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庄子》研究

作者:葛亮
汉代的《庄子》研究汉代研究过《庄子》的,从现有资料看,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家。

《淮南子》《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书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淮南子》对《庄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在先秦学术分野中,为《庄子》作了新的定位,即把《庄子》与《老子》更紧密地联结到一起,认为庄子与老子思想可归为一派。《淮南子》把庄子老子学说,合称为“老庄之术”。在《淮南子》之前,论及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的,有两部书,一是《庄子》,一是《荀子》。《庄子·天下》把天下学术分为六大派:墨翟、禽滑一派,宋、尹文一派,彭蒙、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桓团、公孙龙一派。

《荀子·解蔽》列举了七个并立学派,即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和孔子。两书都把庄子列为一个独立学派,并不与老子联称。至于老子,在《庄子·天下篇》,是与关尹联称为“关尹老聃”,而在汉初,则通常与黄帝相联,合称“黄老”。把庄子与老子合称为“老庄”的,发端于《淮南子·要略》:《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调整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在《庄子》学演变史上是一件大事。调整庄子在学术分野中的位置,实际就是调整了研究庄子的视角。当然,“老庄”联称,也改变了“老子”研究的视角,在《老子》学演变史中也是一件大事。由“黄老”联称变为“老庄”联称,这与汉初的政治局势有密切关系。

萧何、曹参以“黄老”思想治国,收到了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实效。但到文帝后期,特别是景帝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局面则日趋动荡。

“黄老”无为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挑战。人们逐渐感到,需要变换治国指导思想,“黄老”应从治国主导思想的位置上退下来。“黄老”思想,实际主要是老子思想。战国晚期,人们日益厌恶社会混乱,呼唤倡导无为清静的老子思想出来主持大局。为了显示老子思想的政治有效性,于是请出传说中的古帝王黄帝来与老子联手救世,借黄帝之名,增强纯学者老子的政治操作的可信度。于是出现了“黄老”的联称。所以,“黄老”联称的出现是老子思想介入实际政治活动的标志。

景帝时,老子思想的实际政治有效性既然受到了怀疑,理所当然,“黄老”联称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老庄”联称。《淮南子》学术团体的《庄子》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息息相关。用“老庄”联称取代“黄老”联称,等于宣布老子思想退出实际政治,起码,要从萧、曹时期以来所居的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位置上退出。当时政治思潮的这种变动,《淮南子》这项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发布,对《庄子》学的走向,对《老子》学的走向,都有大影响。

对《老子》学,“黄老”之称虽然还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整个汉代都存在),但其具体含义已变。在“老庄”联称出现以后,“黄老”的政治性逐渐变弱,学术性日益增多,“黄老”一词,逐渐变成对于一种立身处世模式的称呼,后来,还成了一种宗教思潮的称呼。黄老思想,本是一种积极入世思想,自从“老庄”联称,在人们心目中,老子又笼罩了一层来自庄子的避世思想薄雾;庄子思想,也获得了一片来自《老子》的广阔深远的背景。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中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实际是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位思想家合传。其中,《庄子列传》是庄子身后第一篇比较系统的庄子传,反映了司马迁对庄子的研究成果。它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对庄子思想作了一个扼要判断,一是指出了庄子的学术渊源。《庄子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义》、《盗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要亦归之自然”,是《庄子》思想核心。“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是说庄子思想来自老子,是老子思想的发展。《淮南子》只是“老庄”联称,司马迁则进一步具体指出,庄出于老,“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这是对庄子思想渊源,对庄子、老子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论断。在《庄子》学发展中,司马迁这一论断,是重要里程碑之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崇尚道家的学者,司马迁的庄子研究想必受到过司马谈的影响,和《淮南子》也当有一些关系。《汉书·淮南王传》说,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撰著《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汉武帝时,“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内书》,即《淮南子》。“爱秘之”,则是不予公开流传,而收藏于皇家石室金匮之中。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迁为太史令后,曾“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由此推断,司马迁当读过《淮南子》。若是这样的话,则司马迁关于庄子思想“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论断,以庄子与老子合传的构思,可能都受到过《淮南子》“老庄”联称的启发,是对《淮南子》研究成果的一次重大推进。

班嗣班嗣是两汉之交的学者,是班固的从伯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到了班嗣的学术倾向,转载了班嗣写给桓谭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班嗣对《庄子》思想的看法,这可看作班嗣《庄子》研究的一则提要。现将《叙传》有关文字摘录如下: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桓生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挂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班嗣对庄子精神的把握是与司马迁在《庄子列传》中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和《庄子·天下》中说庄子“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相一致的。班嗣也有自己的特点,他强调了庄子与周、孔之异,要求严格划清界限。这是因为班嗣所处时代,独尊儒术的氛围浓烈,在这种氛围中《庄子》学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那就必须要严格遵守与周、孔的分界。班嗣强调的,是庄子的避世倾向。《淮南子》以“老庄”并称,宣告庄子接应老子,接应老子从实际政局中撤退出来;而班嗣的话,则标志这一撤离基本告成。所谓“基本告成”,是说从此以后,信奉老庄者,不以指导国政为主要方向了。但这并不是说从此信奉老庄者都绝对要脱离政治活动做隐士,而是说,他们在从政之外,有了更多的人生取向,而且,在多种取向中,主要的,不再是从政,而是归隐。这种取向的多样化,取向重点的转移,对于《庄子》影响领域的扩展,有促进作用。

班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庄子》列在“道家”,在“道家”小序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

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在《诸子略》的小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班固列《庄子》于道家,这里对道家的评论,应当看作也包括了对《庄子》的评论。这是班固对包括《庄子》在内的道家说研究的结论。

《艺文志》是删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之要,所以《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论,既有班固的观点,也有刘向父子观点,是集体研究成果。班固的评论,是只就政治学这一角度评论道家的。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老子、庄子著作,特别是老子著作,是有政治学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在西汉二百年中,已经逐渐减退。时至班固时代,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其主要影响方面,已不是政治实践,而是个人处世立身规范。这由班嗣致桓谭书不难推想而知。就这层意义上说,可以认为,班固的评论,没有反映出《庄子》学的最新动态。当然,班固的评论,对于人们了解道家(包括《庄子》)的由来,了解道家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对于道家原有的政治学意义的了解,还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二汉代的《庄子》影响在汉代,有哪些人读过《庄子》,并受它的思想影响?一般来说,这可以从他们说话或写文章引用《庄子》的情况得到反映。

现举其要者如下。《汉书·贾谊传》载《吊屈原赋》云:“谓隋夷溷兮,谓跖廉。”“跖”指“盗跖”,是《庄子》中的寓言人物,见《庄子·盗跖》篇。《汉书·贾谊传》载《服鸟赋》有云:“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此语出于《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汉书·邹阳传》载阳《上梁王书》有云:“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见《庄子·盗跖》篇。《春秋繁露·王道》云:“故明王视于冥冥,听于无声。”此语出于《庄子·天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盐铁论·大论》大夫曰:“有似……孔丘以礼说跖也。”此典出自《庄子·盗跖》篇。《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其《言封禅事》云:“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颖曰:‘德明大,相继封禅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七十二君封禅泰山的说法,出于《庄子》,参见下文所引《后汉书·祭祀志》章怀注。《意林》引桓谭《新论》云:“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马叙伦《庄子佚文》认为《新论》中这段文字:“疑亦《庄子》文。”《后汉书·郭列传》载光武帝慰劳郭时曾说:“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河润九里”出于《庄子·列御寇》:“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章怀注:“庄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勒石,凡千八百余处。’”章怀注所引庄子这段话,不见于今本《庄子》,马叙伦认为是《庄子》佚文,其《庄子佚文》收录了这段话。《后汉书·冯衍列传》载其所作赋云:“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庄周之钓鱼”见《庄子·秋水》篇。《后汉书·苏竟列传》说苏竟致信刘龚,劝他归顺刘秀,信中用了“屠羊救楚,非要爵禄”典故。此典出自《庄子·让王》篇。

《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令三公整顿吏治的诏书中说:“安静之吏,悃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日计、月计”出于《庄子·庚桑楚》:“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后汉书·崔列传》载,崔专心学术而不急于仕进,时人不以为然,作《达旨》加以解释。《达旨》提到“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大庭、赫胥”是《庄子》所说的上古帝王称号,《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轩辕氏、赫胥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后汉书·周盘列传》载,周盘向友人解说自己不出仕的原因时提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这“支父”是《庄子·让王》中人物《后汉书·翟列传》载,上书安帝谏阻宠任外戚,书中提到:“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及其破坏,头颡坠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这里“孤豚”典故也出于《庄子》,只是《庄子·列御寇》原作“孤犊”。《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融以非其所好,不应命,后来社会动乱,米谷踊贵,马融陷入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左手……愚夫不为”,也见于《韩诗外传》、《淮南子》,马叙伦认为本出于《庄子》,见《庄子佚文》。《后汉书·李固列传》载,梁商以皇后父亲身分执掌国政,李固劝他在功成以后及时退权,不要像有些外戚那样恋权贪势,李固的话中提到:“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伯成之高”,典故出于《庄子·天地》。《后汉书·文苑列传》载,刘梁,桓帝时除北新城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畏垒,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庚桑楚故事,出于《庄子·庚桑楚》。《后汉书·文苑传》载,赵壹曾作《刺世疾邪赋》,其中有:“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字句,这是用的《庄子·列御寇》中的典故。《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法诫》,其中说到:“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这里“左手右手”典故,亦来自《庄子》佚文。以上列举的,并没有囊括现有资料中可以找到的两汉人引用《庄子》的全部事例,但已经可以看到,从西汉到东汉,读过《庄子》并受其影响的人越来越多。

从社会身分看,其中包括有帝王将相、下层官吏、隐士等,层次很多。从引用者对材料的态度、引用之目的看,有的用于安邦治民,有的用于律己,有的用以待人,有的用以著书立说晓喻世人。由此可见,《庄子》的影响在两汉时期范围越来越宽,指向越来越多,渗入社会生活的程度已相当的深。汉代不少人深入研究过《庄子》,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庄子》对汉代社会生活、思想,有相当广泛、深入的影响,汉代《庄子》研究、《庄子》影响,是两千年《庄子》学演变史中的重要环节,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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