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二)

作者:黄力之
维柯认为造成这一切情况的都是心智而不是命运,尽管各种制度的建立多么顺理成章,它们出现的场合又大不相同,甚至有时和人们所祈求的正相反,可是它们自己始终井然就序,各得其所,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存在着“保存人类”的目的,也就是文化对于人的必然性。 
人们普遍注意到,维柯思想对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根据维柯的观点,人类事务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把作为客体的人性世界和生活世界从彼岸纳入到此岸。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黑格尔,而且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很欣赏维柯“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点,在《资本论》第1卷的脚注中,马克思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重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关于维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M.H.费希也指出过,“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一个同是否定的看法,认为从单纯个体中找不到人的本质,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倒有一个一致的肯定或积极的看法,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是各种制度在发展中的体系”。 
当然,维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维柯的文化哲学“是在第一批人开始以人的方式(即所谓‘诗性智慧’——引注)来思维的时候就作为它的开始”的,而马克思是从人的劳动实践作为开始的。 
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哲学:自然——社会——文化 
就思想史而言,18世纪的意大利不是中心,德国比它重要多了。当时,与科学革命并驾齐驱的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人文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则把这场斗争推到了高潮。人的理性特征成为人的形而上学标志,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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