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philosophy）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在希腊语中它由“爱”和“智慧”两字组成，是“爱智慧”或“智慧的朋友”之义。因此，人们常通俗地将“哲学”解释为一门关于热爱和追寻智慧的学问。大体上说来，这样一种解释是不错的，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之起源即是如此。不过，显而易见，这一解释过于宽泛，因为它没有讲清哲学到底属于哪一种智慧。实际上，要具体而准确地把握“哲学”概念，要讲清哲学到底属于哪一种智慧，需要解释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的问题，即人为什么要热爱和追寻智慧？二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哲学”是什么样的智慧？三是“怎么样”的问题，即“哲学原型”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来深化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下面，我们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一

人为什么要热爱和追寻智慧呢？这得从人的本性谈起。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圣经》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2中国古代经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人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例如，“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2］《卷十二》“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3］608根据上述经典来分析，既然人由神所创造，那么人就兼有神的品质，同时又因是被创造物，故又毕竟不是神。具体讲来，上述所引经典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其一，神是无限的、完美的、圆满的；其二，人是有限的、欠缺的和不圆满的。相对应地看，前一个方面指神的本性，即“神性之实”；后一个方面指人的本性，即“人性之实”。从经验上讲，对于“神性之实”我们既不能证成，亦不能证伪，所以不能妄下论断。不过，对于“人性之实”我们仅凭经验即可以下论断——断定人确是有限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人之有限性与神之无限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那么，如何理解人的有限性呢？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与无限性对照地来讲，因为张力产生于二者之对照。《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4］115又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4］155综而言之，人生面临着三大难关：一是“吾生有涯”的“命”关；二是“知也无涯”的“知”关；三是“人生意义”的“义”关。具体来讲，其一，人生是短暂的，它与永恒之间存在着张力，此是“命”关。能否克服这种张力求得不死、实现永恒，是自有人类以来便面对的一个难关。其二，知识是相对的，它与绝对真理之间存在着张力，此是“知”关。人类知识虽然会不断地积累和增加，但人从来没有穷尽知识、获得绝对真理。这样，能否通过具体知识求得“知识大全”、通过相对真理获得绝对真理成为人所面对的另一个难关。其三，意义是相对的，它与终极价值之间存在着张力，此种张力为“义”关。因此，由相对价值以获得绝对价值成为人类面对的又一个难关。很明显，这三个难关所透显出来的均是人类的有限性。
尽管如此，人类却表现出一定的“神性”，即具有一定的无限性。人虽是动物，但非一般动物；一般动物是绝对有限的，而人是相对有限的。概括地看，人的无限性有三个方面：其一，人是“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者或曰“改良主义”者（reformist）者。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他具有趋向完美和改良存在的本性。即，人类具有突破具体追求抽象、突破凡俗追求神圣、突破欠缺追求完美即突破有限追寻无限的本性。其二，人是思辨性的存在，即人具有“理论理性”。人不仅可以思考宇宙世界，而且可以思考人类社会；思考宇宙世界之结果是获取自然科学知识，思考人类社会之结果是获取社会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人具有“反思”的能力，即对思考本身进行再思考的能力。就生命演化的历程来看，人类是首次出现的能够自我“反思”的物种。其三，人是价值性的存在，即人具有“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必然的领域，而是一个自由的领域，其探索的结果在于获得人文知识。在此意义上，相对于一般动物来讲，人的出现是生命演化历程的一大突变；这一突变的主要标志不是“理论理性”，而是“实践理性”的出现。

由上述三个方面可见，尽管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却是非常重要且关键之因素。这些因素表明：人类既是有限之存在，又具有无限性；人之有限性与神之无限性之张力其实就表现于人自身，即，人自身就具有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张力。进而言之，正因为这种张力，才促生了人类对于智慧的热爱与追求。具体来讲，相应于人之三个方面的有限性，人类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突破生命的有限性，追求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一个古老而天真的梦想史料对此有相当丰富的记载：秦始皇（前259 -前210年）曾派谴徐福（生卒不详）率童男童女入海求长生不老之仙药；道教主张人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且进行了诸多如炼丹、吐纳等修道养生实践。其二，突破已有知识，向绝对真理追寻。在此意义上，此种追寻表现为对已有知识的突破。因此，所谓“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经地义的信条”经常被打破，从而人类知识不断实现着新的积累与增加，以至于出现“知识爆炸”（explosion of knowledge）之类的概念。其三，突破相对价值，追寻人生的终极价值安顿。人是自由的动物，自由既包括创造自由，它通过“理论理性”实现，表现为科学知识的探索；也包括意志自由，它通过“实践理性”实现，表现为价值意义的探索。在价值意义方面，人不仅要通过知识以获得具体价值，而且还要通过具体价值追寻终极价值。

从发生学（ontogeny）的角度看，上述第一个方面的追求促生了宗教。具体来讲，人类为了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探索：一是直接追求肉体的不朽，即长生不老。上述之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和道教之养生均属于此类。然而，这种追求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不仅秦始皇没有长生不老，即使是会炼丹的彭祖（生卒不详）都无法摆脱肉体的死亡。因此，这种追求似乎是一条“死胡同”。二是追求灵魂之不朽。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既然肉体无法摆脱死亡，那么精神是否可以实现“不朽”呢？绝大多数宗教都对此持肯定性意见，而且都旨在通过其教义引导人们追寻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尽管不同宗教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其宗旨均是追求“灵魂不朽”。显然，对“灵魂不朽”的追求是宗教的发生学原因。第二个方面的追求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产生。对于自然界之知识性的探索促生了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生物学等均属此列；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促生了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此列。第三个方面的追求促进了人文学科的产生。对于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是人文学科的“使命”，诸如文学、史学和艺术均属于此列。由此看来，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于一类，而人文学科则单独属于一类。

二

下面，我们再探讨第二个问题，即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事实上，人类在最初追寻无限性的过程中产生的智慧统称为“哲学”。也就是说，“哲学”最初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作为人类知识的总汇，它曾是人类惟一的学问。也就是说，上述之宗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智慧均是包括在“哲学”之中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智慧渐渐分离且独立出来，而且“哲学”也从无所不包的“混沌”中走出来，形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分离出来的“哲学”侧重于关注“形而上”之超越层面的内容，即表现出高度普遍性、抽象性和思辨性的致思取向。对此，《周易》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5］375非常恰当且明确地揭示出这种取向。其意是说：“道”是无形的，故为“形而上”；“器”是有形的，故是“形而下”。在此区分之下，对“形而上”的“道”进行研究的学问是“形而上学”，对“形而下”的“器”进行研究的学问是“形而下学”；“形而上学”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体，“形而下学”所揭示的是世界的现象。在此意义下，前者指“哲学”，后者则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在此，所谓“哲学”从“混沌”中走出来，主要意思是指“哲学”不仅与宗教有了区别，而且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亦不同。因此，要确定哲学这门智慧的特征，得先“消极地”讲哲学不是什么，然后再“积极地”讲它是什么，因为哲学是从众多智慧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如何确定哲学“不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弄清哲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入手。

哲学与宗教是什么关系呢？首先，哲学与宗教是有共性的，它们都是处于“形而上”的层面，即“超越”层面。具体来讲，这种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学与宗教都以追求永恒为职志。宗教从“永恒”的角度看待存在，哲学也从“永恒”的角度看待存在。而且，吊诡的是，无论是宗教之“永恒”，还是哲学之“永恒”，它们都只处于过程之中，无法在现世彻底实现。其二，二者都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即，它们都在价值层面提供终极性根据。因此，宗教与哲学都十分关注诸如生死、善恶等重大问题。其次，宗教与哲学又是不同的：宗教强调对崇拜对象的极度相信和尊敬，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导，其表现在“信仰”。哲学则不同，它注重通过思辨来论证义理之合理性，从而引导人们的思想与言行，其表现在“思辨”。也就是说，宗教要求其信徒呈献不假思索的虔诚，而哲学则要求主体对任何对象都要诉诸理性思考。在此意义上，二者不仅是不相同的，而恰恰是正相反的。正因为如此，宗教的最高观念是诸如“天国”、“上帝”、“救赎”、“地狱”等，而哲学的最高概念则是“本体”、“道”、“物自体”或“绝对精神”等。

在明确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后，还需要探求哲学与其他智慧的关系。如上所述，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均属于“形而下学”之具体学科。那么，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与具体学科是什么关系呢？同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对象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即，不是关于“事实”的学问，就是关于“价值”的学问。在此意义上，哲学并没有自己的专有对象，其对象其实是“公共”的。二者之区别在于：具体学科是实然层面、“形而下”的，哲学是超越层面、“形而上”的；具体学科的任务是追求具体知识，而“哲学”的使命则在于追寻具体学科背后的超越性、终极性答案。具体来讲，“哲学”与具体学科有如下不同：其一，哲学是全面的知识，它不止于某一具体学科，而是融贯不同学科的“学科系统”。或者说，它不限于某一知识领域，而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知识大全”。其二，哲学是反省的、自觉的知识，它不止于具体知识，而要对具体知识“穷根究底”，追究知识所以产生的理性根源。其三，哲学所要追究的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它不止于具体价值，而是要以此为基础追求最高的价值理想。因此，方东美（1899-1977年）说：“哲学不仅仅教我们生活，因为生活是我们的本能要求，用不着哲学来教导，但如何生活才能取得意义，如何生活才能实现价值，这却是哲学上重大的问题。”［6］135

正因为哲学与宗教、与具体学科有如上之差异，哲学之“问题意识”也便很与众不同。那么，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意识”呢？具体地讲，能够进入哲学视野的问题只在于面向本体的思考和面向前提与基础的思辨。也就是说，哲学问题不是宗教当中的具体问题，而是宗教当中的理论问题；不是经验世界的具体问题，而是经验世界的本体或前提问题；不是人文世界的具体知识，而是关乎人类终极关怀之绝对价值。当然，哲学既然以宇宙人生之“事实”和“价值”为研究对象，它就既不能离开超验世界，亦不能离开经验世界与人文世界。在此，我们不妨以存在主义为例说明哲学之“问题意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恢复、社会稳定、灵魂救赎等，但这些都不能直接作为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它们是具体学科和宗教的任务，而惟有“人存在的意义”能够成为哲学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主义以“存在先于本质”的回答横空出世，意思是说不能抽象地规定人的本质，而是强调正视人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可见，哲学既不能直接以超验世界为对象，不能直接以经验世界为对象，也不能直接以人文世界为对象，它须以超验世界、经验世界和人文世界之本体、前提和基础性的问题为对象。

通过“消极地”探讨哲学“不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定哲学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哲学是可学的，此相对于宗教而言。蔡元培（1868-1940年）说：“宗教以信为本，哲学以疑为本。”［7］（第一卷）361因此，哲学不是“可信”的，而是“可学”的。《中庸》有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8］34尽管“天地之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人对此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孟子（前372-前289年）也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8］349无论是“性”，还是“天”，尽管它们无比深奥且非常高远，但它们均是可以学习并掌握的。其二，哲学是超越的，此相对于具体学科而言。哲学所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义理，而不是经验世界与心灵世界之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之“道”。那么，何谓此“道”呢？《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9］2-4意思是说，此“道”不是通常所谓道，而是作为“天地之始”之“无”与作为“万物之母”之“有”；无论是“无”还是“有”，它们作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与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具体来讲，哲学之义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繁衍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所表现之关于“事实”之超越性的规律；二是人之心灵世界所表达的关于价值之超越性的意义。
三
在探讨了上述两个问题后，还有一个问题非回答不可，即已有的众多哲学学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有统一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哲学原型”的问题，即本文的第三个问题。

通常来讲，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哲学类型的差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年）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事实”，一类是“价值”。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10］509原来，人们将哲学的对象笼统地称为“事实”，是休谟在其中发现了“价值”的独立意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将哲学的对象界定为“事实”与“价值”并不意味着将宗教排除在外，而是说，既可从“事实”的角度研究宗教，亦可以从“价值”的角度研究宗教，因为哲学研究是没有禁区的。依着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可以说：就前者来讲，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实证知识，而在于追寻超越实证知识的“智慧”；这类哲学表现为对知识的前提、基础进行批判和反思，即审视知识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质言之，这类哲学可以称为“知解的哲学”。就后者来讲，哲学的任务在于对人生终极价值进行探讨；这类哲学表现为对价值的前提、基础进行追问，质言之，这类哲学可以称为“实践的哲学”。

具体来讲，“知解的哲学”是以探讨“事实”为核心的哲学，它起源于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困惑和探寻，它关注的是自然存在，回答的是世界的本质问题。就其内容来讲，其核心是“事实本体论”，即以某种“事实”作为本体进行探讨。在此意义上，哲学实是一种“最高的知识”。蔡元培说：“哲学者，普通义解谓之原理之学，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则者也。”[7]（第一卷）354傅泛济（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年）也说：“哲学”“译名，则言知之爱；译义，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11]17。就哲学史来看，古希腊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德国古典哲学都属于“知解的哲学”的典型形态，而黑格尔哲学则是这种哲学之最高形态。“实践的哲学”则明显不同，它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哲学，它肇端于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困惑、反思和追问，它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回答的是意义之本和价值之源的问题。就其内容来讲，其核心是“价值本体论”，即以某种“价值”作为本体进行探讨。在此意义上，哲学实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2]1因此，在“实践的哲学”中，“价值”、“意义”、“生命”、“生活”等成了基本概念，并围绕着这些概念形成了诸多学说。就哲学史来看，儒学、道学以及宗教哲学都属于“实践的哲学”的典型形态。

那么，“知解的哲学”与“实践的哲学”是什么关系呢？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先对人类理性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人类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探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它是“知解的哲学”得以形成的基础；“实践理性”探讨的是“应当”的问题，它是“实践的哲学”得以产生的基础。不过，虽有“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分，但人类理性本身是统一的，故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哲学形态也应该是统一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说：“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种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此，它不只含有自然的法则，亦含有道德法则，它把这两种法则首先呈现于两个不同系统中，然而最后则呈现之于一个哲学系统之中。”[13]658-659然而，统一基础是什么呢？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虽追求统一的哲学系统，但其“筹划”并不成功，因为它只能在知识层面上完成知识系统的统一，而不能统一整个哲学系统。“实践理性”则不同，它可依着理性的统一性给自己规定目的和相应的手段，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在康德，这一基于“实践理性”而建立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是一“哲学原型”（archetype of philosophy），依着它可以“开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学说。在此意义上，“实践理性”不仅构成了对“理论理性”的统摄，而且担当了为“哲学原型”“立法”的使命。这样，“实践的哲学”也就形成了对“知解的哲学”的统摄，从而也形成了对所有哲学学说的统摄。

在明确了“哲学原型”之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哲学这门学问与众多哲学学说的关系。就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它表现为全人类理性的“立法”，因为全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的思维层次。康德说：“依此观点而言，哲学是把一切知识关联于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之学（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而哲学家不是理性领域中的一个技匠，而是其自身就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13]657-658因此，哲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然而，由于文化起源不同，加上哲学研究之个体性的特点，在“实践的哲学”与“知解的哲学”两类哲学之下，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哲学学说。基于此，可以说：哲学作为一座“百花园”，它由诸多具体学说，如“鬃主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所构成。尽管如此，哪一个具体学说也不能独占哲学之整座花园。此种关系类似于“餐具”与“刀叉”、“筷子”之关系。我们知道，西方人用餐使用刀叉，中国人吃饭使用筷子；刀叉和筷子等共同构成了“餐具”，但不能因此说刀叉是餐具，而筷子不是餐具。
显而易见，以上关于“哲学原型”之探讨是就已有哲学学说来讲的。事实上，因为人之有限性与无限性之张力的存在，依着上述发生学意义上的探讨，哲学不仅没有禁区，而且也不会终结。蔡元培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经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7]（第五卷）154不仅几千来的状况如此，哲学界的将来还定如此！人是有限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永远无法完全获得，因此，哲学只能在暂时中求永恒，在相对中求绝对，在过程中求终极，即在有限中求无限。换言之，如同在“餐具”概念下可以不断开发新的餐具一样，在“哲学原型”之下，新的哲学学说也将不断地被“开出”。一句话，哲学永远处于过程当中。
四

综上所述，本文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论证逻辑如下：通过“为什么”的讨论说明，人们热爱和追寻智慧的原因在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张力，其结果是促生了宗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众多智慧；通过“是什么”的讨论说明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与其他智慧的关系，从而明确了哲学具有“可学”和“超越”两个方面的特征；通过“怎么样”的讨论说明众多哲学学说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具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原型”，而且在“哲学原型”下还可以不断“开出”新的哲学学说。至此，基于这样三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给出哲学的定义如下：所谓哲学，是指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显而易见，依着上述讨论，这个定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具体而准确的。熊十力曾有言：“哲学者，智慧之学，而为群学之源，亦群学之归墟也。此等学问，纯为伟大精神之产物。学者从事哲学，必先开拓胸次，有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实，则万理昭著，不劳穷索。否则狡隘之衷，惑障一团，理道终不来舍。故学问之事，首在激发精神，而后可与讲求方法。”［14］21愿此文通过探究哲学之定义能够在“激发精神”方面有所助益！

［参 考 文 献］

［1］中英圣经（和合本——新国际版）［m］.［美］伯克利:圣书书房，1990.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

［3］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一册）［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4］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5］郭彧译注.易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方东美.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亚里士多德.名理探［m］.傅泛济，李之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
［1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3］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pek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14］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