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思想在西安鼓乐中的体现之初探
作者：曹耿献
【摘 要】儒家和道家哲学贯穿中国各个朝代，至今国人的思想中还留有它们的烙印，西安鼓乐被称为“千年遗音”，其自身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某些观念，在西安鼓乐的乐曲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历代的美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体现，所以其音“悠扬”、“清丽”、“和润”，所以源远流长。
【关键词】西安鼓乐 儒、道思想 体现
西安鼓乐自建国后开始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西安鼓乐的传承至今仍然保留着口传心授的传统，我们课题小组的成员们每周和已经90岁高龄的“西安鼓乐大师——赵庚辰”老艺人学习并记录鼓乐谱。在记录、整理这几百首古谱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西安鼓乐的乐曲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历代的美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体现。于是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以拙笔写下此文，望能抛砖引玉。
一、“礼仪”之用
在西汉及先秦旧籍成书的《礼记》，其投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鼓乐谱。投壶是一种宴享宾客时的游戏活动，也作为一种礼仪，我国周代以来为射礼中的一种。在投壶礼中一般演奏鼓乐。该图由圆形和方形的谱字符号，那就是我国最早的鼓乐谱。对于这些方形、圆形的乐谱。根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说明了圆和方都是打鼓的节奏符号。在《礼运》中认为，礼的形式即礼仪的起源极为久远，它始于饮食、祭祀等日常生活，并随生活方式而变迁。原始时代生活简陋，为“致其敬与鬼神”以求福佑，便有了祭祀，有了礼，为娱乐鬼神，又有了乐。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礼乐则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这说明鼓乐自古以来无论是祭祀、祈雨还是为某种活动所用均可作为一种礼仪而用。虽然西安鼓乐现在多与民俗活动联系紧密，但是它也有自己严格的礼仪。比如说，坐乐和行乐在唐宋时期就有其不同的功用，行乐主要是在“祈雨”途中行进时演奏，坐乐主要是在“斗乐”时演奏。行乐，一般是祈雨时，一边行走，一边演奏；而坐乐演奏时需要坐在桌子周围。坐乐所演奏的是一些大型套曲，它们具有复杂而严谨的曲体结构、丰富多彩的配器手法。
坐乐和行乐的乐器也会有一些区别以来适应不同的场合和功用。行乐乐队行进时是十分壮观的，最前面是彩旗和龙旗、凤旗、七星旗，中间是高照斗子，斗子的后面是乐队。行乐的演奏分为“高把子”和“乱八仙”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演奏形式之外，还有一种可供演唱的“歌章”。歌章的歌词称为“念词”。目前能见到的乐谱和歌词的歌章只有六首，它们是《往南瞧》、《终南山》、《五云登空》、《四季花》、《香宝卷》和《五更》。以《终南山》为例，其歌词的中心内容就是“要除火龙”，火龙就是旱灾的象征。众黎民提出了战胜旱魔的要求，祈求仙佛前来助战。这样的歌词更有利的证明了西安鼓乐的性质，它就是唐代祈雨活动的延续。并且祈雨的音乐是乐观向上的、健康的、战斗性的，歌词的语言是通俗朴素的，也证明了这些歌词来自于民间。
二、范仲淹的“与民同乐”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日趋没落。作为特定时代的反映，文艺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改士大夫诗文为主的局面，市民文艺也空前的繁荣起来。市民文艺的繁荣在音乐中的突出表现则是雅乐的对立面——俗乐的空前发展，首先是富有生活气息、战斗精神的民歌小曲浩如烟海，风靡城乡；其次是说唱、歌舞，尤其是戏曲民歌小曲而创作的戏曲音乐的蓬勃发展。从小说、戏曲到音乐，所有这些市民文艺都有着与传统诗文词赋迥然不同的内容形式，迥然不同的审美情趣。
这些变化和当时有名望的一些文人雅士的思想倡导不无关系，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崇尚儒学，在他的《今乐犹古乐赋》，强调“与民同乐”，他认为“政尚兹章”，实行严酷刑法，即使袭用前代之乐，百姓依旧劳苦，如果“咸臻任寿”，推行仁政得志，则不用前代之乐，百姓也能“共乐钟鼓”。而儒家历来赞美雅颂，贬斥郑卫。而西安鼓乐是纯粹业余性的自乐组活动，它们有自己各自的乐社，这些乐社除应邀参加庙会演奏外，从不应邀或受雇于人。据东仓乐社著名艺师梁振源说：东仓鼓乐，自古以来从未接受过社外人的邀请。仅有一次，那是1950年已经接杨虎城灵柩会西安时，做过仪仗乐队。自此以后，所有乐社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并登台演奏。此外，所有市民或农民乐社，每逢本社成员或亲属去世，举行丧殡仪式时，必定前往，不请自到。不仅参加祭奠仪式，还可以参加迎魂、送殡仪仗乐队，进行演奏，只是不参加婚嫁喜事。任何一个鼓乐社，在庙会上的演奏，总是要取得周围人群的赞赏。特别是当两家乐社在庙会上同坛比赛时，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取胜对方，所以演奏就特别认真，在一年一度的六月赛会上，总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与农民香客去各自庙会听鼓乐演奏。白天尾随行乐乐队串街走巷，晚上则去各寺院听坐乐演奏。实际上鼓乐的活动并不止这些，还经常在春节期间参加社火活动或举行赛会。周至南吉贤东、西村香会乐社，除每年六月初一去南五台参加鼓乐赛会，以及本村的三曰“皇会”外，还于每年春节正月十四、五两天，都要在村中心南、北两十字路口，隔河搭棚演奏坐乐，进行比赛以娱村民。
三、儒家“中和”与道家的“恬淡自然”
在西安鼓乐近二十种曲式体裁，以及近千支（套）乐曲中，有一部分与宗教音乐有关，但绝大部分源自宫廷音乐（如大乐）、戏曲音乐（如“别子”、“赚”）、源自词乐（如“南词”、“北词”），民间音乐（如“耍曲”、“打札子”）等。在这许多不同的曲式体裁中，不同程度地遗存着音乐传统的原始面貌。它们中的大部分曲目速度适中，有的甚至缓慢，比如《朝天子》、《奉金杯》、《得胜令》、《柳生芽》等，就连西安鼓乐中最欢快的曲目《霸王鞭》也只是在乐曲的最后部分其速度加快，但乐曲的音域的变化不是很大。其音乐美于质朴之中，显敦拙于秀丽之外，粗而不俗，简而不陋。比如南吉贤《尺调坐乐》中，虽然曲调简单，但是却亲切感人，似乎将山乡景致、民俗风貌一览于领略之中。这些特点似乎有意无意的符合了儒家及道家的乐论思想。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以“中和”为美的原则。所谓“中和”就是感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适度而不过分；音调“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和谐而不放纵。而道家历来主静，所以以恬淡平和为审美准则，《老子》反对“乐与饵，过客止”，赞美道“淡兮其无味”，嵇康则要求音乐既“以平和为主体”，无哀无乐，又“乐不及音”、“不穷其变”。
而这里不得不提及宋代道学家周敦颐，他从“主静无欲”的思想出发，融合儒、道而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准则，周敦颐的音乐思想既发展了儒家思想，又改造了道家思想，成为宋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代表。而这些美学思想也渗透到了民间音乐中，并至今在自安鼓乐这个古老的乐种中还有所体现。
儒家和道家哲学贯穿中国各个朝代，至今国人的思想中还留有它们的烙印，西安鼓乐被称为“千年遗音”，其自身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某些观念，所以其音“悠扬”、“清丽”、“和润”，所以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程天健，李宝杰.长安鼓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
[2]吕冀，贺渌汀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3]赵维平.中国古代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摘 要】儒家和道家哲学贯穿中国各个朝代，至今国人的思想中还留有它们的烙印，西安鼓乐被称为“千年遗音”，其自身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某些观念，在西安鼓乐的乐曲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历代的美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体现，所以其音“悠扬”、“清丽”、“和润”，所以源远流长。
【关键词】西安鼓乐 儒、道思想 体现
西安鼓乐自建国后开始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西安鼓乐的传承至今仍然保留着口传心授的传统，我们课题小组的成员们每周和已经90岁高龄的“西安鼓乐大师——赵庚辰”老艺人学习并记录鼓乐谱。在记录、整理这几百首古谱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西安鼓乐的乐曲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历代的美学思想的渗透，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体现。于是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以拙笔写下此文，望能抛砖引玉。
一、“礼仪”之用
在西汉及先秦旧籍成书的《礼记》，其投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鼓乐谱。投壶是一种宴享宾客时的游戏活动，也作为一种礼仪，我国周代以来为射礼中的一种。在投壶礼中一般演奏鼓乐。该图由圆形和方形的谱字符号，那就是我国最早的鼓乐谱。对于这些方形、圆形的乐谱。根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说明了圆和方都是打鼓的节奏符号。在《礼运》中认为，礼的形式即礼仪的起源极为久远，它始于饮食、祭祀等日常生活，并随生活方式而变迁。原始时代生活简陋，为“致其敬与鬼神”以求福佑，便有了祭祀，有了礼，为娱乐鬼神，又有了乐。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礼乐则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这说明鼓乐自古以来无论是祭祀、祈雨还是为某种活动所用均可作为一种礼仪而用。虽然西安鼓乐现在多与民俗活动联系紧密，但是它也有自己严格的礼仪。比如说，坐乐和行乐在唐宋时期就有其不同的功用，行乐主要是在“祈雨”途中行进时演奏，坐乐主要是在“斗乐”时演奏。行乐，一般是祈雨时，一边行走，一边演奏；而坐乐演奏时需要坐在桌子周围。坐乐所演奏的是一些大型套曲，它们具有复杂而严谨的曲体结构、丰富多彩的配器手法。
坐乐和行乐的乐器也会有一些区别以来适应不同的场合和功用。行乐乐队行进时是十分壮观的，最前面是彩旗和龙旗、凤旗、七星旗，中间是高照斗子，斗子的后面是乐队。行乐的演奏分为“高把子”和“乱八仙”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演奏形式之外，还有一种可供演唱的“歌章”。歌章的歌词称为“念词”。目前能见到的乐谱和歌词的歌章只有六首，它们是《往南瞧》、《终南山》、《五云登空》、《四季花》、《香宝卷》和《五更》。以《终南山》为例，其歌词的中心内容就是“要除火龙”，火龙就是旱灾的象征。众黎民提出了战胜旱魔的要求，祈求仙佛前来助战。这样的歌词更有利的证明了西安鼓乐的性质，它就是唐代祈雨活动的延续。并且祈雨的音乐是乐观向上的、健康的、战斗性的，歌词的语言是通俗朴素的，也证明了这些歌词来自于民间。
二、范仲淹的“与民同乐”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日趋没落。作为特定时代的反映，文艺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一改士大夫诗文为主的局面，市民文艺也空前的繁荣起来。市民文艺的繁荣在音乐中的突出表现则是雅乐的对立面——俗乐的空前发展，首先是富有生活气息、战斗精神的民歌小曲浩如烟海，风靡城乡；其次是说唱、歌舞，尤其是戏曲民歌小曲而创作的戏曲音乐的蓬勃发展。从小说、戏曲到音乐，所有这些市民文艺都有着与传统诗文词赋迥然不同的内容形式，迥然不同的审美情趣。
这些变化和当时有名望的一些文人雅士的思想倡导不无关系，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崇尚儒学，在他的《今乐犹古乐赋》，强调“与民同乐”，他认为“政尚兹章”，实行严酷刑法，即使袭用前代之乐，百姓依旧劳苦，如果“咸臻任寿”，推行仁政得志，则不用前代之乐，百姓也能“共乐钟鼓”。而儒家历来赞美雅颂，贬斥郑卫。而西安鼓乐是纯粹业余性的自乐组活动，它们有自己各自的乐社，这些乐社除应邀参加庙会演奏外，从不应邀或受雇于人。据东仓乐社著名艺师梁振源说：东仓鼓乐，自古以来从未接受过社外人的邀请。仅有一次，那是1950年已经接杨虎城灵柩会西安时，做过仪仗乐队。自此以后，所有乐社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并登台演奏。此外，所有市民或农民乐社，每逢本社成员或亲属去世，举行丧殡仪式时，必定前往，不请自到。不仅参加祭奠仪式，还可以参加迎魂、送殡仪仗乐队，进行演奏，只是不参加婚嫁喜事。任何一个鼓乐社，在庙会上的演奏，总是要取得周围人群的赞赏。特别是当两家乐社在庙会上同坛比赛时，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取胜对方，所以演奏就特别认真，在一年一度的六月赛会上，总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与农民香客去各自庙会听鼓乐演奏。白天尾随行乐乐队串街走巷，晚上则去各寺院听坐乐演奏。实际上鼓乐的活动并不止这些，还经常在春节期间参加社火活动或举行赛会。周至南吉贤东、西村香会乐社，除每年六月初一去南五台参加鼓乐赛会，以及本村的三曰“皇会”外，还于每年春节正月十四、五两天，都要在村中心南、北两十字路口，隔河搭棚演奏坐乐，进行比赛以娱村民。
三、儒家“中和”与道家的“恬淡自然”
在西安鼓乐近二十种曲式体裁，以及近千支（套）乐曲中，有一部分与宗教音乐有关，但绝大部分源自宫廷音乐（如大乐）、戏曲音乐（如“别子”、“赚”）、源自词乐（如“南词”、“北词”），民间音乐（如“耍曲”、“打札子”）等。在这许多不同的曲式体裁中，不同程度地遗存着音乐传统的原始面貌。它们中的大部分曲目速度适中，有的甚至缓慢，比如《朝天子》、《奉金杯》、《得胜令》、《柳生芽》等，就连西安鼓乐中最欢快的曲目《霸王鞭》也只是在乐曲的最后部分其速度加快，但乐曲的音域的变化不是很大。其音乐美于质朴之中，显敦拙于秀丽之外，粗而不俗，简而不陋。比如南吉贤《尺调坐乐》中，虽然曲调简单，但是却亲切感人，似乎将山乡景致、民俗风貌一览于领略之中。这些特点似乎有意无意的符合了儒家及道家的乐论思想。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以“中和”为美的原则。所谓“中和”就是感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适度而不过分；音调“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和谐而不放纵。而道家历来主静，所以以恬淡平和为审美准则，《老子》反对“乐与饵，过客止”，赞美道“淡兮其无味”，嵇康则要求音乐既“以平和为主体”，无哀无乐，又“乐不及音”、“不穷其变”。
而这里不得不提及宋代道学家周敦颐，他从“主静无欲”的思想出发，融合儒、道而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准则，周敦颐的音乐思想既发展了儒家思想，又改造了道家思想，成为宋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代表。而这些美学思想也渗透到了民间音乐中，并至今在自安鼓乐这个古老的乐种中还有所体现。
儒家和道家哲学贯穿中国各个朝代，至今国人的思想中还留有它们的烙印，西安鼓乐被称为“千年遗音”，其自身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某些观念，所以其音“悠扬”、“清丽”、“和润”，所以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程天健，李宝杰.长安鼓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
[2]吕冀，贺渌汀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3]赵维平.中国古代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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