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批判”
作者：单世联
１８３１年，黑格尔染霍乱病逝。哲人其萎，似也颇得其时：摧毁了神圣同盟和复辟的１８３０年革命开启了此后德国政治格局的风云激荡；１８３４年关税同盟的建立激活了德国的经济复兴──一个崭新的世俗世界已确然有力地君临着思维的故乡。旧制度的看守者、 “欧洲宰相”梅特涅公爵忧心忡忡地说：“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１）
方生方死之间，哲学和哲学家都面临着嬗变和调整。黑格尔生前即在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下有意识地扶持一个黑格尔学派，３０年代初，黑格尔学派已在德国精神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它的阵地、俱乐部和刊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绝对精神的严整体系不存在可以炸开它的裂缝，对于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它的实质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等等，大师死后便开始出现不同解释；关于黑格尔是否真的是泛神论者，关于上帝的品格和灵魂不死等问题，门徒们在理解中也不断出现热烈争论，一些人拥护大师哲学与宗教统一的思想，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统一，内部的分歧终于在１８３５年由于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而决裂。
黑格尔曾认为《新约》中四福音书的真实性问题并不重要，他感兴趣的是其象征性内容。斯特劳斯则认为它表达了人们深切愿望的奇迹，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督教的本质。直接分歧是对四福音书的不同理解，而其冲突的背景，则是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不同看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宗教是由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综合而成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形式，在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中，宗教的概念是以特殊和不完全的形式实现的，而在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形式中，宗教概念则达到了它发展的顶点。基督教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是绝对的完善的宗教。基督教既是启示的真理，也是被启示的宗教，因为它不包含神奇或秘密，而仅仅包含真理。但基督教并不是人的意识的最高阶段，在它之上还有哲学。黑格尔于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即从其内容来看，宗教和哲学并无二致，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绝对精神”，这种精神既与上帝是一回事，也与永恒真理是一回事。而按照斯特劳斯，则哲学和宗教之间会有永恒和谐的观点只是空中楼阁，如不彻底改变宗教内容，宗教教义就不可能成为哲学范畴。
此论一出，黑格尔的门徒便纷纷站队划线，斯特劳斯按照法国国民议会的叫法，把自己视为左派，认对立面加布勒尔、戈舍尔等为右派，而把持温和立场的罗森克兰茨等定为中派。但在思想史上，较普遍的称呼不是左中右而是青年、老年。所谓“青年黑格尔”，最初指黑格尔学生中的年青一代，他们只是在大师死前不久才认识他的（如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有的甚至从未见过黑格尔、只是通过他的著作才认其为师的人（如赫斯、马克思等）。这个以“青年黑格尔派”著称的圈子，集中了当时德国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俊彦：斯特劳斯、卢格、切什考夫斯基、鲍威尔兄弟、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马克思，其领袖鲍威尔也是全德知识界的领导人之一。
尽管德国现代工业的真正发展是在１８５０年以后，但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经济已有巨大增长，农业的改革、人口的激增、被新富有者和失业者搅乱的城镇社会、剧烈的变动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等等，为现代社会思潮的兴起和传播、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１８４８年前，德国的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大体有保守主义、政治天主教、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５种，保守主义是势力仍很强大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政治天主教依赖于天主教会，自由主义表达了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数极少）则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本由自由主义分化而来，在“七月革命”后的各种政治示威中首次粉墨登场。１８３２年，梅特涅向联邦议会提出６项条款，全面压制激进主义。政治压迫的后果是：此后德国激进分子只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方面是以古茨科夫、海涅为首的“青年德意志”，哲学 ─ 宗教方面便是“青年黑格尔”，他们是德国历史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当２０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崛起后，他们又被追根溯源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集中于宗教问题并不仅仅因为黑格尔宗教理论中有许多含混之处，据恩格斯的解释，那时“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宽容、甚至保护。”（２）。这是我们熟悉的唯物论解释。对此，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他的意见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对普鲁士将变得较为进步和松动，因而有可能允许黑格尔门徒在文化政策上发挥作用这一点还抱有希望。
究竟是政府的高压使知识分子不能讨论政治还是政府的开明使知识分子安心于宗教文化，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但综合两种看法的是，一是宗教在当时德国是与政治紧紧相联的，所以即使是较为自由的宗教讨论，也须以一定的政治自由为前提。二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活跃与１８４０年随着威廉四世即位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有直接关系。他们抓住机遇，迅速从宗教论争走向文化──政治批判，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转变为批判哲学，鲍威尔就确认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普遍化的和毁灭性的实践，它本身就是革命”。黑格尔认为，意识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而达到对其在思维总体中的地位的认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斯宾诺莎的“实体”结合起来，把它绝对化为一切的源泉。他们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使它认识到了与它自身分离的力量，诸如宗教等，实际上正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与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所有力量和观念，意识的运动必然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批判就是把对象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鲍威尔说:“哲学也应该在政治方面起作用，如果现存关系同处我意识对立，就应该向现存关系进攻并动摇它们。奴役和监护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３）。事实上，当鲍威尔使用“哲学”这个词时，他指的是可以指导知识分子致力于彻底改变现实及其所有矛盾、冲突和伪善的理论原则。
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于突出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以至于鲍威尔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要来一场“清扫地基”的“真正理论的恐怖统治”，即是在精神和思想领域进行不妥协的革命， 这也包括对现存政治结构的摧毁，鲍威尔认为，没有理论，实践是盲目的，理论本身即是“强大的实践”。“哲学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批判”，也是塑造新的现实的工具。“批判”在现代思想中取得不同于康德的特殊意义正是从他们开始的。批判不是学术论争，不是思辩理论，也不是政治行动和暴力革命，而是德国的问题意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它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如果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是以其知识─思想活动参予社会政治，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从理论到实践过渡的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现代哲学关键词的“实践”（praxis），就是切什考夫斯基在１８３８年的《历史哲学引论》中铸造出来的。他认为，“哲学也必须从高深的理论降至为实践。实用哲学，或者更确地说，‘实践’哲学（它对生活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具体影响等于两者具体活动的应用）──这就是哲学未来的大致命运。……如同思想及其反映征服了‘哗众取宠的文学艺术’一样，行为和社会活动也将征服哲学。”（４）“行动”和“活动”并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政治事务，而是否定现实、批判社会使哲学具有探索并回答当前问题的“实用”性。他们怀抱启蒙运动的批判意识和法国哲人的战斗精神，把黑格尔丢在脚注里的东西提上来放在正文中，从哲学、宗教的“天上”下降到政治、经济的“地上”，分析宗教的异化本质，揭发德国社会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罪恶，抗议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和反动倾向，启发民众的政治意识，研究变革社会的策略和方式，宣传民主和自由，引进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面对的不是莘莘学子而是广大公众，他们书写的不是学科讲义而是报刊政论；他们没有正式职位、没有依附现存体制、没有稳定的收入（其中有几个是贫病而死的）。然而，他们终于以其倔犟峥嵘的批判姿态和舍我其谁的参与热情改变了德国知识分子的超然静观的传统，宣告了徜徉于华美的精神境界而默认卑污现实的德国古典文化的终结，把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可能对社会发生的直接作用发挥到环境所能允许的程度，形成了知识分子实践的基本模式。
当时的一个秘密警察曾向政府密报：“许多人都拥有鲍威尔的书，更糟糕的是，他的思想渗透到教育界的心脏并成了它的重要组成部分。”（５）。以至于到１８３８年，人们已经承认它是德国第一个政党，而在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４３年，他们确实形成了一场激进的文化─政治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社会思潮主要是通过他们才在德国蔚然生长的。１８４３年，他们明确地用“民主主义”代替了含混的“激进主义”，而赫斯，则是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主要人物。可以说，他们和“青年德意志”一起，用批判的实践代替理论的研究，把学术转变为思想，把思想对准德国现实，部分弥补了德国贫乏的启蒙传统。
无疑的，理论批判不是车间劳动或罢工集会，青年黑格尔派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是新闻报刊，其煌煌业绩是近２万页的文章。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卢格，他自称是思想上的批发商，１８３８年创办《哈雷年鉴》，从最先的文艺问题到为斯特劳斯辩护再到１８４０年后的政治评论，终因其激进的政治倾向于１８４１年６月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卢格仍不放弃，又迁到德累斯顿以《德国年鉴》为名继续出版。１８４２年，《莱茵报》成为赫斯、鲍威尔、马克思等人的宣传阵地，在政治上支持法国理性主义，在宗教上也公开采纳《哈雷年鉴》的无神论思想，坚持必须取代宗教，必须讨论政治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现世的智慧哲学“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这个世界的王国──国家”。１８４３年，普鲁士政府全面压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德国年鉴》和《莱茵报》均遭查封，鲍威尔等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逐步放弃政治参与的热情，而卢格和马克思则跑到新世界的首府巴黎出版了一期《德法年鉴》，继续其批判使命。马克思在其中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首次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主张，明确了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意向，客观上也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消亡。此后，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理论批判将攫获数代德国青年激进分子的心灵。
这一段峥嵘岁月也是德国知识分子短暂的早春，政府的高压导致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和转向，解雇大学教师，封闭进步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等等，剥夺了知识分子表达政治意见的机会和权利，也表明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中，真正的理论批判根本无法从容展开。彷佛青春总会消逝，１８４３年以后，青年黑格尔分子面对的选择是：或把理论激进转化为政治激进， 致力于颠覆现存政治秩序，或不再激进，在现实框架内从事自由主义的文化活动，对此他们曾有过争论。虽然大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收敛锋芒，但倾心于社会主义的赫斯、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实现其社会政治目标的更为急进的体系，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理论的实践向政治的实践推进。尤其是最富才智和思想穿透力的马克思，越来越不满“用‘自我意识’即‘精神’来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６）１８４２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表示要“更多地联系着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７）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开始就总结了从斯特劳斯到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作用，“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把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和青年时代的伙伴彻底决裂：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他们虽然都以“批判者”自居，但由于他们的批判只停留在思想领域，不把哲学与德国现实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并不是现实作斗争，而是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把宗教解释为他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把批判局限于宗教批判，从而不是把神圣世界世俗化，而是倒过来把世俗世界神圣化。
马克思的批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罗森用大量材料证明，马克思过低估计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自己的影响，也忽略了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和具体成绩，这一点，对全面评价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是相当重要的。可以为马克思的苛刻批评解释的是，这是转变后的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且，从动员工人阶级实施政治革命来看，知识分子的实践毕竟还是理论性的。如果说从青年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路， 就是从哲学─文化批判发展为政治─经济的批判，那么青年黑格尔派本身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转折。成熟的马克思则把青年黑格尔派具有现实政治意向的知识─文化的批判导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运动。马克思是通过对自身“知识分子”思路的清算（其主要哲学著作都是以“批判”为名的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而最终走向政治实践，所以１８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理论批判和文字激扬的风华岁月，是他后来成为革命导师的必由之路，“从１８３８年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到１８４３年赫斯的‘行动哲学’，这是黑格尔的门徒们试图从其先师的体系中摆脱出来以达到把握政治的中心论题。正是沿着这些线索马克思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的途径。”（９）恰恰由于他受到黑格尔的教育、受到青年黑格尔的砥砺，后来才能自豪地宣称“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它的中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
相对于政治行动而言，批判是实践的导引，但相对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沉思而言，批判就具有实践的意义。就社会活动的全部范围而言，实践是具体的改造社会的活动，但就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来说，实践便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当他不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进入政治行动时，他便成为政治人物了。所以，第一，在理论和行动之间，“批判”是必要的环节；第二，批判就是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还可以加上第三，有时，当实践由于种种原因被延搁下来时，批判还是唯一可能的实践。费尔巴哈曾认为，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德国局势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从理论转变为实践，“最好是潜移默化，先是悄悄地做，然后再大喊大叫，而不是相反。德国只有用抑制剂才能救药，火与剑是不行的。”（１０）。德国几次革命的夭折正面证实了这一点，俾斯麦以“血与剑”创立了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廉帝国从反面证明这一点。
无独有偶，２０世纪中期，鉴于多次的政治实践或并未成功，或走向反面的事实，当代批判理论坚决反对不成熟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人，他们不是像先辈们那样从理论经批判走向行动，而是从行动向批判、向理论退却，不提供行动的计划，不介入当代实践， 把与当代社会空前的同化力、与各种声称是从事革命实践的政治力量保持批判的距离视作自己的唯一使命。他们认识到，当代社会的主体已被新型集权国家的福利制度、技术控制和意识形态所操纵、所异化，公众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实现自己的真实本性，在此背景下要求理论走向实践只能是取消理论的批判维度，向亟需改变的现状投降。所以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这个时代并不需要对行动增加刺激。在今天，理论是向那些诚实的人敞开着的实践的唯一形式。显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马克思的思路对当代批判理论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对集权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警惕在２０世纪被证明是有高度预见性的，他们对群众消极性的揭发提前发现了本世纪大众社会的病症，他们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批判功能得到了现代主义的响应。法兰克福学派接过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振批判雄风。１８４３年，处在从青年黑格尔派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马克思表达了青年黑格尔派最彻底、最深刻的见解：“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１１），他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视为自己的使命，并认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１２）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当代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论著中，马克思当年的声音获得了强有力的回声，当现代国家充分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之后，他们在探索现实为什么未能趋向思想，而异化和危机反倒在加剧？“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的批判”，“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确保在未来从理论中派生出的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将不再消失，甚至在某个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中也不再消失，在这种时期中，日常惯例或许倾向于充许整个这一问题被忘却，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斗争，防止人类由于目前的可怕事件而彻底沮丧，防止人类对社会的有价值的、和平的和幸福的倾向丧失信心。”（１３）
如果不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当代批判理论的崛起，青年黑格尔派或许只有历史的价值：作为德国知识分子史的一段，作为黑格尔思想史的一部分，作为马克思成长史的一章。批判理论的当代走红使其先驱者获得了独立的价值。第一代批判理论响应社会召唤，急于改变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和理论知识的超验形态，热切地把理论付诸实践，第二代批判理论在反省了一系列早熟的、残暴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实践方式后，只想保持理论的批判性，并把它视为实践的新形式。我觉得，两代批判理论家之间的张力，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和实践方式规定了一个恰当的幅度和空间，极而言之，左翼是为了自由解放的畅想而不顾一切的“断头台崇拜”，右翼是一心想告别革命的“巴士底狱恐怖症”，在这两端的中间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批判，或者说是以社会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实践方式。
注释：
（１）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第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２１６页
（３）（５）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第１４２、４页，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８４年。
（４）（９）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第６９、１５９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７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４３６页
（８）（１１）（１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４５２、４１６、４６２页。
（１０）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１２０页
（１３）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２５７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８３１年，黑格尔染霍乱病逝。哲人其萎，似也颇得其时：摧毁了神圣同盟和复辟的１８３０年革命开启了此后德国政治格局的风云激荡；１８３４年关税同盟的建立激活了德国的经济复兴──一个崭新的世俗世界已确然有力地君临着思维的故乡。旧制度的看守者、 “欧洲宰相”梅特涅公爵忧心忡忡地说：“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１）
方生方死之间，哲学和哲学家都面临着嬗变和调整。黑格尔生前即在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下有意识地扶持一个黑格尔学派，３０年代初，黑格尔学派已在德国精神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它的阵地、俱乐部和刊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绝对精神的严整体系不存在可以炸开它的裂缝，对于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它的实质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等等，大师死后便开始出现不同解释；关于黑格尔是否真的是泛神论者，关于上帝的品格和灵魂不死等问题，门徒们在理解中也不断出现热烈争论，一些人拥护大师哲学与宗教统一的思想，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统一，内部的分歧终于在１８３５年由于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而决裂。
黑格尔曾认为《新约》中四福音书的真实性问题并不重要，他感兴趣的是其象征性内容。斯特劳斯则认为它表达了人们深切愿望的奇迹，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督教的本质。直接分歧是对四福音书的不同理解，而其冲突的背景，则是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不同看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宗教是由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综合而成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形式，在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中，宗教的概念是以特殊和不完全的形式实现的，而在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形式中，宗教概念则达到了它发展的顶点。基督教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是绝对的完善的宗教。基督教既是启示的真理，也是被启示的宗教，因为它不包含神奇或秘密，而仅仅包含真理。但基督教并不是人的意识的最高阶段，在它之上还有哲学。黑格尔于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即从其内容来看，宗教和哲学并无二致，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绝对精神”，这种精神既与上帝是一回事，也与永恒真理是一回事。而按照斯特劳斯，则哲学和宗教之间会有永恒和谐的观点只是空中楼阁，如不彻底改变宗教内容，宗教教义就不可能成为哲学范畴。
此论一出，黑格尔的门徒便纷纷站队划线，斯特劳斯按照法国国民议会的叫法，把自己视为左派，认对立面加布勒尔、戈舍尔等为右派，而把持温和立场的罗森克兰茨等定为中派。但在思想史上，较普遍的称呼不是左中右而是青年、老年。所谓“青年黑格尔”，最初指黑格尔学生中的年青一代，他们只是在大师死前不久才认识他的（如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有的甚至从未见过黑格尔、只是通过他的著作才认其为师的人（如赫斯、马克思等）。这个以“青年黑格尔派”著称的圈子，集中了当时德国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俊彦：斯特劳斯、卢格、切什考夫斯基、鲍威尔兄弟、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马克思，其领袖鲍威尔也是全德知识界的领导人之一。
尽管德国现代工业的真正发展是在１８５０年以后，但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经济已有巨大增长，农业的改革、人口的激增、被新富有者和失业者搅乱的城镇社会、剧烈的变动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等等，为现代社会思潮的兴起和传播、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１８４８年前，德国的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大体有保守主义、政治天主教、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５种，保守主义是势力仍很强大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政治天主教依赖于天主教会，自由主义表达了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数极少）则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本由自由主义分化而来，在“七月革命”后的各种政治示威中首次粉墨登场。１８３２年，梅特涅向联邦议会提出６项条款，全面压制激进主义。政治压迫的后果是：此后德国激进分子只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方面是以古茨科夫、海涅为首的“青年德意志”，哲学 ─ 宗教方面便是“青年黑格尔”，他们是德国历史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当２０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崛起后，他们又被追根溯源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集中于宗教问题并不仅仅因为黑格尔宗教理论中有许多含混之处，据恩格斯的解释，那时“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宽容、甚至保护。”（２）。这是我们熟悉的唯物论解释。对此，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他的意见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对普鲁士将变得较为进步和松动，因而有可能允许黑格尔门徒在文化政策上发挥作用这一点还抱有希望。
究竟是政府的高压使知识分子不能讨论政治还是政府的开明使知识分子安心于宗教文化，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但综合两种看法的是，一是宗教在当时德国是与政治紧紧相联的，所以即使是较为自由的宗教讨论，也须以一定的政治自由为前提。二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活跃与１８４０年随着威廉四世即位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有直接关系。他们抓住机遇，迅速从宗教论争走向文化──政治批判，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转变为批判哲学，鲍威尔就确认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普遍化的和毁灭性的实践，它本身就是革命”。黑格尔认为，意识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而达到对其在思维总体中的地位的认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斯宾诺莎的“实体”结合起来，把它绝对化为一切的源泉。他们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使它认识到了与它自身分离的力量，诸如宗教等，实际上正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与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所有力量和观念，意识的运动必然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批判就是把对象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鲍威尔说:“哲学也应该在政治方面起作用，如果现存关系同处我意识对立，就应该向现存关系进攻并动摇它们。奴役和监护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３）。事实上，当鲍威尔使用“哲学”这个词时，他指的是可以指导知识分子致力于彻底改变现实及其所有矛盾、冲突和伪善的理论原则。
知识分子总是习惯于突出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以至于鲍威尔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要来一场“清扫地基”的“真正理论的恐怖统治”，即是在精神和思想领域进行不妥协的革命， 这也包括对现存政治结构的摧毁，鲍威尔认为，没有理论，实践是盲目的，理论本身即是“强大的实践”。“哲学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批判”，也是塑造新的现实的工具。“批判”在现代思想中取得不同于康德的特殊意义正是从他们开始的。批判不是学术论争，不是思辩理论，也不是政治行动和暴力革命，而是德国的问题意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它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如果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是以其知识─思想活动参予社会政治，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从理论到实践过渡的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现代哲学关键词的“实践”（praxis），就是切什考夫斯基在１８３８年的《历史哲学引论》中铸造出来的。他认为，“哲学也必须从高深的理论降至为实践。实用哲学，或者更确地说，‘实践’哲学（它对生活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具体影响等于两者具体活动的应用）──这就是哲学未来的大致命运。……如同思想及其反映征服了‘哗众取宠的文学艺术’一样，行为和社会活动也将征服哲学。”（４）“行动”和“活动”并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政治事务，而是否定现实、批判社会使哲学具有探索并回答当前问题的“实用”性。他们怀抱启蒙运动的批判意识和法国哲人的战斗精神，把黑格尔丢在脚注里的东西提上来放在正文中，从哲学、宗教的“天上”下降到政治、经济的“地上”，分析宗教的异化本质，揭发德国社会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罪恶，抗议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和反动倾向，启发民众的政治意识，研究变革社会的策略和方式，宣传民主和自由，引进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面对的不是莘莘学子而是广大公众，他们书写的不是学科讲义而是报刊政论；他们没有正式职位、没有依附现存体制、没有稳定的收入（其中有几个是贫病而死的）。然而，他们终于以其倔犟峥嵘的批判姿态和舍我其谁的参与热情改变了德国知识分子的超然静观的传统，宣告了徜徉于华美的精神境界而默认卑污现实的德国古典文化的终结，把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可能对社会发生的直接作用发挥到环境所能允许的程度，形成了知识分子实践的基本模式。
当时的一个秘密警察曾向政府密报：“许多人都拥有鲍威尔的书，更糟糕的是，他的思想渗透到教育界的心脏并成了它的重要组成部分。”（５）。以至于到１８３８年，人们已经承认它是德国第一个政党，而在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４３年，他们确实形成了一场激进的文化─政治运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社会思潮主要是通过他们才在德国蔚然生长的。１８４３年，他们明确地用“民主主义”代替了含混的“激进主义”，而赫斯，则是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主要人物。可以说，他们和“青年德意志”一起，用批判的实践代替理论的研究，把学术转变为思想，把思想对准德国现实，部分弥补了德国贫乏的启蒙传统。
无疑的，理论批判不是车间劳动或罢工集会，青年黑格尔派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是新闻报刊，其煌煌业绩是近２万页的文章。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卢格，他自称是思想上的批发商，１８３８年创办《哈雷年鉴》，从最先的文艺问题到为斯特劳斯辩护再到１８４０年后的政治评论，终因其激进的政治倾向于１８４１年６月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卢格仍不放弃，又迁到德累斯顿以《德国年鉴》为名继续出版。１８４２年，《莱茵报》成为赫斯、鲍威尔、马克思等人的宣传阵地，在政治上支持法国理性主义，在宗教上也公开采纳《哈雷年鉴》的无神论思想，坚持必须取代宗教，必须讨论政治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现世的智慧哲学“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这个世界的王国──国家”。１８４３年，普鲁士政府全面压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德国年鉴》和《莱茵报》均遭查封，鲍威尔等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逐步放弃政治参与的热情，而卢格和马克思则跑到新世界的首府巴黎出版了一期《德法年鉴》，继续其批判使命。马克思在其中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首次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主张，明确了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意向，客观上也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消亡。此后，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理论批判将攫获数代德国青年激进分子的心灵。
这一段峥嵘岁月也是德国知识分子短暂的早春，政府的高压导致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和转向，解雇大学教师，封闭进步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等等，剥夺了知识分子表达政治意见的机会和权利，也表明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中，真正的理论批判根本无法从容展开。彷佛青春总会消逝，１８４３年以后，青年黑格尔分子面对的选择是：或把理论激进转化为政治激进， 致力于颠覆现存政治秩序，或不再激进，在现实框架内从事自由主义的文化活动，对此他们曾有过争论。虽然大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收敛锋芒，但倾心于社会主义的赫斯、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实现其社会政治目标的更为急进的体系，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理论的实践向政治的实践推进。尤其是最富才智和思想穿透力的马克思，越来越不满“用‘自我意识’即‘精神’来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６）１８４２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表示要“更多地联系着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７）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开始就总结了从斯特劳斯到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作用，“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把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和青年时代的伙伴彻底决裂：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他们虽然都以“批判者”自居，但由于他们的批判只停留在思想领域，不把哲学与德国现实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并不是现实作斗争，而是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把宗教解释为他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把批判局限于宗教批判，从而不是把神圣世界世俗化，而是倒过来把世俗世界神圣化。
马克思的批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罗森用大量材料证明，马克思过低估计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自己的影响，也忽略了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和具体成绩，这一点，对全面评价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是相当重要的。可以为马克思的苛刻批评解释的是，这是转变后的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且，从动员工人阶级实施政治革命来看，知识分子的实践毕竟还是理论性的。如果说从青年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路， 就是从哲学─文化批判发展为政治─经济的批判，那么青年黑格尔派本身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转折。成熟的马克思则把青年黑格尔派具有现实政治意向的知识─文化的批判导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运动。马克思是通过对自身“知识分子”思路的清算（其主要哲学著作都是以“批判”为名的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而最终走向政治实践，所以１８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理论批判和文字激扬的风华岁月，是他后来成为革命导师的必由之路，“从１８３８年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到１８４３年赫斯的‘行动哲学’，这是黑格尔的门徒们试图从其先师的体系中摆脱出来以达到把握政治的中心论题。正是沿着这些线索马克思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的途径。”（９）恰恰由于他受到黑格尔的教育、受到青年黑格尔的砥砺，后来才能自豪地宣称“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它的中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
相对于政治行动而言，批判是实践的导引，但相对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沉思而言，批判就具有实践的意义。就社会活动的全部范围而言，实践是具体的改造社会的活动，但就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来说，实践便是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当他不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进入政治行动时，他便成为政治人物了。所以，第一，在理论和行动之间，“批判”是必要的环节；第二，批判就是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还可以加上第三，有时，当实践由于种种原因被延搁下来时，批判还是唯一可能的实践。费尔巴哈曾认为，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德国局势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从理论转变为实践，“最好是潜移默化，先是悄悄地做，然后再大喊大叫，而不是相反。德国只有用抑制剂才能救药，火与剑是不行的。”（１０）。德国几次革命的夭折正面证实了这一点，俾斯麦以“血与剑”创立了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威廉帝国从反面证明这一点。
无独有偶，２０世纪中期，鉴于多次的政治实践或并未成功，或走向反面的事实，当代批判理论坚决反对不成熟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人，他们不是像先辈们那样从理论经批判走向行动，而是从行动向批判、向理论退却，不提供行动的计划，不介入当代实践， 把与当代社会空前的同化力、与各种声称是从事革命实践的政治力量保持批判的距离视作自己的唯一使命。他们认识到，当代社会的主体已被新型集权国家的福利制度、技术控制和意识形态所操纵、所异化，公众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实现自己的真实本性，在此背景下要求理论走向实践只能是取消理论的批判维度，向亟需改变的现状投降。所以按照霍克海默的说法，这个时代并不需要对行动增加刺激。在今天，理论是向那些诚实的人敞开着的实践的唯一形式。显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马克思的思路对当代批判理论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对集权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警惕在２０世纪被证明是有高度预见性的，他们对群众消极性的揭发提前发现了本世纪大众社会的病症，他们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批判功能得到了现代主义的响应。法兰克福学派接过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振批判雄风。１８４３年，处在从青年黑格尔派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马克思表达了青年黑格尔派最彻底、最深刻的见解：“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１１），他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视为自己的使命，并认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１２）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当代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论著中，马克思当年的声音获得了强有力的回声，当现代国家充分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之后，他们在探索现实为什么未能趋向思想，而异化和危机反倒在加剧？“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的批判”，“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确保在未来从理论中派生出的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将不再消失，甚至在某个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中也不再消失，在这种时期中，日常惯例或许倾向于充许整个这一问题被忘却，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斗争，防止人类由于目前的可怕事件而彻底沮丧，防止人类对社会的有价值的、和平的和幸福的倾向丧失信心。”（１３）
如果不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当代批判理论的崛起，青年黑格尔派或许只有历史的价值：作为德国知识分子史的一段，作为黑格尔思想史的一部分，作为马克思成长史的一章。批判理论的当代走红使其先驱者获得了独立的价值。第一代批判理论响应社会召唤，急于改变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和理论知识的超验形态，热切地把理论付诸实践，第二代批判理论在反省了一系列早熟的、残暴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实践方式后，只想保持理论的批判性，并把它视为实践的新形式。我觉得，两代批判理论家之间的张力，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和实践方式规定了一个恰当的幅度和空间，极而言之，左翼是为了自由解放的畅想而不顾一切的“断头台崇拜”，右翼是一心想告别革命的“巴士底狱恐怖症”，在这两端的中间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批判，或者说是以社会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实践方式。
注释：
（１）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第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２１６页
（３）（５）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第１４２、４页，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８４年。
（４）（９）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第６９、１５９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７页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４３６页
（８）（１１）（１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４５２、４１６、４６２页。
（１０）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１２０页
（１３）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２５７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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