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干春松
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在学科创建之初就被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近年来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概括起来，讨论的关键有二点：其一，能否以“哲学”来命名中国古代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反思的那部分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那部分知识体系。正如金岳霖先生提出所指出的，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实在是独具只眼。其二，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哲学，那么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梳理中国哲学是否“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从而使中国哲学失去了丰富的色彩。
本文试图以这两个问题为基点，说明这种合法性的危机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以及应对这种危机的可能的出路。
一、西方文化强势下的“地方性知识”的难题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最基本的功能和目标指向并不是知识传播而是一种道德的教化，在科举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设置之后，书院和私塾几乎就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而中国的知识分类系统也是自成体系。
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独特的知识分类和教育体制被认为是阻碍人才出现的根本性原因，在遭受了甲午战争特别是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标志的“庚子事变”的屈辱之后，开始了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特征的“新政”。在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最先，或者被当时认为是最迫切的改革措施便是废除科举，设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以期能“保国、保种、保教”，这样便开始了向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全面模仿。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