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争衡与唐代的学术发展
作者：李岩
精神层次的文化是由全民创造特别是经由知识分子加以提炼组合、传播、创造并发展的，它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和水平。其中，哲学思想、宗教意识和价值观念真正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其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观察认识社会文化的个性特征的聚焦点。观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并认识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１）］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于有限中追求无限、于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于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至唐代，遂浸染成磅礴的大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
唐代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佛教哲学压倒儒道思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
唐代２０个皇帝，除武宗李炎外，都扶植过佛教，从贞观三年到元和六年（６２９－８１１）止，由国家组织译场，历代相沿，前后有译师３６人，译经３７２部，２１５９卷［（２）］。经过历代高僧著书立说，改造并宣传佛教思想，调和减除与本土信仰者的心理障碍，佛教教义业已深入大夫民众，对社会心理发生影响［（３）］。遂使佛教寺庙和僧尼人数激增［（４）］，寺院经济有了大发展，并威胁到了皇族的既得利益。［（５）］
佛教发展到唐代的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各宗派的建立。各宗派在唐代的消失隆替，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并且依与中国固有思想的结合程度和方式，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和流传的范围。
一方面佛学初传即依附于本土思想，其传播过程即是自身汉化的过程，早期的道安、慧远就不是自觉努力推进汉化进程的代表人物［（６）］。另一方面本土固有文化心理和积淀又影响制约着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表明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汇中的整合功能。这是传播与选择的双向交流过程。拘泥旧有形式和内容的唯识、三论等宗派到中唐后相断消亡，而变异本体的华严，特别是禅宗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政治权威对外来文化的容忍程度，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唐政府对佛教干预较少，使其能长驱直入，经由各宗派的辩论和学者们的系统整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最后，还应看到，佛教传播有层次之别，统治阶级上层更多是从统治的需要利用宗教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知识分子多从事于理论形态的吸收，如天台宗使中国哲学更系统化，三论宗（因明学）导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大发展，唯识宗扩大了知识领域，理学改造禅宗，更向内心本性探求；广大民众则径取最简易切近的学说，以满足日常生活中安全、归属的心理需求。因此净土宗与禅宗南宗的称名念佛与顿悟说大受欢迎，由此观之，最接近下层民众的宗教发展最快也最持久。
道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传说及殷周时代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多神教。中经近千年的发展，理论教义、宗教实践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佛教的传入更成为其发展的推力，面对对自身宗教地位的威胁，为争取更多的人信仰，道教从理论、教义到争取信徒与佛教展开激烈抗争，并且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有力支持。使其虽然在理论的精致程度和信仰层面上远不及佛教，但至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席位。［（７）］开元年间，天下道观有１６６７所，道士７７６人，女冠９８７人，［（８）］而到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五日杜光庭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９）］
与佛道两种哲学社会思潮相表里，儒学在唐代走过了由衰微到复振的历程。唐前期，由于佛教的强大冲击和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儒学有所式微，并努力在佛道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后期，经过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论证和援佛道以入儒的历时性转化，儒学内容体系趋于完备，儒家学说日益升值，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儒学哲学依然是唐政府认定的官方正统思想，唐代通过尊崇孔子及其学派，编纂整理儒家经典、发展学校教育等方面，维持其发展。［（１０）］
贞观四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七年令学者准此［（１１）］十二年诏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１２）］十六年改定，永徽四年令每年明经考试以此为准。［（１３）］使学术分歧归于一致。这里有对汉魏以来的经书从文字到内容统一综合的一面。但也因此造成唐人注释理解多于创新和求异，使经学中原有的对于天道、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教条。魏晋以来“有无”本体的探求这一对儒学原有命题的突破未能深入展开便归于寂灭，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其次，太宗改尊孔颜。［（１４）］不久又封先秦以来一大批儒士学者（“二十一子’）皆为先师［（１５）］玄宗又封七十弟子皆为候伯，［（１６）］貌似推重，实则这种滥封，恰表明孔子失去了独尊的一位。再次，刘知几疑古惑经，得玄宗及徐坚等时人称赞，正透露出对孔子和经学的怀疑，在初盛唐时已浸染侵袭学术领域，最后，从文化总体发展看，佛道大发展，佛经梵典的翻译注释成为盛行一时的学术风潮，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皆升为经，为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掩盖了经学的强大身躯，使其变成龟缩一隅的精神槐树。
纵观历史，封建国家统一局面形成，中央集权巩固时，儒家思想往往占据主要的甚至是独尊的一位。“安史之乱”平定，统治阶级加强了政治控制，思想上也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要求。儒学辩别华夷、强调忠孝，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使其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统治阶级慎加选择的主要价值原则，加上它本身博大的辩证系统观和包容性特点，有利于对其他思想的消融吸收，这些都决定了其地位的上升。
这种上升是经过对天人感应和＠①纬迷信的旧哲学的批判完成的。唐代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天人关系又重新提出，成为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１７）］从王通、吕才，中经刘知几、李华、李筌，到刘禹锡、柳宗元，最后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完成了这一批判过程。用“理”和“道”来代替天人感应的“天命”。另方面，又通过王通、柳宗元、李翱等人的援佛入儒，补充了儒学的命题和范畴。理学发展，正是走的这种路，［（１８）］因此可以说，唐后期正是由前期的形式以充实新的内容来完成自己的蜕变的。
二
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三教争衡。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三教鼎足而立，并行不废，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教争衡，表现为政治与信仰地位孰为先后的争论，从武德七年到咸通十一年，经常由朝廷主持讨论，几乎漫延有唐一代［（１９）］据表可知，初期尚能平实争议，政府不加干预，任其纵横捭阖，论古议今，风气较佳，后期三教思想渐趋调和，一方面是官方思想统治的需要，另方面更是佛教做为外来文化已渐与本土文化找到了共同点，高祖时即有“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初衷，但实际难遂人愿。唐代不断有人倡言三教合一，象道士孙思邈即著书言三教会通之意，［（２０）］白居易亦有《三教论衡》之文，李翱援佛入儒，所作《复性书》三篇，更为人所熟知，此种种迹象皆为明理学三教合一思想的先声。
三教论衡的排次上，只宣宗时释为道先，其余皆是道居释前（武则天时未举行）。这是唐皇室自认道教为本家，对其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的肯定。恰如高祖所言：“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２１）］虽有上述排次，但大部分争论的结果是佛教取胜。盖因佛教以其三论，因明学的发达，重视逻辑推理与论证，有规范化了的神学理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信仰者的思想。佛教的信仰素质高就高在不解决任何世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只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也因此能促使人们不会失望地永远追求它。［（２２）］道教却力图通过炼丹来解决现实问题，以达到长生不死来曲意迎合民众对生的强烈依恋。唐皇帝竟有六人是死于服食丹药的。［（２３）］长生而不果，必然使人们感到失望。北宋以后道教逐渐放弃外丹炼法，较重修炼精气的内丹法，表明其发展。同时，佛教的礼仪较为简便易行，如南禅的顿悟和人人有佛性的说法，便于推广流行。因此，造成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欣赏信服佛教的深奥哲理，而其较为形象化的雕塑、绘画、音乐，转变等佛教艺术形式又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与道教相比，在理论精致程度和信仰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佛教各派中，除法相宗外，没有不吸收儒学的。禅宗以佛教中的基本来讨论和解决儒家的心性问题；怀海《百丈清规》便把忠孝内容纳入其中，佛与道也有融和。天台宗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卷十中即引入了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密宗不少理论与修炼术有关。儒者援佛入儒，以李翱为代表，此外王维、柳宗元、［（２４）］刘禹锡、白居易都不同程度地肯定或倾心佛教。道教学者大多吸收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儒学者也多认为儒道同归。前者如吕岩将忠孝纳入道教教义中，后者如柳宗元的诸子之流佐世论。［（２５）］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理论也多为理学家们所吸收。这是三教争衡所带来的融摄学术思想的功能。
三教论争更是积极的社会功能，政治权威容忍各学术思想派别的论争，养成公开论衡思辩的社会风气。儒学不为一统思想居于各派学术思想之上，有利于学术思想间的交融，形成较为开放多样的文化政策，不同阶层人士有一定程度的较为自主的价值选择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利于创造出盛唐丰富多彩的文化。
三
唐代在走向文化民族化的历程中经受住了外来文化的全面冲击，充满自信地迈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无可否认，佛教文化对中国民众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深深地印证于唐代各科学术的发展。同时，道教作为本土的信仰形态的意识形式，其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及礼仪活动的建构都对学术文化产生了影响，兹就佛道宗教文化在唐代的表征做一概述。
（１）对哲学的影响。［（２６）］
唐代佛学成为占主流的思想文化，分别在人生的本原问题、人的认识能力、世界本体问题和彼岸世界诸问题上对中国哲学有所补充。［（２７）］佛教各宗派中以禅宗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主要表现为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和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非理性的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这已成为铸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可缺少的内容。
道教学者中成玄英“重玄之道”思想，玉玄览分“可道”与“常道”，发展了宇宙生成理论。吴筠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明他的修炼方法。同时强调精神的修炼，对后来内丹方术发展有影响。开元中李筌认为战争胜负在于人事，是对先秦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２８）］
（２）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宗教要运用文学艺术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文学艺术也要反映和表现人们的宗教生活和情感，像佛教的《法华经》、《维摩经》、《百喻经》等梵文经典本身的文学价值就很高，并对后代语汇、文体乃至文学创作发生了影响。变文俗讲等就对民间文学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唐代建筑、雕塑、绘画等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皆以擅画佛寺壁画出名。再如佛教乐曲的流行。［（２９）］《西河诗话》收载唐乐府中佛教乐曲２９种之多，在敦煌杂典中也还保留着一部分佛曲作品。［（３０）］
道乐曲调确实可考者有华夏ｚàｎｇ＠②及步虚词二种。［（３１）］天宝十四载四月，玄宗曾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对其韵、腔皆有所更定，宣示中外。［（３２）］玄宗曾诏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会元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ｐｉāｏ＠③又制《景云》等六曲。［（３３）］天宝四载，又亲制《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道仙之曲》，于太清宫演奏。［（３４）］象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种采用道曲音乐的法曲。这些都构成中国古曲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３）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宗教本与科学不相容，但某些宗教活动却在客观上对科学发展有派生的促进作用。典型者如道教采用炉鼎烧炼矿石药物企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幻想，却使原始化学由此得到发展。中国的火药即由炼丹家发明。如伏消石法，在中唐以后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里提到过，在理论上，它近似4KNO3+5C→2K2CO3+2N2+3CO2的公式。再如“伏火矾法”，元和三年（８０８年）清虚子在《铅汞甲辰至宝集成》里提到过，在理论上它近似4KNO3+S2+6C→2K2S+2N2+6CO2的公式。［（３５）］李约瑟认为中国自然科学知识发展和各种工艺流程改进正是由于外丹术。费正清也认为“中国原始科学发展的主要部分是同热爱自然的道家相联系的，而不是同死读书的儒家相联系的。”［（３６）］道家的内丹法认为“气能存生内丹”，将人体当炉鼎，以体内的“精”、“气”做药物，用“神”去烧炼，可使精、气、神凝聚成“圣胎”即内丹，发展了医学上的养生保健、气功长寿，对人体生物运动规律的认识有一定贡献。
伴随传教活动而出现，还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传播，如印度天文、历法、医药等的传入。唐史籍记载传入医方有十余种。再如《因明》《声明》等丰富了中国的逻辑学和韵律学。鉴真东渡日本，也曾带去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唐代佛教盛行，儒释道三教争衡，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造成唐代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一个方面。因此说，把握唐代文化不可不言佛教、道教，而研究佛道，对宗教文化的诸多方面尤应留意，这或许是剖析唐文代学术文化的切入点。
（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１
（２）《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一）《唐代佛教》一节
（３）详参《太平广记》卷８１－１６２
（４）见附表：各朝僧寺数目表。取自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５２
（５）“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旧唐书·王缙传》）“天下之寺装盖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
（６）参见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８７．２；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８７．２。
（７）唐室诸帝与道教的关系及史迹，详见傅乐成《李皇皇室与道教》一文（载《食货月刊》九卷十期，民国六十九年），和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８５版）。
（８）《唐六典》卷４；《唐会要》卷４９，僧籍。
（９）《历代崇道记》
（１０）具体内容详见《旧唐书·儒学传》、《唐会要》卷３５，《册府元龟》卷４９、５０，崇儒术。
（１１）《旧唐书·太宗记》
（１２）《旧唐书·孔颖达传》。另《旧唐书·儒学上》作１７０卷
（１３）《旧唐书·高宗纪》
（１４）《旧唐书·儒学上》贞观二年。
（１５）《册府元龟》卷５０，帝王部，崇儒术二，贞观二十一年。
（１６）《册府元龟》卷５０，帝王部，崇儒术二，开元二十七年。
（１７）《中国哲学史稿》２０７
（１８）参阅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８５．５
（１９）见附表：唐三教争衡时序表
（２０）见《韩昌黎集》卷１８《答孟简书》，及《新唐书·艺文志》神仙著录：孙思邈《会三教论》一卷。
（２１）唐宗师西门寺释氏《集古今佛教论衡》卷丙。
（２２）陈麟书《宗教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８６），１５５－１５７
（２３）参赵翼《甘二史札记》卷１９“唐诸帝多饵食丹药”条。
（２４）《柳宗元集》卷２５《送僧浩初序》：“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
（２５）同上书同卷《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然皆有以佐世。”
（２６）更详尽的内容参见苏渊雷《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东师大学报８３．４－６．
（２７）杜继文《佛教和中国哲学》文史知识８６．１０．
（２８）详参《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８５版）。
（２９）详参《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
（３０）向达有《论唐代佛曲》一文可参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
（３１）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５４６－５４７。
（３２）《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８５版）附录三《道乐考略稿》
（３３）《册府元龟》卷５４。
（３４）《新唐书·礼乐志》
（３５）参见冯家升著《火药的发明与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７８年版）一书９－１０。
（３６）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等著《东亚：传统与改革》（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
注：附图从略。
主要参考罗香林《唐代文化史》中《唐三教讲论考》一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言加戢改口为从
＠②原字言加赞
＠③原字风右加票
精神层次的文化是由全民创造特别是经由知识分子加以提炼组合、传播、创造并发展的，它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和水平。其中，哲学思想、宗教意识和价值观念真正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其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观察认识社会文化的个性特征的聚焦点。观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并认识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１）］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于有限中追求无限、于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于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至唐代，遂浸染成磅礴的大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
唐代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佛教哲学压倒儒道思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
唐代２０个皇帝，除武宗李炎外，都扶植过佛教，从贞观三年到元和六年（６２９－８１１）止，由国家组织译场，历代相沿，前后有译师３６人，译经３７２部，２１５９卷［（２）］。经过历代高僧著书立说，改造并宣传佛教思想，调和减除与本土信仰者的心理障碍，佛教教义业已深入大夫民众，对社会心理发生影响［（３）］。遂使佛教寺庙和僧尼人数激增［（４）］，寺院经济有了大发展，并威胁到了皇族的既得利益。［（５）］
佛教发展到唐代的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各宗派的建立。各宗派在唐代的消失隆替，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并且依与中国固有思想的结合程度和方式，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和流传的范围。
一方面佛学初传即依附于本土思想，其传播过程即是自身汉化的过程，早期的道安、慧远就不是自觉努力推进汉化进程的代表人物［（６）］。另一方面本土固有文化心理和积淀又影响制约着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表明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汇中的整合功能。这是传播与选择的双向交流过程。拘泥旧有形式和内容的唯识、三论等宗派到中唐后相断消亡，而变异本体的华严，特别是禅宗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政治权威对外来文化的容忍程度，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唐政府对佛教干预较少，使其能长驱直入，经由各宗派的辩论和学者们的系统整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最后，还应看到，佛教传播有层次之别，统治阶级上层更多是从统治的需要利用宗教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知识分子多从事于理论形态的吸收，如天台宗使中国哲学更系统化，三论宗（因明学）导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大发展，唯识宗扩大了知识领域，理学改造禅宗，更向内心本性探求；广大民众则径取最简易切近的学说，以满足日常生活中安全、归属的心理需求。因此净土宗与禅宗南宗的称名念佛与顿悟说大受欢迎，由此观之，最接近下层民众的宗教发展最快也最持久。
道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传说及殷周时代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多神教。中经近千年的发展，理论教义、宗教实践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佛教的传入更成为其发展的推力，面对对自身宗教地位的威胁，为争取更多的人信仰，道教从理论、教义到争取信徒与佛教展开激烈抗争，并且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有力支持。使其虽然在理论的精致程度和信仰层面上远不及佛教，但至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席位。［（７）］开元年间，天下道观有１６６７所，道士７７６人，女冠９８７人，［（８）］而到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五日杜光庭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９）］
与佛道两种哲学社会思潮相表里，儒学在唐代走过了由衰微到复振的历程。唐前期，由于佛教的强大冲击和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儒学有所式微，并努力在佛道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后期，经过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论证和援佛道以入儒的历时性转化，儒学内容体系趋于完备，儒家学说日益升值，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儒学哲学依然是唐政府认定的官方正统思想，唐代通过尊崇孔子及其学派，编纂整理儒家经典、发展学校教育等方面，维持其发展。［（１０）］
贞观四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七年令学者准此［（１１）］十二年诏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１２）］十六年改定，永徽四年令每年明经考试以此为准。［（１３）］使学术分歧归于一致。这里有对汉魏以来的经书从文字到内容统一综合的一面。但也因此造成唐人注释理解多于创新和求异，使经学中原有的对于天道、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教条。魏晋以来“有无”本体的探求这一对儒学原有命题的突破未能深入展开便归于寂灭，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其次，太宗改尊孔颜。［（１４）］不久又封先秦以来一大批儒士学者（“二十一子’）皆为先师［（１５）］玄宗又封七十弟子皆为候伯，［（１６）］貌似推重，实则这种滥封，恰表明孔子失去了独尊的一位。再次，刘知几疑古惑经，得玄宗及徐坚等时人称赞，正透露出对孔子和经学的怀疑，在初盛唐时已浸染侵袭学术领域，最后，从文化总体发展看，佛道大发展，佛经梵典的翻译注释成为盛行一时的学术风潮，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皆升为经，为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掩盖了经学的强大身躯，使其变成龟缩一隅的精神槐树。
纵观历史，封建国家统一局面形成，中央集权巩固时，儒家思想往往占据主要的甚至是独尊的一位。“安史之乱”平定，统治阶级加强了政治控制，思想上也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要求。儒学辩别华夷、强调忠孝，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使其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统治阶级慎加选择的主要价值原则，加上它本身博大的辩证系统观和包容性特点，有利于对其他思想的消融吸收，这些都决定了其地位的上升。
这种上升是经过对天人感应和＠①纬迷信的旧哲学的批判完成的。唐代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天人关系又重新提出，成为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１７）］从王通、吕才，中经刘知几、李华、李筌，到刘禹锡、柳宗元，最后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完成了这一批判过程。用“理”和“道”来代替天人感应的“天命”。另方面，又通过王通、柳宗元、李翱等人的援佛入儒，补充了儒学的命题和范畴。理学发展，正是走的这种路，［（１８）］因此可以说，唐后期正是由前期的形式以充实新的内容来完成自己的蜕变的。
二
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三教争衡。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三教鼎足而立，并行不废，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教争衡，表现为政治与信仰地位孰为先后的争论，从武德七年到咸通十一年，经常由朝廷主持讨论，几乎漫延有唐一代［（１９）］据表可知，初期尚能平实争议，政府不加干预，任其纵横捭阖，论古议今，风气较佳，后期三教思想渐趋调和，一方面是官方思想统治的需要，另方面更是佛教做为外来文化已渐与本土文化找到了共同点，高祖时即有“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初衷，但实际难遂人愿。唐代不断有人倡言三教合一，象道士孙思邈即著书言三教会通之意，［（２０）］白居易亦有《三教论衡》之文，李翱援佛入儒，所作《复性书》三篇，更为人所熟知，此种种迹象皆为明理学三教合一思想的先声。
三教论衡的排次上，只宣宗时释为道先，其余皆是道居释前（武则天时未举行）。这是唐皇室自认道教为本家，对其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的肯定。恰如高祖所言：“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２１）］虽有上述排次，但大部分争论的结果是佛教取胜。盖因佛教以其三论，因明学的发达，重视逻辑推理与论证，有规范化了的神学理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信仰者的思想。佛教的信仰素质高就高在不解决任何世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只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也因此能促使人们不会失望地永远追求它。［（２２）］道教却力图通过炼丹来解决现实问题，以达到长生不死来曲意迎合民众对生的强烈依恋。唐皇帝竟有六人是死于服食丹药的。［（２３）］长生而不果，必然使人们感到失望。北宋以后道教逐渐放弃外丹炼法，较重修炼精气的内丹法，表明其发展。同时，佛教的礼仪较为简便易行，如南禅的顿悟和人人有佛性的说法，便于推广流行。因此，造成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欣赏信服佛教的深奥哲理，而其较为形象化的雕塑、绘画、音乐，转变等佛教艺术形式又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与道教相比，在理论精致程度和信仰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佛教各派中，除法相宗外，没有不吸收儒学的。禅宗以佛教中的基本来讨论和解决儒家的心性问题；怀海《百丈清规》便把忠孝内容纳入其中，佛与道也有融和。天台宗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卷十中即引入了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密宗不少理论与修炼术有关。儒者援佛入儒，以李翱为代表，此外王维、柳宗元、［（２４）］刘禹锡、白居易都不同程度地肯定或倾心佛教。道教学者大多吸收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儒学者也多认为儒道同归。前者如吕岩将忠孝纳入道教教义中，后者如柳宗元的诸子之流佐世论。［（２５）］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理论也多为理学家们所吸收。这是三教争衡所带来的融摄学术思想的功能。
三教论争更是积极的社会功能，政治权威容忍各学术思想派别的论争，养成公开论衡思辩的社会风气。儒学不为一统思想居于各派学术思想之上，有利于学术思想间的交融，形成较为开放多样的文化政策，不同阶层人士有一定程度的较为自主的价值选择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利于创造出盛唐丰富多彩的文化。
三
唐代在走向文化民族化的历程中经受住了外来文化的全面冲击，充满自信地迈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无可否认，佛教文化对中国民众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深深地印证于唐代各科学术的发展。同时，道教作为本土的信仰形态的意识形式，其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及礼仪活动的建构都对学术文化产生了影响，兹就佛道宗教文化在唐代的表征做一概述。
（１）对哲学的影响。［（２６）］
唐代佛学成为占主流的思想文化，分别在人生的本原问题、人的认识能力、世界本体问题和彼岸世界诸问题上对中国哲学有所补充。［（２７）］佛教各宗派中以禅宗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主要表现为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和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非理性的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这已成为铸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可缺少的内容。
道教学者中成玄英“重玄之道”思想，玉玄览分“可道”与“常道”，发展了宇宙生成理论。吴筠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明他的修炼方法。同时强调精神的修炼，对后来内丹方术发展有影响。开元中李筌认为战争胜负在于人事，是对先秦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２８）］
（２）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宗教要运用文学艺术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文学艺术也要反映和表现人们的宗教生活和情感，像佛教的《法华经》、《维摩经》、《百喻经》等梵文经典本身的文学价值就很高，并对后代语汇、文体乃至文学创作发生了影响。变文俗讲等就对民间文学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唐代建筑、雕塑、绘画等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皆以擅画佛寺壁画出名。再如佛教乐曲的流行。［（２９）］《西河诗话》收载唐乐府中佛教乐曲２９种之多，在敦煌杂典中也还保留着一部分佛曲作品。［（３０）］
道乐曲调确实可考者有华夏ｚàｎｇ＠②及步虚词二种。［（３１）］天宝十四载四月，玄宗曾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对其韵、腔皆有所更定，宣示中外。［（３２）］玄宗曾诏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会元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ｐｉāｏ＠③又制《景云》等六曲。［（３３）］天宝四载，又亲制《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道仙之曲》，于太清宫演奏。［（３４）］象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种采用道曲音乐的法曲。这些都构成中国古曲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３）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宗教本与科学不相容，但某些宗教活动却在客观上对科学发展有派生的促进作用。典型者如道教采用炉鼎烧炼矿石药物企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幻想，却使原始化学由此得到发展。中国的火药即由炼丹家发明。如伏消石法，在中唐以后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里提到过，在理论上，它近似4KNO3+5C→2K2CO3+2N2+3CO2的公式。再如“伏火矾法”，元和三年（８０８年）清虚子在《铅汞甲辰至宝集成》里提到过，在理论上它近似4KNO3+S2+6C→2K2S+2N2+6CO2的公式。［（３５）］李约瑟认为中国自然科学知识发展和各种工艺流程改进正是由于外丹术。费正清也认为“中国原始科学发展的主要部分是同热爱自然的道家相联系的，而不是同死读书的儒家相联系的。”［（３６）］道家的内丹法认为“气能存生内丹”，将人体当炉鼎，以体内的“精”、“气”做药物，用“神”去烧炼，可使精、气、神凝聚成“圣胎”即内丹，发展了医学上的养生保健、气功长寿，对人体生物运动规律的认识有一定贡献。
伴随传教活动而出现，还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传播，如印度天文、历法、医药等的传入。唐史籍记载传入医方有十余种。再如《因明》《声明》等丰富了中国的逻辑学和韵律学。鉴真东渡日本，也曾带去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唐代佛教盛行，儒释道三教争衡，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造成唐代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一个方面。因此说，把握唐代文化不可不言佛教、道教，而研究佛道，对宗教文化的诸多方面尤应留意，这或许是剖析唐文代学术文化的切入点。
（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１
（２）《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一）《唐代佛教》一节
（３）详参《太平广记》卷８１－１６２
（４）见附表：各朝僧寺数目表。取自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５２
（５）“丰田美利，多归寺观，吏不能制。”（《旧唐书·王缙传》）“天下之寺装盖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
（６）参见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８７．２；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８７．２。
（７）唐室诸帝与道教的关系及史迹，详见傅乐成《李皇皇室与道教》一文（载《食货月刊》九卷十期，民国六十九年），和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８５版）。
（８）《唐六典》卷４；《唐会要》卷４９，僧籍。
（９）《历代崇道记》
（１０）具体内容详见《旧唐书·儒学传》、《唐会要》卷３５，《册府元龟》卷４９、５０，崇儒术。
（１１）《旧唐书·太宗记》
（１２）《旧唐书·孔颖达传》。另《旧唐书·儒学上》作１７０卷
（１３）《旧唐书·高宗纪》
（１４）《旧唐书·儒学上》贞观二年。
（１５）《册府元龟》卷５０，帝王部，崇儒术二，贞观二十一年。
（１６）《册府元龟》卷５０，帝王部，崇儒术二，开元二十七年。
（１７）《中国哲学史稿》２０７
（１８）参阅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８５．５
（１９）见附表：唐三教争衡时序表
（２０）见《韩昌黎集》卷１８《答孟简书》，及《新唐书·艺文志》神仙著录：孙思邈《会三教论》一卷。
（２１）唐宗师西门寺释氏《集古今佛教论衡》卷丙。
（２２）陈麟书《宗教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８６），１５５－１５７
（２３）参赵翼《甘二史札记》卷１９“唐诸帝多饵食丹药”条。
（２４）《柳宗元集》卷２５《送僧浩初序》：“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
（２５）同上书同卷《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然皆有以佐世。”
（２６）更详尽的内容参见苏渊雷《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东师大学报８３．４－６．
（２７）杜继文《佛教和中国哲学》文史知识８６．１０．
（２８）详参《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８５版）。
（２９）详参《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
（３０）向达有《论唐代佛曲》一文可参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
（３１）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５４６－５４７。
（３２）《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８５版）附录三《道乐考略稿》
（３３）《册府元龟》卷５４。
（３４）《新唐书·礼乐志》
（３５）参见冯家升著《火药的发明与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７８年版）一书９－１０。
（３６）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等著《东亚：传统与改革》（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
注：附图从略。
主要参考罗香林《唐代文化史》中《唐三教讲论考》一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言加戢改口为从
＠②原字言加赞
＠③原字风右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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