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孔子“仁”的推演、事迹的述评与圣化

作者:张彦修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但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却很有限。有学者对相关专题进行了集中研究,比如程梅花的《试论孟子仁政与孔子德政的异同》(《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吴德义的《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和马浩菲的《孟子对孔子仁学的捍卫和发扬》(《理论学刊》12005年第12期)等文章,探讨了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仁政。霍松林、霍建波的《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研究了孟子、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这些研究大多都是集中于某一个问题的探索,而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全面继承与发展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尤其对孟子与孔子思想学说之间的深刻逻辑联系也没有得到全面的廓清。事实上,孟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演进过程。“受业子思之门人”的孟子,在称夫子自己“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同时,又为自己“未得为孔子徒也”而感到遗憾。孔子作为孟子最尊崇的人物,在《孟子》中,“孔子”出现81次,孔子的名“丘”出现1次,孔子的字“仲尼”出现6次,其内容涉及到对孔子“仁”的推演,对孔子事迹的叙述评议以及对孔子神圣地位的肯定,它们不仅系统地反映了孟子对孔子继承与发展的理路,而日还显示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 

一、由“仁”到仁政的推演 

“仁”是孔子学说的主线,孔子虽然提出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命题,努力把“仁”推广到政治领域,但是“仁”的重心仍然停留在人伦道德范围之内,它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主体的道德塑造。孟子在继承孔子的“仁”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对“仁”进行了扩充演绎,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仁政体系。
孟子的仁政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思想体系,而“爱人”则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孟子从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体悟到“仁者爱人”的深刻内含,并在这个基点上扩充演绎出了仁政的主要内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的这段表述,使“仁”跨越过了伦理道德的藩篱,直接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使“仁”从精神层面的道德修养,扩充为执政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实际政治举措。 

“薄税敛”是仁政的重要内涵,但孟子并没有把它视为自己的独创,而是在孔子鼓动弟子们“鸣鼓而攻”再求这件事中找到了根据。孟子说:“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把孔子反对再求“赋粟倍他曰”扩展为“仁政而富之”,然后又把这种思想用于对战争的评价,痛陈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把战争的发动者视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的罪人。不论是“薄税敛”的“仁政而富之”,还是对战争发动者的审判,实质上都是“仁”在政治领域的扩充。 

尽管在战国推行仁政有一定的困难,可孟子通过对孔子“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诠释,提出“仁者无敌”的乐观推断。他说:“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准能执热,逝不以濯。”孔子对“仁”社会效应的期盼,经过孟子的勾勒成为一幅仁政王天下的宏伟蓝图。 

孟子坚信仁政一定能王下,因为他从孔子的“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等论断中,看到体现着“仁”的“君子之德”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因此,他认为:“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通过仁政事半功倍的简单计算,把“君子之德”的威力张扬到极点,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突出了仁政的现实价值。 

如果说“仁者无敌”是正面的倡导,不仁必亡则是反面的威慑。孟子以孔子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为依据,提出不行仁政“身危国削”的断定。他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虽然孔子有“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说法,但却没有不仁必亡这样鲜明的参照系。孟子所设立的正反比较,实质上就是告诫执政者,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条路是“仁者无敌”,仁政王天下的光明大道;另一条路是贼民暴民的身弑国亡之途,仁政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孟子在构建仁政体系的时候,还发展了孔子的“为仁由已”的观点。他援引孔子清水濯缨,浊水濯足的比喻,论述了主体在仁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孟子说:“小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以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关于孺子之歌的议论为支点,把人的主体价值张扬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程度,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主观努力在道德塑造方面的重要意义。 

“仁”作为一种精神境界或道德观念在实际践履过程中呈现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特征。孟子根据这一特征,提出只有时刻留心于“仁”,坚持孔子的“操则存,舍则亡”,努力做到“惟心之谓与”,才能避免因“放其良心”而与“禽兽不远”的悲剧。在倡导时刻用心,持之以恒的同时,孟子又以孔子的“里仁为美”为逻辑起点,提出仁为“天之尊爵”的说法。他说:“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仁者“天之尊爵”的认知,不仅把“仁”看作圣洁的精神家园,强调“反求诸己”的主体精神,而且把“仁”与天联系起来,使世俗的“仁”带上了不可亵渎的神圣性。 

仁政王天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孟子认为孔子所推崇的未雨绸缪是仁政运作时需要格外注意的环节。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的观点非常明确,仁政事关国家的存亡盛衰,不能有半点怠慢,必须抓住机遇,未雨绸缪,贵德尊士,明其政刑,建设仁政强国。 

性善论是孟子仁政的哲学支点。孔子虽然没有对人性问题进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然而孟子还是在孔子论《涛经·大雅·丞民》中发现了他的基本态度。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犬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足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徒而无算者,小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敏锐地认识到孔子对众民“懿德”的肯定,就足性善主张的表述,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以此为立足点,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性善论体系,为仁政构筑了一个牢固的哲学支点。 

推行仁政,艰难困苦,障碍重重,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勇气来支撑。为此,孟子继承了孔子弟子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提出养“浩然之气”的说法:“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孔子褒奖的“勇”、厌恶的“乡原”也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关于“勇”,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孔予赞赏虞人,因为虞人是敢于坚持原则,不怕掉脑袋的“志士”、“勇士”,这在精神实质上与“浩然之气”是非常接近的。孟子认为,孔子倡导的勇还体现为力排众议,坚持正确观点,并赞扬了孔子在这方面的表率作川。他说:“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孔子坚持原则还体现为他对“乡原”的极度厌恶,孟子在援引孔子的“乡原,德之贼也”这句话之后,认真分析了孔子厌恶“乡原”的两个原因。一址“乡原”者圆滑处世,讨好他人,“阉然媚于世也者”,助长媚世之俗;二是“乡原”者貌似忠信廉洁,有很大迷惑性,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剌之无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沽,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 ,恐其乱义也;恶利,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乩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如果说“弘毅”是毅力的追求,“勇”是勇敢的锻造,厌恶“乡原”是原则的坚守,那么孟子的“浩然之气”则是勇敢、正气与气魄的多重组合,足雄伟气魄与高昂精神状念的高度凝聚,为仁政积聚了巨大的内在能量。 

孟子在忠实于孔子“仁”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以孔子的话语体系为支点,把“仁”扩展为仁政,构建起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使先秦儒学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二、对孔子事迹的述评 

孔子一生勤学好问,周游列国,教授生徒,出仕为官,历尽了坎坷。“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的经历,“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境遇,都成为孟子议论、评价的内容。 

传说孔子在卫国居住在卫灵公宠臣宦官痈疽家,在齐国居住在宦官瘠环家。孟子断然认为这是“好事者”编造的故事,事情的真相是:“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在齐国,“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之所以对这两件事具有敏感性,是因为宦官宠臣心理阴暗,地位卑下,如果孔子确实在痈疽与瘠环家居住过,表明孔子是一个小折不扣“无义尢命”之人。为了维护孔子形象,正天下视听,孟子还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个传说的不可信性,他说:“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出仕为官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政治追求,孟子埘于孔子和他的弟子“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欣赏。魏罔人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在明确回答“仕”之后说:“孔子.二月无村,则皇皂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孔子与他的弟子参与政治不是为官而官,而是为了“事道”,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要坚持“可以仕而仕”。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由此可见,孔子及其弟子积极参与政治,首要目的是为了实践他们的思想学说,而不是单纯的爵位利禄。孔子曾先后担任过委吏、乘田、司寇等高低不同的官职,不论担任何种官职,他都能够在其位谋其政,认真负责,恪守职责。“孔子尝为委史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为了进一步说明孔子严谨的政治作风,还特意列举了“燔肉小至。不税冕而行”和“猎较”两个事例。关于“燔肉”之事,孟子说:“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村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孔子讲究“仁”,同时也注重礼,把礼作为仁的外在标准。所以,孔子在处理“燔肉”之事的时候,宁肯被人误解为争要祭肉,也要按照礼法行事。“猎较”是鲁国的传统习惯,赵岐注曰:“猎较者,田猎相较夺禽兽,得之以祭,时俗所尚,以为吉祥。”万章对孔子参与“猎较”提出了质疑:“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孟子辩解说:孔子出仕为官是为了“事道也”,如果要改变“猎较”习俗,应该着力于“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采取规范祭祀的器物和祭品等措施,从制度上断绝“猎较”的根源,而不是直接反对“猎较”。孟子通过“猎较”一事,不仅肯定了孔子严谨的政治作风,而且还看到了孔子在政治上的远见。 

孔子作风严谨,可又不是一个迂腐教条之人,孟子认为孔子回拜阳货一事充分表现了孔子的灵活性。季氏的家臣阳货挟季氏控制鲁国政权,属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无道”政治。阳货希望孔子来拜见他,又知道孔子不可能来拜见他,所以就利用“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习俗诱使孔子来拜见。孟子议论这件事说:“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孔子恪守礼法,但不缺乏必要变通,他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了阳货,这样做既坚持原则,不失礼节,又灵活巧妙。所以,孟子称赞孔子是一个懂得“君子之所养”的人。 

孔子积极参与政治,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并深深地眷恋着鲁国,“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但是最终也没有在政治方面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这对孟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为此,孟子对孔子的政治失意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问,是孔子一生中重大政治挫折之一,孟子分析其原因是“无上下之交也”。赵岐注曰:“孔子之所以厄于陈蔡之问者,其国君臣皆恶。上下无所交接,故厄也。”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完全应该拥有天下,但实际情况义不是这样,孟子认为:“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根据孟子的分析,孔子在政治上不成功的原因是出身低贱,难以跻身主流阶层,政治上受到贵族的排挤,所以才“无上下之交”与无“大子荐之”。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孔子不得不退而“思其次”。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政治方面的不顺利,促成了孔子在文化创制、集结和传播方面的成功。关于孔子的文化创制活动,孟子无条件接受了孔子成《春秋》的说法,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认为,孔子成《春秋》的历史价值有两个: 

第一,孔子揭示了《春秋》的深刻意蕴——“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乘》、《椿杌》虽然都是诸侯国的历史文献,但它们的蕴意却大相径庭,《乘》和《梼杌》记载的多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历史事实,而《春秋》则蕴涵着深刻的褒善贬恶大义。 

第二,“距杨墨、放淫辞”。春秋时期,“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墨翟之学是儒学的大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由于《春秋》的褒贬大义,能“距杨墨、放淫辞”,匡正“邪说暴行”,正人耳目,所以才有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不朽建树。

孔子蕴褒贬大义于《春秋》的同时,却避免谈春秋霸主的事情。当齐宣王问到“齐桓、晋文之事”的时候,孟子解释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齐桓、晋文之事与孔子的主张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孔子与其弟子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孟子也因此而没有正面回答齐宣王的询问。 

孟子对孔子事迹的述评,不仅匡正了有关误传和误解,而且充分展现了孔子的人格魅力,高度评价了孔子实际活动的历史价值。 
三、对孔子圣人地位的奠定 

儒学是春秋时期的显学,孔子也因其创建儒学,集结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而成为当时的名人,即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隐士,如长沮与桀溺、楚国狂人接舆、无名的荷蓧丈人、石门的司门人也都知道孔子。尽管这样,在孔子生前还不是一个圣人,战国时期的孔子也没有登上圣人的祭坛,而孟子却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努力筑建孔子的圣人大厦。 
孔子的学说表现出了巨大的魅力。首先是培养、聚集了一大批忠实的弟子,司马迁说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孟子则强调了弟子对孔子的虔诚,他说:“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这与“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体现了弟子们对孔子的高度尊重与景仰。其次是孔子学说的强大的融合力和吸引力,“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是孟子对文化融合交流基本趋势的概括,也是对孔子学说融合力和吸引力的肯定,孟子认为陈良悦仲尼之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分析孔子的魅力来源于他的思想与人格两个方面,在思慰方面,孔子“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在人格上,孔子始终坚持“爱人”与“仲尼小为已甚者”。 

在孟子的心目中,孔子是可与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相提并论的圣人,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苦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符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尧、舜、商汤、周文王代表着一个时代,孔子与他们一样,同样也是里程碑性的人物。孟子为了说明孔子与尧、舜、禹等的深层次相通相近,多次谈到孔子对他们评价议论。关于尧、舜,孟子引用了孔子的两段话,一段是“孔子曰:‘大战,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另一段是孔子说“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前者是孔子对尧舜伟大的感慨,后者孔子对舜“至孝”的赞赏。关于禹,孟子认为孔子特别推崇他的献身精神,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 

在把孔子与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并列的同时,孟子还把孔子分别与伯夷、伊尹、柳下惠等名人进行了比较。孟子认为,伯夷为“圣之清者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伊尹为“圣之任者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能够“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战?’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著名的人物,但孔子最伟大,为了使这个命题更有说服力,孟子援引了宰我、子贡、有若等人的有关言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通过比较分析,孟子最后概括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孔子之所以伟大,孟子概括出了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志于道”。孟子说:“孔子髓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之志于道”是一种高尚的追求,这种追求支撑着孔子从一个“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一般平民成为一个伟大的圣人。 

第二是充沛的内在动力。徐子问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日:‘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_孟子回答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问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像汹涌喷发的源泉,孔子拥有无穷的内在力量,他历尽磨难,仍然是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造就j,伟大的孔子。

第三是“学不厌而教不倦”。子贞问于孔子:“犬子圣矣乎?”孔子谦虚地回答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则认为:“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犬子既圣矣。”“学小厌”是孔子对知识如饥似渴汲取,打造思想巨匠的历程;“教不倦”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热爱,也是“仁”与人格魅力体现。孟子不仅敬佩“夫圣,孔子不居”的谦虚态度,而且还完全赞同子贡对孔子圣人地位的指认。 

孟子努力打造孔子的圣人地位,虽然在战国时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奠定了孔子圣人地位的基础,成为孔子走上圣人之坛的起点。

总而言之,孟子是先秦儒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他对“仁”的推演诠释、孔子事迹的述评匡正和奋力构筑的孔子圣人大厦,揭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精确地展现了从孔子到孟子的发展理路,这个理路作为儒学演进的基本模式,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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