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后，不少皇帝也都提倡佛教。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正式即位称帝，但实际掌握政权则始于30年前。为了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僧人怀义、法朗等人表上《大云经》，并撰写《大云经疏》。宣称，根据佛经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是弥勒(未来佛)下生，当做阎浮提(人类所居之处)王。意思是说，武则天当女王，乃是暗合佛经内容，顺应佛的旨意。武则天对此极表满意，随即敕令于两京(长安、洛阳)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寺中藏《大云经》，令法师升高座讲解，又度僧1000以表庆贺。对撰写《大云经疏》的僧侣一一“赐爵县公”，并且“赐紫袈裟、银龟袋”(《资治通鉴》卷二○四)，以示奖赏。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代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60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25年，途经30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400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80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zhu 住]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以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

　　唐玄宗是著名的信奉道教的君主。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太平盛世，史书上称赞说，那时边疆没有战事，国内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使最高统治者保持自信，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开元三大士”(开元年间三位佛教大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传播密教时，唐玄宗仍给予极高的荣誉和礼遇。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84000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30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韩愈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坚决反对。他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祟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

　　《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帮助下，总算免遭杀害，但是被削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贬为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刺史。对于这件事，韩愈始终没有后悔，不改初衷，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见他没有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而放弃反佛的主张。历史上的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与柳宗元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反佛斗争中是一位逆流而上、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的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历史回忆。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在韩愈反佛精神的鼓励下，地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反佛意识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自敬宗、文宗起，朝廷也有了废佛意图。至武宗时，终于将废佛付诸实施了。

　　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他在废佛敕书中说，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严重抵触，难以容忍。这是他灭佛的主要动机。此外，武宗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即位后曾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修道场。赵归真又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谋划毁佛、灭佛。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其结果，共拆毁寺院4600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26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10万顷，查出奴婢15万人。

　　唐武宗灭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的又一次灭佛，因发生于会昌年间，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灭佛比较彻底，给予佛教以沉重打击。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就由极盛而走向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