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虽难比法家的成就，纵横家的风云，但却独树一帜。它的特别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更可以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更事组织，因为成员中有很多武士；是一个准政治组织，其中学者、智者、演说辩论家、技术人才等无一不备，经常集会讨论时事，可以说是战国诸子百家的一个集合体，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学派能有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在当时战国纷争之际，可以想见，这样一支力量必定会是每一个诸侯所争取的对象，但墨家却并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的存在，因此恐怕每一个专制的政府都对会对此有所忌惮，始皇建国后，更是消锋镝，铸以金人十二，尽收天下兵器，这样一个准军事组织很难继续存在，这恐怕是自秦以来墨家再无大作为的原因之一吧。

墨家思想的中心就是，一奉天志，二兼爱天下，三非攻。

天志的主张，即“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天”的意志就是“兼爱”，“天”能够赏贤罚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甚至“天子为善，天必赏之；天子为恶，天必罚之”，试图利用传统神学的力量来实现其社会理想。他提出，人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天之民”，国无分大小强弱都是“天之邑”。墨子的“兼爱”主张，首先是作为与儒家“仁者爱人”的对立物而提出的。他认为，儒家的“爱人”是“爱有差等”，区分亲疏远近，不是真正的“爱人”。而墨子的“兼爱”是普遍的、对等的“爱人”，不分远近亲疏贵贱富贫，“爱无差等”，“爱人若爱其身”，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境界，这是阶层恐怕是腐儒永远不能达到的。墨子的“兼爱”又与“交利”相联系，即“爱人”的动机与“利人”的效果相一致。墨子的“交相利”主要指互相尊重财产所有权和等价交换。从“兼爱”的原则出发，墨子反对贵族世袭制，批评它是“亏人自利”，“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暴夺民衣食之财”，“无故富贵”，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要求从平民当中选拔官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正是从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墨家主张“罪不在禁，虽害无罪”的原则，即只要不违犯禁令，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墨子的徒弟禽滑厘曾说：“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象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墨家精神的一个标志。在古代说到侠，很自然就会联想到战国和汉初的游侠。自战国以至汉初，游侠极盛，朱家、郭解等，声名极显。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恐怕另当别论，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游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也就是说是西汉初年的用词，先秦的书中从未现此词。况且太史公所谓“游侠”者，“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然则指的无非是战国四公子门人及朱家，郭解之流，丝毫没有提墨家。可见相较游侠 ，墨家更具有组织性和团队性，并不是散兵游勇，并不好勇斗狠。

二者，韩非子说“侠者以武犯禁”，若以墨家为侠，岂不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吗？墨家固然是一个门派严密的准军事组织，但是还是无法洗脱其作为一个思想学术组织的原形，巨子等的存在也是类似于精神领袖。否则，史载墨子经常召集门徒，席地而坐，论古及今，若都是游侠，那么多人在一起，恐后世华山论剑都无此胜况。三者，游侠以何为生？是不是职业杀手亦或雇佣军？但并没有史载墨家弟子有刺客或大规模从军。当然，《墨子》中确实有过“代天行诛”的说法，但是墨子更注重非攻！当时正是中国史奴隶制没落和封建制发展的阶段，墨家的出现是代表手工业中小私有阶层的利益，从维护小生产者私有财产制和商品交换关系的立场出发，反对“不劳而获”的贵族世袭制，主张人人平均、相互爱护、平等交易原则，或许可以说是当时的资产阶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清末时墨家又有所复兴。

墨学沉睡了两千年，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着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也有所解除，新思想不断涌现，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