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川秀树对老庄思想的现代诠释
作者：王海军
老庄思想深邃浑融，彻悟洞见，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它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正逐渐被人们认识，并做出现代诠释，其中不乏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汤川秀树(1907-1981)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因提出“介子场理论”，对现代物理学作杰出贡献，而荣膺194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在老庄思想的启发下，进行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老庄哲学是汤川形成自己独特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源泉。”①
自然观
“道”是老庄思想的最高范畴。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道”虽然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恍兮惚兮”，却浑然一体，“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同时也是宇宙万物普遍遵循的规律——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之“道”，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末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应帝王》)“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它自然无为，不能用感官把握。“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大宗师》)老庄崇尚自然，崇尚整体和谐，顺应自然。“道”是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老庄的自然观对汤川秀树是一种主要吸引力。汤川秀树说：“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是宿命论的，然而它们却有一种彻底的合理的观点，这想必就是吸引了我的那些方面之一。”②
汤川秀树认为老庄思想“是一种类型的宿命论的自然主义，它和关于大自然的科学观点最终可能导致的那种自然主义非常相像。”③他接着指出在19世纪，自然科学曾经企图借助因果关系来概括一切自然现象，由于科学家受因果律的限制，自由意志的想法又不能，唯一的途径只能在一种理性主义的宿命论中安下心，这适用于老庄的想法——“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5章).随着物理学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出现，“规律”不一定是指狭义的因果性，从一个原因可能产生数目不同有结果，且无法预言这些结果将会实现，但仍然可表述出一种定律。这就是老庄说的“自然之道”：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普遍性的东西，听不到，看不见，没有固定有形体，但它是实有的存在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汤川秀树转译为：真正的道——自然法则——不是惯常的道，不是公认的事物秩序。真正的名称——真正的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不是公认的名称。④汤川秀树认为这种诠释与传统上的解释实际上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而且会获得一种非凡的新义——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淘汰旧概念、旧理论、创造新理论、新理论的过程中发展的。他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曾是公认的概念，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并被承认为是正确的“道”时，它又成为公认有概念，20世纪物理学是超越“惯常的道”并发现新的“道”开始的。
汤川秀树认为老庄关于自然和人生的哲学是深刻的、合理的和富有人性的：“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和“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明确地认识到“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Nature)之中的、无处不有的大道(universal)、自然规律(natural law)”⑤。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规律而主观妄为，而只能尊重和顺应“道”这一根本规律。“在老子和庄子那儿，自然界却一直占据着他们思维的中心，脱离了自然界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而且人对自然界的抵抗力是小得可怜。”⑥大自然既是应该精心呵护的对象，同时也是应该敬畏的对象。但是科学文明从大自然索取了过于苛刻的东西，而且介入现代人类和自然之间，使他们产生了距离和隔阂，人类会沉没到科学文明这种人类自造的第二个自然界。对此，汤川秀树认为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5章)可获得了新的和威胁性的意义。接着他引用一个隐喻：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庄子·渔夫》)
汤川秀树说这种看法是宿命论的，但决不是荒唐无稽的，“包含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严厉真理的”⑦。人与自然应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试图将人类置于自然界的主宰地位，无竭止地向大自然索取，一旦超过大自然自身承受能力，人类必将受到惩罚。
类比
汤川秀树在论述创造性思维问题时，说到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方法作为理解困难事物的一种辅助手段，那就是与更容易理解的事物进行比较。他称之为类比，利用类比，可以很好地理解一方，但却不能理解另一方。假设存在一种什么事物是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偶尔注意到了这一某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过将两者比较就可以理解他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一事物。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⑧
汤川秀树在物理学中，采取了用模型来进行思维的形式，他把物理学定律说成“看不见的模子，”他认为自然界是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构成的，但属于某一类型的任何一个粒子和同一类型的其他粒子毫无区别。这是自然界流行法则在其根本形式下的一种表现。“自然界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一种不可见的机构，能产生无数个相同的东西，而且我最近比喻式地称为‘看不见的模子’的正是这种机构。”⑨ 他发现和他的比喻惊人相似的比喻：
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庄子·大宗师》)
它寓有自然规律决定一切天地造化，在“浑沌”世界中找到某一种关于永恒的规律，让它告诉我们事物之所以会存在的理由。他说庄子企图借助于这一种隐喻说明生与死的区别不重要而克服关于生死的想法，从存在和非存在的区分还不存在的地方出发，认为“浑沌”比有形物体更加基本，达到心神宁静的方式是把所以的存在物看成回到非存在物中去。而自己不那么关心人类的生死，却关心基本粒子的生死。
老庄的思想是辨证的、整体和谐的，同时强调具体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本质都是“道”，“道”作为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汤川秀树研究发现了三十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在深入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时，他想起了庄子的一个寓言：
南海之帝为鲦，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鲦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鲦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末分化，但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汤川秀树称之为“浑沌”。他说：“我通过把鲦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它们还在自由地到处乱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直至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浑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按照这一蕴含着某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就可以把浑沌的无序状态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诠释是可能的。”⑩他说在这个寓言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我们通过物理学研究而最后获致的那个微观世界。
汤川秀树认为当两个事物之间的不同性与相似形都被认识得很清楚时，类比思维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成果。于是他淡了自己的经验：“当我在三十多年前试图理解核力时，我得到了充分利用核力和电磁力类比的想法。然而，我也很了解核力和电磁力之间的不相似性。因此，我所得出的理论注定与电磁场的量子理论虽有某中相似之处，而在许多方面又与它不同。”
直觉
长期以来，人们曾普遍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西文科学思想的成果，东方传统的方法论思想则似乎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相悖。事实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古代思想，正在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正反映了古代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某种契合。老庄思想重视直觉，追求用看似简易实则高明的方法处理人类的最深刻复杂问题的老庄哲学，正可以用来补救注重抽象和逻辑的西方科学传统的不足。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汤川秀树认为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可以看作是对科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一问题的间接评注，惠子不承认任何象“鱼之乐”那样的既无明确定义又无法证实的事物，接近于传统的科学态度。不过，自己更倾向于庄子所要暗示的东西——直觉和含糊一些的想法。当时物理学家最感困惑的是所谓基本粒子的真正本性和结构，逻辑证明和实验方法在基本粒子研究中有一定的局限，很难用实验手段来直接识别这样的细节，我们要把握住基本粒子的结构，虽不会像庄子知道鱼的内心那样简单，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也许必须采取冲破现有知识框框的奇妙思维方法——直觉思维方法，它可以弥补逻辑和实验方法的不足。
现代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快速推进，试图揭示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更复杂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运动规律，其研究的对象愈来愈是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宇宙之“道”。汤川秀树认为抽象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在任何富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直觉和抽象完全和谐的和处于相互平衡的，人类必须从直觉开始，然后借助抽象能力来前进，在科学思维中直觉起着重要作用。在推到逻辑结论时，经验主义倾向意味着消去一切不能直接证明的东西，不考虑任何不能在实验上进行测量的量，但今天是物理学理论却涉及一些无法测量的量。此时，单靠抽象铲除和抛弃矛盾是不行了，要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即铲除矛盾倒不如在整体中发现和谐。
于是，汤川秀树说：“正如直觉的背后是抽象在发挥功能那样，在抽象功能的背后不是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的直觉在发挥功能吗? 我们期待着，什么时候直觉的功能得以发挥，使得理论向更高的新阶段的飞跃得以实现，从而产生新的物质和自然观。”
汤川秀树认为在古希腊直觉和抽象是完全和谐和处于相互平衡的，而且不存在科学远离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些文化活动和人心很靠近，“一个人可以像欣赏几何学那样欣赏诗。对于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显得是像关于男女神祗的传奇故事和英雄悲剧一样的浪漫的。” 这对科学与人文的互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颇具深意的回答。
结束语
本文从老庄思想与汤川秀树科学思维所进行的一种尝试的探讨，这也许正如汤川秀树所说的“胡乱引用古人的说法来附会现代物理学，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既使这样，他竟然有一些想法在一定意义上和今天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很相似，这也是有趣的和出人意外的。” 当然，把老庄思想与现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进行联系，目的并不在于说现在出现的某些科学结论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而是说老庄思想这一古老智慧是可以与今人相喻相通，并且能够给予今人以新的昭示。
随着自然科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向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尤其是老庄思想的魅力，在科学的世界里，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思想领域。许多科学家发现老庄思想竟然包含了在他们心中盘旋已久的问题答案，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得到灵感和启迪。
注释：
①解恩泽主编：《日本科学思想纵横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第160页。
②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旅人：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M]，石家庄：河北科学出版社，2000，第102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11][13][14]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56页，第57～58页，第60页，第68页，第55页，第72页，第64页，第127页，第119页，第64～65页。
⑤[12]汤川秀树著，那日苏译。人类的创造[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59～260页，第132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老庄思想深邃浑融，彻悟洞见，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它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正逐渐被人们认识，并做出现代诠释，其中不乏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汤川秀树(1907-1981)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因提出“介子场理论”，对现代物理学作杰出贡献，而荣膺1949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在老庄思想的启发下，进行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老庄哲学是汤川形成自己独特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源泉。”①
自然观
“道”是老庄思想的最高范畴。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道”虽然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恍兮惚兮”，却浑然一体，“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同时也是宇宙万物普遍遵循的规律——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之“道”，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末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应帝王》)“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它自然无为，不能用感官把握。“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大宗师》)老庄崇尚自然，崇尚整体和谐，顺应自然。“道”是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老庄的自然观对汤川秀树是一种主要吸引力。汤川秀树说：“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是宿命论的，然而它们却有一种彻底的合理的观点，这想必就是吸引了我的那些方面之一。”②
汤川秀树认为老庄思想“是一种类型的宿命论的自然主义，它和关于大自然的科学观点最终可能导致的那种自然主义非常相像。”③他接着指出在19世纪，自然科学曾经企图借助因果关系来概括一切自然现象，由于科学家受因果律的限制，自由意志的想法又不能，唯一的途径只能在一种理性主义的宿命论中安下心，这适用于老庄的想法——“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5章).随着物理学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出现，“规律”不一定是指狭义的因果性，从一个原因可能产生数目不同有结果，且无法预言这些结果将会实现，但仍然可表述出一种定律。这就是老庄说的“自然之道”：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普遍性的东西，听不到，看不见，没有固定有形体，但它是实有的存在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汤川秀树转译为：真正的道——自然法则——不是惯常的道，不是公认的事物秩序。真正的名称——真正的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不是公认的名称。④汤川秀树认为这种诠释与传统上的解释实际上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而且会获得一种非凡的新义——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淘汰旧概念、旧理论、创造新理论、新理论的过程中发展的。他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曾是公认的概念，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并被承认为是正确的“道”时，它又成为公认有概念，20世纪物理学是超越“惯常的道”并发现新的“道”开始的。
汤川秀树认为老庄关于自然和人生的哲学是深刻的、合理的和富有人性的：“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和“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明确地认识到“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Nature)之中的、无处不有的大道(universal)、自然规律(natural law)”⑤。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规律而主观妄为，而只能尊重和顺应“道”这一根本规律。“在老子和庄子那儿，自然界却一直占据着他们思维的中心，脱离了自然界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而且人对自然界的抵抗力是小得可怜。”⑥大自然既是应该精心呵护的对象，同时也是应该敬畏的对象。但是科学文明从大自然索取了过于苛刻的东西，而且介入现代人类和自然之间，使他们产生了距离和隔阂，人类会沉没到科学文明这种人类自造的第二个自然界。对此，汤川秀树认为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5章)可获得了新的和威胁性的意义。接着他引用一个隐喻：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庄子·渔夫》)
汤川秀树说这种看法是宿命论的，但决不是荒唐无稽的，“包含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严厉真理的”⑦。人与自然应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试图将人类置于自然界的主宰地位，无竭止地向大自然索取，一旦超过大自然自身承受能力，人类必将受到惩罚。
类比
汤川秀树在论述创造性思维问题时，说到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方法作为理解困难事物的一种辅助手段，那就是与更容易理解的事物进行比较。他称之为类比，利用类比，可以很好地理解一方，但却不能理解另一方。假设存在一种什么事物是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偶尔注意到了这一某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过将两者比较就可以理解他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一事物。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⑧
汤川秀树在物理学中，采取了用模型来进行思维的形式，他把物理学定律说成“看不见的模子，”他认为自然界是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构成的，但属于某一类型的任何一个粒子和同一类型的其他粒子毫无区别。这是自然界流行法则在其根本形式下的一种表现。“自然界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一种不可见的机构，能产生无数个相同的东西，而且我最近比喻式地称为‘看不见的模子’的正是这种机构。”⑨ 他发现和他的比喻惊人相似的比喻：
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庄子·大宗师》)
它寓有自然规律决定一切天地造化，在“浑沌”世界中找到某一种关于永恒的规律，让它告诉我们事物之所以会存在的理由。他说庄子企图借助于这一种隐喻说明生与死的区别不重要而克服关于生死的想法，从存在和非存在的区分还不存在的地方出发，认为“浑沌”比有形物体更加基本，达到心神宁静的方式是把所以的存在物看成回到非存在物中去。而自己不那么关心人类的生死，却关心基本粒子的生死。
老庄的思想是辨证的、整体和谐的，同时强调具体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本质都是“道”，“道”作为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汤川秀树研究发现了三十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在深入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时，他想起了庄子的一个寓言：
南海之帝为鲦，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鲦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鲦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末分化，但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汤川秀树称之为“浑沌”。他说：“我通过把鲦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它们还在自由地到处乱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直至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浑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按照这一蕴含着某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就可以把浑沌的无序状态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诠释是可能的。”⑩他说在这个寓言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我们通过物理学研究而最后获致的那个微观世界。
汤川秀树认为当两个事物之间的不同性与相似形都被认识得很清楚时，类比思维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成果。于是他淡了自己的经验：“当我在三十多年前试图理解核力时，我得到了充分利用核力和电磁力类比的想法。然而，我也很了解核力和电磁力之间的不相似性。因此，我所得出的理论注定与电磁场的量子理论虽有某中相似之处，而在许多方面又与它不同。”
直觉
长期以来，人们曾普遍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西文科学思想的成果，东方传统的方法论思想则似乎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相悖。事实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古代思想，正在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正反映了古代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某种契合。老庄思想重视直觉，追求用看似简易实则高明的方法处理人类的最深刻复杂问题的老庄哲学，正可以用来补救注重抽象和逻辑的西方科学传统的不足。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汤川秀树认为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可以看作是对科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一问题的间接评注，惠子不承认任何象“鱼之乐”那样的既无明确定义又无法证实的事物，接近于传统的科学态度。不过，自己更倾向于庄子所要暗示的东西——直觉和含糊一些的想法。当时物理学家最感困惑的是所谓基本粒子的真正本性和结构，逻辑证明和实验方法在基本粒子研究中有一定的局限，很难用实验手段来直接识别这样的细节，我们要把握住基本粒子的结构，虽不会像庄子知道鱼的内心那样简单，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也许必须采取冲破现有知识框框的奇妙思维方法——直觉思维方法，它可以弥补逻辑和实验方法的不足。
现代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快速推进，试图揭示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更复杂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运动规律，其研究的对象愈来愈是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宇宙之“道”。汤川秀树认为抽象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在任何富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直觉和抽象完全和谐的和处于相互平衡的，人类必须从直觉开始，然后借助抽象能力来前进，在科学思维中直觉起着重要作用。在推到逻辑结论时，经验主义倾向意味着消去一切不能直接证明的东西，不考虑任何不能在实验上进行测量的量，但今天是物理学理论却涉及一些无法测量的量。此时，单靠抽象铲除和抛弃矛盾是不行了，要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即铲除矛盾倒不如在整体中发现和谐。
于是，汤川秀树说：“正如直觉的背后是抽象在发挥功能那样，在抽象功能的背后不是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的直觉在发挥功能吗? 我们期待着，什么时候直觉的功能得以发挥，使得理论向更高的新阶段的飞跃得以实现，从而产生新的物质和自然观。”
汤川秀树认为在古希腊直觉和抽象是完全和谐和处于相互平衡的，而且不存在科学远离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些文化活动和人心很靠近，“一个人可以像欣赏几何学那样欣赏诗。对于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显得是像关于男女神祗的传奇故事和英雄悲剧一样的浪漫的。” 这对科学与人文的互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颇具深意的回答。
结束语
本文从老庄思想与汤川秀树科学思维所进行的一种尝试的探讨，这也许正如汤川秀树所说的“胡乱引用古人的说法来附会现代物理学，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既使这样，他竟然有一些想法在一定意义上和今天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很相似，这也是有趣的和出人意外的。” 当然，把老庄思想与现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进行联系，目的并不在于说现在出现的某些科学结论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而是说老庄思想这一古老智慧是可以与今人相喻相通，并且能够给予今人以新的昭示。
随着自然科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向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尤其是老庄思想的魅力，在科学的世界里，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思想领域。许多科学家发现老庄思想竟然包含了在他们心中盘旋已久的问题答案，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得到灵感和启迪。
注释：
①解恩泽主编：《日本科学思想纵横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第160页。
②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旅人：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M]，石家庄：河北科学出版社，2000，第102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11][13][14]汤川秀树著，周林东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56页，第57～58页，第60页，第68页，第55页，第72页，第64页，第127页，第119页，第64～65页。
⑤[12]汤川秀树著，那日苏译。人类的创造[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59～260页，第132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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