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反佛和“会昌法难”

  唐太宗以后,不少皇帝也都提倡佛教。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正式即位称帝,但实际掌握政权则始于30年前。为了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僧人怀义、法朗等人表上《大云经》,并撰写《大云经疏》。宣称,根据佛经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是弥勒(未来佛)下生,当做阎浮提(人类所居之处)王。意思是说,武则天当女王,乃是暗合佛经内容,顺应佛的旨意。武则天对此极表满意,随即敕令于两京(长安、洛阳)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寺中藏《大云经》,令法师升高座讲解,又度僧1000以表庆贺。对撰写《大云经疏》的僧侣一一“赐爵县公”,并且“赐紫袈裟、银龟袋”(《资治通鉴》卷二○四),以示奖赏。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代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60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25年,途经30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400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80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zhu 住]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以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

  唐玄宗是著名的信奉道教的君主。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太平盛世,史书上称赞说,那时边疆没有战事,国内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使最高统治者保持自信,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开元三大士”(开元年间三位佛教大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传播密教时,唐玄宗仍给予极高的荣誉和礼遇。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84000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30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韩愈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坚决反对。他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祟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

  《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帮助下,总算免遭杀害,但是被削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贬为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刺史。对于这件事,韩愈始终没有后悔,不改初衷,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见他没有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而放弃反佛的主张。历史上的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与柳宗元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反佛斗争中是一位逆流而上、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的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历史回忆。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在韩愈反佛精神的鼓励下,地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反佛意识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自敬宗、文宗起,朝廷也有了废佛意图。至武宗时,终于将废佛付诸实施了。

  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他在废佛敕书中说,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严重抵触,难以容忍。这是他灭佛的主要动机。此外,武宗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即位后曾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修道场。赵归真又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谋划毁佛、灭佛。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其结果,共拆毁寺院4600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26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10万顷,查出奴婢15万人。

  唐武宗灭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的又一次灭佛,因发生于会昌年间,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灭佛比较彻底,给予佛教以沉重打击。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就由极盛而走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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