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乃芳
在思想的百花园里，充满生命灵性的精神之花总是长开不败，徜徉其中我们会屡感美不胜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成为这座思想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思想的“蜜蜂”不同于自然花园里凭借本能、为生存而酿蜜的蜜蜂，他们不仅忙碌并陶醉于“采蜜”、“酿蜜”的辛勤劳作之中，而且又常有“生花”之举，用新的“花朵”装点我们的思想花园。《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就是这样一朵“花朵”：程志华教授在“采蜜”的过程中，通过对牟宗三先生等身著作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进行了“酿蜜”，同时，通过对其“道德的形上学”思想的整合重构，绽放了新的“思想之花”：“从容地”凸显了牟先生关于儒学是“道德生命学问”的界定，使人们深切感受到牟宗三先生在浩瀚深邃的思考之后，展现出来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本质。

牟宗三先生将中西哲学的差别界定为“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他说，西方哲学是“外在的形上学”，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世纪的神学，还是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的哲学无一例外。与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两系统说”不同，牟宗三提出了“三系论”来论证自己对西方哲学核心的界定。他认为，以“自然”为对象是西方哲学的“纲领”，在此纲领之下，西方哲学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三大骨干：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一骨干，下赅中世纪的正宗神学；二，莱布尼兹、罗素为一骨干，旁及经验论、实在论等；三，康德、黑格尔为一骨干。在此，牟宗三之所以将莱布尼兹和罗素“取”了出来，独立为一个系统，在于他认为莱布尼兹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关节性”人物：一方面，他的逻辑代数“上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下连”罗素的真值涵蕴系统；另一方面，“单子论”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关注非抽象的哲学、非逻辑分析所能处理的问题。前一方面尽显西方哲学的悠久传统，是以逻辑思考为进路的“智的系统”，是西方文化对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后一方面经康德“批判”后的“保留”与积极的“上提”，实现了西方哲学从“外在的形上学”向“实践的形上学”的转变。在此意义上，康德与克尔凯郭尔的探索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了“异军突起”和“别开生面”。然而，牟宗三认为，康德与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改变整个西方哲学的“面貌”：西方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学问”，缺少“人本”之确立，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中国哲学则恰恰相反，一开始就将着眼点落在关心“这最烦的生命上”，落在“人本”的确立上，故形成为一种“生命的学问”。总的看，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是“生命的学问”，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命层次，使之可以由低的层次不断向上翻，以致达于神圣。其中，儒家由内部心性而言道德实践之学，开拓了德性的觉醒，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正宗；道家则是针对儒家而生发出来的“旁枝”；佛家精神则与治世无干。沿着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衍脉络进行疏解，牟宗三发现，凡是遵从儒家的道德实践理性原则的时代都是“长寿”的，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得到谐和统一的时代，反之则是恶劣的、悲剧的和“短命”的时代。质言之，以心性儒学为主流与正宗的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人的道德生命。

在牟宗三，分判是为了实现会通。他认为，“知识的学问”与“生命的学问”相互区别，各有所长，不能互相取代，而应当实现会通。“知识的学问”对应的是科学，“生命的学问”对应的是哲学，因此要经历“翻山越岭”的工夫方能脱离科学的束缚而建立哲学，牟宗三称此为“寂寞中见独体”。他援引了刘宗周对《中庸》“独体”思想的界定，并给予崭新的诠释。所谓“独体”，其实也就是“良知”，依照牟宗三的“直觉”、“体悟”，“良知”本体必然要“凸出”、“冲破”其原初的混沌状态（即“寂寞”），这便是“寂寞中见独体”的含义。在他看来，“独体”之“见”即“表现”，它包括三个层次：“赤裸的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与冲破”、“生命之智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第一个层次是起码的“生物的独体”，它冲破其所处的背景或环境，从生活中抽象出“生命”来，但是却找不到“生命”的“根”，从而无法安顿“生命”。第二个层次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开启的逻辑智慧之路，他们着眼于“自然”，依凭其理智思考去猜测和把握宇宙本体，从而成就了科学。但在这一层次，人只能将“生命”的安顿寄托于“外境”，“独体”自己仍始终无法得到永恒的安顿。惟有最后一个层次才把那个“非理性的生命”予以理性的安顿与“润泽”，才使非理性的变成了理性的。至此，“生命”有了安顿，“独体”以后会永远维系于不坠。而且，这一层次的“独体”还构成了对前两层的统摄，进而也构成了对所有文化类型的统摄。在此意义上，这三个层次所体现的层级是“生命”的“往上翻”。既然最高层次的“独体”统摄了一切，那么在它之下便可以分别不同的学说和派别，这又是“生命”的往下“牵连”。这样，“上翻”与“下牵”不仅实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也实现了人类所有思想的会通。不过，在牟宗三，此会通是以“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为核心的，即以“生命的学问”为人类智慧的灵魂与核心。

遵循“内在诠释”的理路，“即本质论本质”地论述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从而达到对牟宗三哲学的整体把握，无疑是程教授独有的“生花”之作。第一章是对牟宗三学术资源的梳理，是整个作品的展开基础。第二至九章论说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体系的建构。其中，第二至七章是对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基本观点（譬如：道德本体的确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道德本体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以及最高道德的实有性和可能性）的阐述。首先，牟宗三通过对“我”的探讨与界定，确立了“良知”本体，然后疏解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一方面，他借用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并将“物自身”“转”为价值性的概念，再进一步借用中国哲学的智慧证成了“智的直觉”，并由“智的直觉”来“稳定”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另一方面，他又借用佛教“一心开二门”的义理，将之确立为公共哲学模型，在“稳定”前一“超越”区分的同时，沟通了道德本体界的存有论和自然现象界的存有论。其次，牟宗三认为，“良知”本体通过“自我坎陷”即可开出科学与民主，即由内圣而开出新外王，这是道德本体在新时代所必需的实践拓展。接下来，要解决道德中“最高善”的问题。在牟宗三看来，儒家的“最高善”即“圆善”是真的，也是可能的；“良知”本体保住了“圆善”之真，“圆教”（即牟所说的儒教）保障了“圆善”之可能。第八章和第九章解决的是牟宗三所完成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其中，“独体”（即“良知”）是对所有人类思想的统摄，“道德的形上学”是对所有哲学形态的统摄，二者前后呼应、吻合一致，从而达到了牟宗三整个哲学建构的最终宏旨。第十章中，程教授以独特的“中断性”语境为视角，将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放在宏大的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洪流当中，给出了牟宗三的哲学和他所代表的“第三期儒学”的历史性定位，认为是对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继承与发扬。这样一个脉络和解释，提升了人们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理解高度。

《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作者对牟宗三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阅读之中，深深感受到程教授“酿蜜”、“生花”的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儒学的一座高峰，攀登这座高峰谈何容易！牟宗三哲学是思想百花园的一朵“奇葩”，采此“奇葩”之花粉并“酿蜜”亦是需要勇气之举！令人欣慰的是，程教授战胜了这些挑战，他的研究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接近了牟宗三哲学这朵“奇葩”，感受到牟宗三对道德生命的体悟与张扬，从而进一步体会到现代新儒家群体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