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的断想
作者：黄夏年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治学内容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我国的佛教研究因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了一个较大变化。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一世纪开始到来，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发挥佛教研究的优势，开拓新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即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拋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
笔者曾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注1] ，内容是谈当前佛教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设想，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以汉地佛教成果最多，藏传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云南上座部佛教复再次之。研究的热点，就汉传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传佛教而言，是格鲁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观派。云南上座部佛教至今还没有形成气候，看不出热点所在。”又“由于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沉重道路进行反思，于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又以历史的研究最突出，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都表现在这方面，相比之下，对教义的研究却正在萎缩，尤其是这几年在佛学理论方面还没有影响较大的成果出现。又由于教义研究不深入，使一些其它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还存在着综合研究的水平不高。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情况，曾提出了以下几条对策：
(一)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的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该给他们立传，写出一些有份量的传记，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对一些于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他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这种作法，一是将已有的研究精品汇总，避免像古代曾经出现的那种《成实论》研究的资料全部散佚的情况；二是总结现有的学术成果，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出现重复劳动的情况，并提供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指南。
(三)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鲁派以外，其它净土、天台、法相、密、华严等各宗也应有深入的研究，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争取全面开花，体现出中国佛学研究的整体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宋以后，对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强一些专题或综合的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词系统的地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强，特别是佛教几大名山和重要寺院更应注意。还要努力开发佛教民间化、佛教美术、音乐、文学和伦理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对曾经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佛教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课题给予充分注意。藏传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区的佛教及其影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现今可以寺院和人物为研究重点，先走出开拓性道路。同时还要注意三大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以经典、僧制的研究为契机。
(六)新的综合辞书的编纂应暂缓，鼓励编纂专科辞书。但是在编辞书时要超过台湾的《佛光大辞典》。
(七)现在编纂佛教寺志丛书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组织力量编写。在全国各省的宗教志基础上，新编《中华佛教志》的条件也已成熟。
(八)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是亟待探讨的内容，为重点的重点。当前不管是佛教界还是职能部门，以及学术界，都面对着处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协调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佛教的运转和发展，事关重大。当代佛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应纳入日程，目前可以编写出各国佛教的断代史或各国佛教概论，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对我国周边国家的佛教也应加强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十)加强对世界佛教的现状研究。
二
现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时间虽然短暂，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剎那间，但是我们面对的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佛学研究的情况，与上一世纪末相比，又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的佛学研究领域，我们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做一番检视，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进入将来。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还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们曾经有些什么？
简单的说，“查家底”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过去一百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走过不少的弯路，存在不少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表现在我国的佛教从大面上讲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大系；从小的方面讲，属于汉地佛教有禅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八宗，属于藏传佛教有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属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园寺派、摆庄派等等，加上这些派别各有自己的分支、经典，仪式、组织以及宗教领袖等等，内容太泛，包罗又广，故研究的范围太大，很难包全。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挫折、变化巨大的转折时代，佛教在这个动荡的社会，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佛学研究的领域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一同承受了一些苦难与曲折，它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反思，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对此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
第三，二十世纪以来的动荡社会，使得许多宝贵的资料散佚，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虽然曾有个别的人和刊物以及组织过这方面的搜集资料工作，但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来进行淘金，是一件不易的工作，虽然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观，开始有人陆续整理出版目录、撰写研究综述，但这远远跟不上现在迅猛而起的佛学研究形势的发展。
对一百年来的佛学研究的评价者现在还不多，笔者虽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绍性的内容，尚谈不上什么总结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撰写文章，提出过比较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可以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学史阶段（一九八○年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来刚刚出现，也许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史研究转型阶段”[注2]。佛学则在这三个阶段中是最突出，倍受关注的学问。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一方面是世界佛学研究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特殊表现，注定了他所走过的独具特色的道路，我们所说的“查家底”，实则可以以葛先生所说到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而予以展开。
佛教史学的发达，应该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明显成果。的确能够经得起考验，被视为佛学名著的大部分史学著作，主要出在这一时期，如汤用彤、陈垣、周叔迦、蒋维乔、黄忏华等前辈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反复阅读。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考证精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们后人效法的楷模。胡适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于他过分于“标新立异”，因之难免会有不确之处，但是他给后人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特别是对研究禅宗的人来讲，胡适的著作不可不读。
二十世纪八○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复了活动，佛学研究也开始繁荣，这时进入了“哲学史的阶段”，由于已经有了前期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垫底，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学著作的出版，比较重要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此书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吸取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当代佛教史学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书计画八卷本，但是后五卷一直没有出来，而根据二十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情况，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纪的重头戏，薄弱的是宋以后的佛教史，所以后五卷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吕澄先生的两部著作，即《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是重要的世纪名著，学者认为此书还是一个提纲挈领性的纲要著作，如果就此展开，将能写出一本高质量的佛教通史出来。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对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显著的成果，已经出版了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历程》，以及洪修平、邢东风、葛兆光的断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学者在撰写禅宗史学著作时，都注意到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少于重复人家的研究，重点研究是在断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侧重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对唐代的禅宗着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虽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评介前人得失的特点。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则充分吸取了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弥补了中国学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数人的著作还是侧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史学的份量似还不够，反映了我们几十年来哲学史研究的风气，也与作者大多数都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人有关。二○○一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书的出版，为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学的学者，因此此三书的重要特点是在禅宗文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学史的领域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此外像《华严宗通史》、《净土宗通史》、《三论宗通史》、《中国密教史》乃至东南亚佛教史的专着等都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这些著作虽是开先之作，有些成果也不是十分理想，这应与这方面的研究不发达还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在利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上还做的不够，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广阔天地可为。总之，在史学方面我们已经走出了写通史概论的阶段，正在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宗教史研究阶段”的特点。
还应当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至今已经出版了七本专着，这些专着也是各有所长，有的侧重于史料的挖掘，有的侧重于议论，有的侧重于体系的建立，有的侧重于资料的介绍等等。研究近代史，实际上为现代佛教服务的，由于这些研究事关佛教的慧命，因此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在重大事件上也做了较深入的挖掘，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清理，一些人物的研究还有必要加强，不过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料的整理，举例来说，仅二十世纪上半叶，佛教界曾经盛行办刊办报，有的报刊还办的非常有特色，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二百种以上，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些刊物了，所以这样一来相对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台湾的张曼涛先生曾经整理过一些有用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主要出于十几种刊物，大部分资料还未能充分利用，如果真的能把这方面的资料都尽可能的找出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近现代的研究，仍有加强的必要。特别是在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更要深入为是。
对当代佛教的问题的研究，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前段时间的佛教研究处于沉寂的状态，恢复研究活动后，准备不足，拖延了时间；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视了这方面的研究，像这几年的课题研究指南有意向当代问题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论出台，以能为解决某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或意见。但是在具体研究活动中存在种种的不便，故当代佛教的研究虽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是成果不多，连一些调研的报告也很少发表，有的人写文章气势宏大，立论鲜明，但在行家的眼里却觉得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抓不到点子上，看来难度很大，特别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文章，对现状有针对性的研究，更不好写，所以要说查家底的话，我以为这方面的家底最为薄弱，而且这种局面看来短期内鲜有改观。
我们对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百年来最热门的人物应属玄奘，因为它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尤巨，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仰。仅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召开他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就达五次以上，今年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开纪念会。其次应是与天台宗有关的智者大师的研究，因为他是天台宗理论的创立者，故在九○年代以后，已经召开了四次会议，出版了几本专着。再下来应是鸠摩罗什和鉴真，前者是在于它对中国佛教作的贡献，后者则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对这两位先哲近年来都召开过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六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年来的研究的一个热点，召开过一次学术讨论会，但关于他的研究专着则明显地超过了罗什和鉴真二人。应该说中国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不同程度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还似欠缺。对近现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虚大师的成果应为最丰，这与他曾是当代佛教界领袖的地位有关，其中也包含了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推崇。最近有关宗密的研究专着也已出版，这本着作应能与国外的专着至少处于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不为过。
二十世纪初杨文会居士领导的金陵刻经处是中国佛教出版业的执牛耳者，刻经处印经的特点是校勘精到，断句清楚，可信度高，故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与使用。上半叶影印出版的《碛砂藏》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赵城藏》的发现曾经引起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八○年代以后，佛教界整理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经》和学术界以《赵城藏》为底本整理的《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则为此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佛经的出版近年来一直是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标点本、选编本、白话本、影印本都在市场出现。但是其中很多都属于经济行为，学术水平不是很高。有特点的还应是《藏外佛教文献》。佛教界近年来也印了不少的经典，主要用于结缘，有价值的不多。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的纪念年，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显学之一，涉足此领域者甚多，整理写经的人大有存在，《坛经》的研究就与敦煌热有关。关于古代一般经典的研究涉入者虽多，大都是一些注疏本，真正专研某一部经的人还是不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内部的人比学术界的学者更重视通研一经的工作。
佛教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强项，而且从古到今历代人士都重视这一理论的探讨。二十世纪的佛教哲学研究以《大乘起信论》辨真伪的争论为始，之后转向了唯识学的研究，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吕澄、王恩洋、唐大圆等人是佼佼者。五○年代以后，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表现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的教义思想，老一辈的学者任继愈和方立天的成绩尤着，开启了一代学人。近年来关于儒释道三教的比较研究正在开展，已经召开了三次这方面的会议，但是鉴于这一课题难度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度也不容易，所以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著作出版。
如果说敦煌学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头戏，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佛教考古则取得了全面的丰收，法门寺的考古发现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写佛教史的价值。五○年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学术界从事这一工作，曾经发起过几次文物普查，最终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物网络，如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门，对当地的文物保护与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外国家多次组织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调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遗址，中国佛教协会也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对中国佛教石窟和石经的勘察已经基本摸清了现状，而且还对石窟的分期也作出了界定，出版了具有保存价值的精美画册，现在又输入计算机，完成了数据库的制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纪佛学研究取得最有成绩的学科之一。
此外，就汉传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在佛教文学、寺院经济、语言学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世纪末由于各地有一批人士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其结果是推动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比较重要、有影响的佛教地区，都有比较可靠的宗教志撰出，而学术界也做了像上海佛教、福建佛教等的研究，并出版了正式成果。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处于了解和介绍的阶段，许多藏汉僧人和居士通过藏地与内地的交通，对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互动起了推动的作用，特别是在介绍和翻译藏传佛教的经典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则占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年代以后，出于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国家组织学者做了民族调查，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对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点，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特别是格鲁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现。寺院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译介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铺开，各个宗派都已涉及而且研究较为深入，但重点除了格鲁派之外，与密教有关系的一些派别成为又一热点，例如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专家认为此书有体系，有深度，资料来自于第一手，较好地厘清了西藏密教的历史。藏传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经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统，牙含章研究的达赖和班禅的著作对这二大活佛系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班禅与达赖等领袖人物外，其它的人物仍处于介绍的阶段。教义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明显地进步，但与历史研究相比，仍然差之甚远。至于有关的佛教仪式、文学、组织、寺院等等的研究也还很不够，但是藏传佛教的考古已经有了可喜的开端，可惜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在语言的驾驭上还不能到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纪最不发达的研究之一。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民族学的内容而展开的，基本上仍然处于介绍性的阶段，但是有关的资料因五○年代的民族调查，已经保存了相当的数量，今后可以为学者充分利用。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对云南白族的佛教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有关这方面的专着已经出版。对回鹘佛教的研究也有相当的特色，值得注意。
三
以上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佛教研究做了一些查家底的工作，鉴于佛教悠久的历史文化性和博大精深的体系与广泛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全部介绍出来，只能将一些属于学术主流的研究成果和正在成为热点的研究介绍出来。当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现状是：佛教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正在处于上升的时期；就佛学研究的人才而言，中青年已经成为佛学研究的主力军，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现在仍在大学就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几十人之多，仅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学生达三十人以上，我国培养出来一批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佛教研究中有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其研究的课题具有一定的深度，因此他们的参与，既彻底改变了佛学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同时又与国外的佛教研究开始接轨，给未来的佛学研究带来了活力。
我们现在走进二十一世纪，面对未来的佛教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什么大的发展，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每个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和每个关心佛教、关心学术研究的人都关心的问题，笔者不揣此陋，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方家和同仁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首先，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我们现有的家底，也对当前的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佛教的研究仍处于上升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的佛教研究仍然会保持这个发展势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没有特殊的原因，佛教的研究会朝着健康和扩大的方向运作。而且还可能再会出现一个高潮，至少会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其次，随着我国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配置与分布将会更为合理。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对当地的佛教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佛教研究只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几个大城市集中的情况，未来的佛教研究人才分布必将从点到面全部铺开。值得提出的是，近二十年来我国佛教界开办几十所佛学院，这些学校已经培养出上千的人才，佛学院的学僧中除了大部分人在佛教界内部从事寺院管理工作之外，还有少部分人将从事佛教的研究，有的人已经取得了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他们与学术界一起组成了中国当代佛教研究的主体，预计未来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学术界，不久就会与学术界并驾齐驱，所以当前中国佛教研究以学术界为主体的格局将会被很快打破。此外，未来的佛教研究机构或团体也会不断地涌出，但是以北京、上海为主的研究中心的格局仍然将会保持下来。
第三、当前我国学术界在研究经费上普遍呈现出捉襟见肘的情况，而且正由于这一点，影响了不少课题的研究，也使许多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事重复的劳动，在研究成果上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民间的一些寺院或公司有充裕的经济实力，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寺院和公司已经开始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经费来补贴学术界经费不足的窘态。虽然国家现在在研究经费上已经加大投入，但是要在短期内彻底改变经费不足的情况，特别是改变大多数学者和大多数课题都能得到经费补贴的情况，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利用民间经济的实力来促进佛教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佛教研究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而且他们在研究经费的比重中会占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寺院成为佛教研究的主要经济后盾之一的现象，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第四、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会出现多层次、内容广、有深度、精细化的这样几个特点。所谓“多层次”，是指既有通俗性或概论的佛教研究的著作出现，也有高层次的专题性专着出现；“内容广”，是指佛教研究成果会涉及到很多领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与佛教接壤的边缘性课题，甚至是比较研究的成果；“有深度”，是指在佛教研究中有一部分著作只是作为纯学术成果出现的，而且这些成果都是研究人员从事了大量的劳动之后才获得的，它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具有世界领先地位。根据我国现有的研究情况，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学者撰写的博士论文，以后又经多次修改和补充，最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后这方面的成果肯定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经典性的名著，并且在所有的佛教研究中占有很高比例。“精细化”，是指未来的佛教研究课题设定会变得越来越窄，研究者在作某一课题时，除了搜罗巨细，穷尽现有的研究资料与成果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会变得细致缜密，甚至连微小的区别和很小的事件都会加以深入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研究的最权威的成果。
第五、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尚有一定的距离，有的人认为就我国的佛教研究成果来看，与国外的同行相差五十年的距离，这种话听起来确实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一是我国的佛教研究一直有着自己的传统与治学特点，而且这个传统与特点一直没有断过，例如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我国从古代起就形成了传统，今天仍然被继承下来，所以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研究的视角方面，我们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学术界给予充分地肯定。二是在语言和资料的占有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远不是国外的学术界可比的。特别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语言的驾驭本身就处在优越的位置，因此对原典的理解和语境的描述是有充分的把握和依据的。三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的研究侧重点有不同。举例来说，由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问题一直是现阶段学术界和政府、佛教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学术界将相当的力量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文献学方面，对我国学术界的热点并不注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国外研究的热点与国内研究的重点进行比较，而且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缺点是对国外的同行研究的信息了解不够，交流不多，对一些语言，如梵语、巴利语等外国文字掌握的不够，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的实力不够，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大投入和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这些缺陷将会不断地被克服，所以笔者对未来中国佛教研究与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轨是抱乐观态度的。
第六、未来佛学研究的方法论必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过去我们在方法论上，早期主要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领域内从事训诂与考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五○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分析与经济决定论的二分法成为佛学研究方法论的主要表现，八○年代以后，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正在改变，国外的一些曾经流行的研究方法慢慢为学者所用，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等。今后，随着佛教研究的全面展开，将会使用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特别是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普遍使用，田野调查的活动及成果会越来越多。
第七、结合前面查家底和几年前笔者提出的“对策”，未来的佛教研究在项目上应该是有这样一些特点：佛教史学仍然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断代史、地方史和宗派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思想史的研究可能进展不是很大，其中包括教义理论的研究进展缓慢。佛教经典和人物的研究有一个大的发展，特别是通经一部和专研一人的情况会占较大的比重。与佛教有关的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边缘学科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对世界佛教的研究会成为不大不小的课题，因为这些研究对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国人了解世界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实际上这个课题已经开始出现了转机，最近出版的宋立道博士的著作，对当代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外，由于佛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契理契机的现实需要，将会推动当代佛教研究的进展，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各种现实性研究和对策性的讨论，将成为未来中国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十一世纪的佛教研究已经开始激活，对未来我们一直充满了憧憬，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走出一条中国佛教研究的自己的道路，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佛教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注释：
[注1] 拙作〈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难点与对策〉，载《闻思》（华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注2]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8231;一九九八》（宗教文化出版社，二○○○年）。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治学内容之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我国的佛教研究因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了一个较大变化。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一世纪开始到来，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发挥佛教研究的优势，开拓新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即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拋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
笔者曾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注1] ，内容是谈当前佛教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设想，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以汉地佛教成果最多，藏传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云南上座部佛教复再次之。研究的热点，就汉传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传佛教而言，是格鲁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观派。云南上座部佛教至今还没有形成气候，看不出热点所在。”又“由于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沉重道路进行反思，于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又以历史的研究最突出，许多有影响的研究都表现在这方面，相比之下，对教义的研究却正在萎缩，尤其是这几年在佛学理论方面还没有影响较大的成果出现。又由于教义研究不深入，使一些其它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还存在着综合研究的水平不高。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情况，曾提出了以下几条对策：
(一)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的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该给他们立传，写出一些有份量的传记，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对一些于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他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这种作法，一是将已有的研究精品汇总，避免像古代曾经出现的那种《成实论》研究的资料全部散佚的情况；二是总结现有的学术成果，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出现重复劳动的情况，并提供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指南。
(三)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鲁派以外，其它净土、天台、法相、密、华严等各宗也应有深入的研究，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争取全面开花，体现出中国佛学研究的整体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宋以后，对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强一些专题或综合的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词系统的地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强，特别是佛教几大名山和重要寺院更应注意。还要努力开发佛教民间化、佛教美术、音乐、文学和伦理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对曾经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佛教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课题给予充分注意。藏传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区的佛教及其影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现今可以寺院和人物为研究重点，先走出开拓性道路。同时还要注意三大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以经典、僧制的研究为契机。
(六)新的综合辞书的编纂应暂缓，鼓励编纂专科辞书。但是在编辞书时要超过台湾的《佛光大辞典》。
(七)现在编纂佛教寺志丛书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组织力量编写。在全国各省的宗教志基础上，新编《中华佛教志》的条件也已成熟。
(八)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是亟待探讨的内容，为重点的重点。当前不管是佛教界还是职能部门，以及学术界，都面对着处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协调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佛教的运转和发展，事关重大。当代佛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应纳入日程，目前可以编写出各国佛教的断代史或各国佛教概论，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对我国周边国家的佛教也应加强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十)加强对世界佛教的现状研究。
二
现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时间虽然短暂，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剎那间，但是我们面对的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佛学研究的情况，与上一世纪末相比，又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进入新世纪的佛学研究领域，我们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做一番检视，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进入将来。我以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还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们曾经有些什么？
简单的说，“查家底”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过去一百年来，我国的佛学研究走过不少的弯路，存在不少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表现在我国的佛教从大面上讲有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三大系；从小的方面讲，属于汉地佛教有禅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八宗，属于藏传佛教有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属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园寺派、摆庄派等等，加上这些派别各有自己的分支、经典，仪式、组织以及宗教领袖等等，内容太泛，包罗又广，故研究的范围太大，很难包全。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挫折、变化巨大的转折时代，佛教在这个动荡的社会，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佛学研究的领域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一同承受了一些苦难与曲折，它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反思，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对此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
第三，二十世纪以来的动荡社会，使得许多宝贵的资料散佚，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虽然曾有个别的人和刊物以及组织过这方面的搜集资料工作，但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来进行淘金，是一件不易的工作，虽然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观，开始有人陆续整理出版目录、撰写研究综述，但这远远跟不上现在迅猛而起的佛学研究形势的发展。
对一百年来的佛学研究的评价者现在还不多，笔者虽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绍性的内容，尚谈不上什么总结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撰写文章，提出过比较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可以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学史阶段（一九八○年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来刚刚出现，也许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史研究转型阶段”[注2]。佛学则在这三个阶段中是最突出，倍受关注的学问。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一方面是世界佛学研究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特殊表现，注定了他所走过的独具特色的道路，我们所说的“查家底”，实则可以以葛先生所说到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而予以展开。
佛教史学的发达，应该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明显成果。的确能够经得起考验，被视为佛学名著的大部分史学著作，主要出在这一时期，如汤用彤、陈垣、周叔迦、蒋维乔、黄忏华等前辈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反复阅读。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考证精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们后人效法的楷模。胡适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于他过分于“标新立异”，因之难免会有不确之处，但是他给后人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特别是对研究禅宗的人来讲，胡适的著作不可不读。
二十世纪八○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复了活动，佛学研究也开始繁荣，这时进入了“哲学史的阶段”，由于已经有了前期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垫底，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学著作的出版，比较重要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此书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吸取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当代佛教史学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书计画八卷本，但是后五卷一直没有出来，而根据二十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情况，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纪的重头戏，薄弱的是宋以后的佛教史，所以后五卷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吕澄先生的两部著作，即《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是重要的世纪名著，学者认为此书还是一个提纲挈领性的纲要著作，如果就此展开，将能写出一本高质量的佛教通史出来。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对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显著的成果，已经出版了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历程》，以及洪修平、邢东风、葛兆光的断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学者在撰写禅宗史学著作时，都注意到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少于重复人家的研究，重点研究是在断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侧重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对唐代的禅宗着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虽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评介前人得失的特点。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则充分吸取了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弥补了中国学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数人的著作还是侧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史学的份量似还不够，反映了我们几十年来哲学史研究的风气，也与作者大多数都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人有关。二○○一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书的出版，为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学的学者，因此此三书的重要特点是在禅宗文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学史的领域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此外像《华严宗通史》、《净土宗通史》、《三论宗通史》、《中国密教史》乃至东南亚佛教史的专着等都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这些著作虽是开先之作，有些成果也不是十分理想，这应与这方面的研究不发达还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在利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上还做的不够，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广阔天地可为。总之，在史学方面我们已经走出了写通史概论的阶段，正在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宗教史研究阶段”的特点。
还应当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至今已经出版了七本专着，这些专着也是各有所长，有的侧重于史料的挖掘，有的侧重于议论，有的侧重于体系的建立，有的侧重于资料的介绍等等。研究近代史，实际上为现代佛教服务的，由于这些研究事关佛教的慧命，因此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在重大事件上也做了较深入的挖掘，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清理，一些人物的研究还有必要加强，不过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料的整理，举例来说，仅二十世纪上半叶，佛教界曾经盛行办刊办报，有的报刊还办的非常有特色，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二百种以上，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些刊物了，所以这样一来相对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台湾的张曼涛先生曾经整理过一些有用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主要出于十几种刊物，大部分资料还未能充分利用，如果真的能把这方面的资料都尽可能的找出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近现代的研究，仍有加强的必要。特别是在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更要深入为是。
对当代佛教的问题的研究，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前段时间的佛教研究处于沉寂的状态，恢复研究活动后，准备不足，拖延了时间；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视了这方面的研究，像这几年的课题研究指南有意向当代问题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论出台，以能为解决某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或意见。但是在具体研究活动中存在种种的不便，故当代佛教的研究虽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是成果不多，连一些调研的报告也很少发表，有的人写文章气势宏大，立论鲜明，但在行家的眼里却觉得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抓不到点子上，看来难度很大，特别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文章，对现状有针对性的研究，更不好写，所以要说查家底的话，我以为这方面的家底最为薄弱，而且这种局面看来短期内鲜有改观。
我们对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百年来最热门的人物应属玄奘，因为它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尤巨，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仰。仅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召开他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就达五次以上，今年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开纪念会。其次应是与天台宗有关的智者大师的研究，因为他是天台宗理论的创立者，故在九○年代以后，已经召开了四次会议，出版了几本专着。再下来应是鸠摩罗什和鉴真，前者是在于它对中国佛教作的贡献，后者则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对这两位先哲近年来都召开过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六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年来的研究的一个热点，召开过一次学术讨论会，但关于他的研究专着则明显地超过了罗什和鉴真二人。应该说中国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不同程度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还似欠缺。对近现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虚大师的成果应为最丰，这与他曾是当代佛教界领袖的地位有关，其中也包含了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推崇。最近有关宗密的研究专着也已出版，这本着作应能与国外的专着至少处于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不为过。
二十世纪初杨文会居士领导的金陵刻经处是中国佛教出版业的执牛耳者，刻经处印经的特点是校勘精到，断句清楚，可信度高，故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与使用。上半叶影印出版的《碛砂藏》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赵城藏》的发现曾经引起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八○年代以后，佛教界整理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经》和学术界以《赵城藏》为底本整理的《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则为此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佛经的出版近年来一直是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标点本、选编本、白话本、影印本都在市场出现。但是其中很多都属于经济行为，学术水平不是很高。有特点的还应是《藏外佛教文献》。佛教界近年来也印了不少的经典，主要用于结缘，有价值的不多。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的纪念年，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显学之一，涉足此领域者甚多，整理写经的人大有存在，《坛经》的研究就与敦煌热有关。关于古代一般经典的研究涉入者虽多，大都是一些注疏本，真正专研某一部经的人还是不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内部的人比学术界的学者更重视通研一经的工作。
佛教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强项，而且从古到今历代人士都重视这一理论的探讨。二十世纪的佛教哲学研究以《大乘起信论》辨真伪的争论为始，之后转向了唯识学的研究，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吕澄、王恩洋、唐大圆等人是佼佼者。五○年代以后，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表现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的教义思想，老一辈的学者任继愈和方立天的成绩尤着，开启了一代学人。近年来关于儒释道三教的比较研究正在开展，已经召开了三次这方面的会议，但是鉴于这一课题难度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度也不容易，所以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著作出版。
如果说敦煌学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头戏，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佛教考古则取得了全面的丰收，法门寺的考古发现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写佛教史的价值。五○年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学术界从事这一工作，曾经发起过几次文物普查，最终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物网络，如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门，对当地的文物保护与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外国家多次组织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调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遗址，中国佛教协会也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对中国佛教石窟和石经的勘察已经基本摸清了现状，而且还对石窟的分期也作出了界定，出版了具有保存价值的精美画册，现在又输入计算机，完成了数据库的制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纪佛学研究取得最有成绩的学科之一。
此外，就汉传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在佛教文学、寺院经济、语言学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世纪末由于各地有一批人士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其结果是推动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比较重要、有影响的佛教地区，都有比较可靠的宗教志撰出，而学术界也做了像上海佛教、福建佛教等的研究，并出版了正式成果。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处于了解和介绍的阶段，许多藏汉僧人和居士通过藏地与内地的交通，对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互动起了推动的作用，特别是在介绍和翻译藏传佛教的经典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则占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年代以后，出于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国家组织学者做了民族调查，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对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点，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特别是格鲁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现。寺院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译介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铺开，各个宗派都已涉及而且研究较为深入，但重点除了格鲁派之外，与密教有关系的一些派别成为又一热点，例如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专家认为此书有体系，有深度，资料来自于第一手，较好地厘清了西藏密教的历史。藏传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经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统，牙含章研究的达赖和班禅的著作对这二大活佛系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班禅与达赖等领袖人物外，其它的人物仍处于介绍的阶段。教义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明显地进步，但与历史研究相比，仍然差之甚远。至于有关的佛教仪式、文学、组织、寺院等等的研究也还很不够，但是藏传佛教的考古已经有了可喜的开端，可惜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在语言的驾驭上还不能到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纪最不发达的研究之一。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民族学的内容而展开的，基本上仍然处于介绍性的阶段，但是有关的资料因五○年代的民族调查，已经保存了相当的数量，今后可以为学者充分利用。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对云南白族的佛教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有关这方面的专着已经出版。对回鹘佛教的研究也有相当的特色，值得注意。
三
以上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佛教研究做了一些查家底的工作，鉴于佛教悠久的历史文化性和博大精深的体系与广泛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全部介绍出来，只能将一些属于学术主流的研究成果和正在成为热点的研究介绍出来。当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现状是：佛教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正在处于上升的时期；就佛学研究的人才而言，中青年已经成为佛学研究的主力军，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现在仍在大学就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几十人之多，仅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学生达三十人以上，我国培养出来一批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佛教研究中有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其研究的课题具有一定的深度，因此他们的参与，既彻底改变了佛学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同时又与国外的佛教研究开始接轨，给未来的佛学研究带来了活力。
我们现在走进二十一世纪，面对未来的佛教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什么大的发展，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每个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和每个关心佛教、关心学术研究的人都关心的问题，笔者不揣此陋，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方家和同仁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首先，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我们现有的家底，也对当前的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佛教的研究仍处于上升的时期”，那么毫无疑问二十一世纪的佛教研究仍然会保持这个发展势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没有特殊的原因，佛教的研究会朝着健康和扩大的方向运作。而且还可能再会出现一个高潮，至少会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其次，随着我国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配置与分布将会更为合理。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对当地的佛教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佛教研究只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几个大城市集中的情况，未来的佛教研究人才分布必将从点到面全部铺开。值得提出的是，近二十年来我国佛教界开办几十所佛学院，这些学校已经培养出上千的人才，佛学院的学僧中除了大部分人在佛教界内部从事寺院管理工作之外，还有少部分人将从事佛教的研究，有的人已经取得了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他们与学术界一起组成了中国当代佛教研究的主体，预计未来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亚于学术界，不久就会与学术界并驾齐驱，所以当前中国佛教研究以学术界为主体的格局将会被很快打破。此外，未来的佛教研究机构或团体也会不断地涌出，但是以北京、上海为主的研究中心的格局仍然将会保持下来。
第三、当前我国学术界在研究经费上普遍呈现出捉襟见肘的情况，而且正由于这一点，影响了不少课题的研究，也使许多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事重复的劳动，在研究成果上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民间的一些寺院或公司有充裕的经济实力，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寺院和公司已经开始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经费来补贴学术界经费不足的窘态。虽然国家现在在研究经费上已经加大投入，但是要在短期内彻底改变经费不足的情况，特别是改变大多数学者和大多数课题都能得到经费补贴的情况，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利用民间经济的实力来促进佛教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佛教研究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而且他们在研究经费的比重中会占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寺院成为佛教研究的主要经济后盾之一的现象，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第四、未来的佛教研究将会出现多层次、内容广、有深度、精细化的这样几个特点。所谓“多层次”，是指既有通俗性或概论的佛教研究的著作出现，也有高层次的专题性专着出现；“内容广”，是指佛教研究成果会涉及到很多领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与佛教接壤的边缘性课题，甚至是比较研究的成果；“有深度”，是指在佛教研究中有一部分著作只是作为纯学术成果出现的，而且这些成果都是研究人员从事了大量的劳动之后才获得的，它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具有世界领先地位。根据我国现有的研究情况，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学者撰写的博士论文，以后又经多次修改和补充，最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后这方面的成果肯定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经典性的名著，并且在所有的佛教研究中占有很高比例。“精细化”，是指未来的佛教研究课题设定会变得越来越窄，研究者在作某一课题时，除了搜罗巨细，穷尽现有的研究资料与成果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会变得细致缜密，甚至连微小的区别和很小的事件都会加以深入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研究的最权威的成果。
第五、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尚有一定的距离，有的人认为就我国的佛教研究成果来看，与国外的同行相差五十年的距离，这种话听起来确实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一是我国的佛教研究一直有着自己的传统与治学特点，而且这个传统与特点一直没有断过，例如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我国从古代起就形成了传统，今天仍然被继承下来，所以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研究的视角方面，我们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学术界给予充分地肯定。二是在语言和资料的占有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远不是国外的学术界可比的。特别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对语言的驾驭本身就处在优越的位置，因此对原典的理解和语境的描述是有充分的把握和依据的。三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的研究侧重点有不同。举例来说，由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问题一直是现阶段学术界和政府、佛教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学术界将相当的力量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文献学方面，对我国学术界的热点并不注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国外研究的热点与国内研究的重点进行比较，而且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缺点是对国外的同行研究的信息了解不够，交流不多，对一些语言，如梵语、巴利语等外国文字掌握的不够，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的实力不够，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大投入和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这些缺陷将会不断地被克服，所以笔者对未来中国佛教研究与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轨是抱乐观态度的。
第六、未来佛学研究的方法论必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过去我们在方法论上，早期主要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领域内从事训诂与考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五○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分析与经济决定论的二分法成为佛学研究方法论的主要表现，八○年代以后，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正在改变，国外的一些曾经流行的研究方法慢慢为学者所用，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等。今后，随着佛教研究的全面展开，将会使用越来越多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特别是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普遍使用，田野调查的活动及成果会越来越多。
第七、结合前面查家底和几年前笔者提出的“对策”，未来的佛教研究在项目上应该是有这样一些特点：佛教史学仍然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断代史、地方史和宗派史的研究将会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思想史的研究可能进展不是很大，其中包括教义理论的研究进展缓慢。佛教经典和人物的研究有一个大的发展，特别是通经一部和专研一人的情况会占较大的比重。与佛教有关的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边缘学科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对世界佛教的研究会成为不大不小的课题，因为这些研究对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国人了解世界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实际上这个课题已经开始出现了转机，最近出版的宋立道博士的著作，对当代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外，由于佛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契理契机的现实需要，将会推动当代佛教研究的进展，与社会现实有关的各种现实性研究和对策性的讨论，将成为未来中国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十一世纪的佛教研究已经开始激活，对未来我们一直充满了憧憬，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将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走出一条中国佛教研究的自己的道路，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佛教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注释：
[注1] 拙作〈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难点与对策〉，载《闻思》（华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注2]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8231;一九九八》（宗教文化出版社，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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