第一篇，也是《诗经》的首篇。《毛诗序》以为此诗是吟咏“后妃之德”，“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显然这是《诗三百》经化的结果。今天看来，这首诗更象是一首表达男女相恋的很唯美的情诗。即从诗中起兴的“雎鸠”而言，更是表达了一种忠于爱情的观念。《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朱熹《诗集传》云：“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鹥，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2]这些注解都指出了雎鸠是一种生有定偶而不相乱的鸟，可引申为男女对爱情的专一。尤其是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更是成为后世才子佳人的代名词，可见，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提到《关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关雎》符合礼仪教化的一面。孔子讲求以外在的礼来规范内在的情感。他希望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使情感合度、理性适中，进而社会有序。他相信唯有先王的礼乐堪此重任。也就是以礼乐来驯服心中的猛兽，从而达到“治心”的目的。《关雎》正合孔子心意，既抒发了人心的哀乐情感，又把握了“度”，不流于淫、伤。也正是由于其符合礼的规范，所以孔子听《关雎》“洋洋乎盈耳哉”。接下来，孔子对《关雎》的发挥可谓达到了极致。孔子以《关雎》为风始。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 孔子曰：“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翔翔，由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从孔子的回答可以看出，在孔子眼里，《关雎》是天道，王道，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雎》里都有了。其所蕴藏的含义已经不是仅仅一首爱情诗所能容纳的。这是对《关雎》的至高无上的推崇，也可以见出孔子对王道的尊奉。孔子而后的解诗和阐诗者都因循了这种观念：“《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之毛序）“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关雎》之郑笺）就连史书也持这种观念：“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汉书·匡衡传》）[3]

孔子把诗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所以他很自然地说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这样的话来。孔子对诗的阐释，促进了诗的经典化。诗本是言志的产物，是文学的诗，而在道德教化面前，文学欣赏和审美便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了。

2、家庭和美诗——《郑风·女曰鸡鸣》

《郑风·女曰鸡鸣》通过夫妻间的对话，展示了三个情意融融的特写镜头，即鸡鸣晨催、男子祈愿、女子赠佩。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4]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诗中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句，后世演化为“琴瑟之好”，千百年来一直用以形容夫妻恩爱、情感和谐。琴和瑟都是古代的弦乐器，古人常将琴和瑟一起演奏，互相唱和，总是能弹奏出令人心醉的美妙音响。所以，就把琴瑟与夫妻相类比，比喻夫妻和谐，生活幸福恬美。《诗经》中以琴瑟写男女之情的诗还有很多，如《关雎》中的 “琴瑟友之”；《棠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鄘风·定之方中》的“爰伐琴瑟”。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然而，其亦被披上了礼仪教化的外衣。《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朱熹《诗集传》曰：“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这同样要归功于孔子所开之风气。孔子评价郑风为“郑声淫”，并在《论语》中诅咒其为亡国之音。“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

 当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乘机将其引入了以诗论政的窠臼，并作了极大的发挥。其逻辑的起点，就是一再强调政治、伦理对音乐的制约，强调音乐对国家兴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里，孔子再一次把诗政治化了，把一首表现夫妻合美的诗，变成了政治教化诗。孔子在这里的评价，包含了极强的政治偏见，以诗喻兴废的观念遂成为后世的渊薮。《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当然这里面除了政治偏见之外，还有在审美层面上“度”的问题。章太炎先生《经学略说》说：“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5]因此，所谓“郑声淫”，并非贪色之淫，而是“乐而不淫”之“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朱熹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这里的“过”，指郑声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安国注《诗经》曰：“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言其和也。”这些都说明了孔子恶“郑声淫”，是因为其不符合儒家的审美观念。

 3、弃妇诗——《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好的一首弃妇诗。它可能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诗歌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生动地叙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完整过程，抒发了她的悲愤与怨恨。诗人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由单纯热情的少女，到忍辱负重的妻子，再到坚决决绝的弃妇的艺术典型。《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讲：“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秉承孔子“郑声淫”的观念，《礼记·乐记》亦作了政教性的发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并且《史记·乐书》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春秋之际，卫灵公到晋国去，路宿濮水，夜间听到有人演奏一种优美动听的新乐，很喜欢，问左右，却都说没听过，于是召乐师涓来，希望他能记下这支乐曲。后来到了晋国，晋平公请卫灵公一行在施惠台上饮酒。席间，卫灵公要显示一下他的新乐，便叫师涓演奏给晋平公听。这时，平公的乐师旷出来制止，他说：“这支曲子是当年乐师延为殷纣王作的靡靡之乐。武王伐纣时，师延逃到东方，在濮水之滨一个叫桑间的地方投水自杀了。你们的这支曲子一定是从濮水上得到的吧？沉迷于这样的乐曲，恐怕就离亡国不远了。”可见，在当时郑卫之音为亡国之音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

综上所述，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乃至三代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音乐，他推崇古代的所谓雅乐，而反对民间的、世俗的新声。以郑、卫之音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故以之为乱世之音。孔子以乐正诗的思想符合当时人们的意识，其后的解诗者也进一步做了发挥，由《诗三百》到《诗经》是不断经化的过程，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闻一多：《风诗类钞》，三联书店1982年版。

[5] 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