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的核心，而且亦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出于此，他关于宗教的研究表现出明确的现实性。他说：“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加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短长。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1］67
一
历时性地看，儒学的实用传统和世俗精神是非常强的。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在原始儒学，不仅没有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也拒绝了以超世的神圣世界为特征的“终极关怀”。牟宗三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西方国家式的独立的宗教传统，“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1］30-31。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在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中国诗书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是很明显的”［2］564，“说中国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礼中，莫有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说的”［2］565；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正是由古人对天的宗教信仰贯注于思想之后才形成的，其中蕴含有一“人格之上帝”；“至于纯从中国人之人生道德伦理之实践方面说，则此中亦明含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2］565，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奉正是一种“宗教性之超越信仰”［2］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