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道生的佛性论

  魏晋般若学的兴起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但是从佛教的传播效果看,大乘般若学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过于偏重对世界的哲理思辨。深奥晦涩的哲学探讨,主要为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士所欣赏,而普通信仰者则很难理解和接受,因此有可能将大批民众拒之门外;同时,般若学研究相对缺乏有关如何成佛的信仰宣传,从而在客观上冲淡了佛教作为宗教的根本特色,不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这样,佛教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制度日趋绝对化,门第壁垒森严,士庶之别十分严格,百姓与士族更有霄壤之别。于是,有关佛性的有无、成佛是否可能、成佛有否等级以及如何成佛等问题,逐渐成为佛教的主要议题。因此,至晋宋之际,般若之学已为涅槃佛性论取而代之。竺道生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和突出代表。

  竺道生(公元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据《高僧传·竺道生传》等记载,出身士族,父为县令。幼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从竺法汰出家。15岁开始讲经,深析经义,善于言辩,“虽宿望学僧,当世名士,皆虑挫辞穷,莫能抗敌”。受具足戒后,就已在僧俗中颇有声望。后离开建康,至江西庐山,与慧远共同研讨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并从僧伽提婆学习小乘教义。其后,又与慧睿、慧严、慧观等人远赴长安,受学于鸠摩罗什。他才思敏捷,以至“关中僧众,咸谓神悟”。在罗什译场,他曾参与翻译大、小品《般若经》的活动。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南返庐山,将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带给慧远、刘遗民赏析;翌年,又回到建康。在这里,他依据对佛教教义的独特理解,上承般若性空之学,下开涅槃佛性之学,宣扬“法身”思想,创立“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众生佛性”、“顿悟成佛”等学说。其中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阐提皆得成佛”说和“顿悟成佛”论。

  东晋末期,高僧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在建康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这是《大涅槃经》的初分异译本。北凉时期,昙无谶在敦煌译出《大涅槃经》的初、中、后三部分,共40卷,名《大般涅槃经》(或名《大本涅槃经》、《北本涅槃经》)。南朝刘宋初期,慧观和谢灵运等人依据《大般泥洹经》,将《大般涅槃经》删定为36卷,名《大般涅槃经》,又名《南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众生都能成佛。所以,涅槃佛性论的兴起,是把般若性“空”的研究转向佛性之“有”的肯定,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相适应的。

  道生对《涅槃经》有着“孤明先发”之功。他通过对法显等《大般泥洹经》的研究,“剖析经理,洞入幽微”,首倡“阐提皆得成佛”之说,震动了当时整个佛教界。因为其时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尚未传到建康,所以守旧派僧众即纷起而横加指责,视该说为“背经邪说”,并将道生逐出僧团。而道生则坚持认为,他的说法虽于经文有异,但于经义决无出入。他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高踞师子座!”(《竺道生传》)后来的事实证明,道生的观点确实是符合经义的。不久,《大般涅槃经》传入建康,经中果然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与道生所说“若合符契”。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出,与他对佛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有关。针对一般学者执著佛经文字语句,不能予以品味消化的弊端,他指出:“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所谓“圆义”,是指佛经所体现的真实思想;“忘筌取鱼”,是指对佛经不应作文字语言上的简单理解,而应透过文字语言去揭示其中本质的东西。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倡,显示了令时人敬佩的理论勇气,并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道生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僧侣,却没有为印度经典的文字语句所束缚,盲目地崇拜经文,而是致力于从繁琐经文中发掘“圆义”,实际上是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印度经典这一重大课题。他的思想方法和佛学结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显示了民族的特点,表达了民族的自信。

  “顿悟成佛”说的背景,是承认佛性本有(本来具有,与生俱有,并非后天修习而有),研究对象是成佛的步骤、方法。根据传统佛教教义,无论是发现佛性还是修习成佛,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所以是渐进的。但道生认为,佛教的最高真理即“至理”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真正的觉悟不应该有阶段性,必须一次性地完成。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对传统佛教思想和修养方法的一个重大冲击,同时也为禅宗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但实际上,他的“顿悟”说,在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与后来慧能的“顿悟”说相比,毕竟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可等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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