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
哲学王的思想是《理想国》（以下简称《理》）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柏拉图（以下简称柏）写作本书的意图之所在。本文意欲简要地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逻辑以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下简称《开》）一书中波普尔（以下简称波）对这一思想的批评，最后是我的一些想法。

（一）哲学王思想的内容：

对该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本书的从第五卷后半部分中对哲学的论述到第七卷的篇幅中。“只有在某些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P251）简言之，哲学家作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便是“哲学王”的政治主张。也即，是谁应当统治者以及统治者应当符合何种标准的问题。

当然，这一主张是与柏对世界本质看法的理念论、哲学本身的特性、哲学家的特性以及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即统治者变成哲学家）等等问题的论述紧密相联的。前面三个方面是该思想的逻辑基础，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论及；最后一方面即哲学家的职责及其培养问题是“哲学王”主张应有的组成部分，所以先在本部分简述。
有关哲学家的职责，柏强调了两点：优生、教育及制定法律。优生方面，即由他们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最后一方面，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

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理》P233）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

（二）哲学王思想的逻辑：



其一，关于世界的看法。柏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事物本身和事物的影像；可知世界主要是指理念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形式、存在本身。可知世界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从假设出发，经过理性推理所得到的结论；二，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为理念，即“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理》P270）

其二，对认识活动和灵魂状态的看法。“善的理念”，具有最高性，它指导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对事物存在本身的认识及对事物背后的理念或形式的认识为“知识”；其它的只能叫“意见”，即是对千变万化的可见世界的反映。与此相对应的是灵魂的四种状态：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理》P271）

其三，对哲学的看法：哲学就是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通过辩证法研究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之学。只有哲学才能引领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本身。

其四，对现存政治状况的看法：现存的政治是愈发堕落，离善的城邦理念越来越远；加之哲学家不能受重用或哲学家的独善其身，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试图去挽救它们或者重新建立一个最接近于城邦理念的复制品。

其五，对哲学家的看法。哲学家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拥有者，他们不热爱权力。但是出于对城邦的责任，在统治者请求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出马为新城邦的建立出谋划策。也只有他们才能按照理念本身在人间制造出它的复制品。因此，哲学家应当作统治者全面管理城邦事务，包括对后继者的培养；以此对抗城邦的衰退。

（三）波普尔的部分批评：


波对这一政治主张极力反对。他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

波认为，柏提出的“哲学王”的概念时，“诉诸集体功利原则是终极的道德思考”。（《开》P253）其中哲学家作为“热爱真理的人”这一点在柏的主张中具有很不诚实的特点。波举出了柏著作中“高贵的谎言”一说来证实这一论点。哲学家可以不相信真理；相反，他们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采取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这表明哲学王的提法具有功利主义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波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家并不是热心的真理的追求者，相反却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开》P265）。其原因主要有两类，即跟国家基础有关的功能和跟国家的保护有关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为城邦制定法律。由于只有哲学家才能通过辩证法看到国家的神圣形式或理念，因而也才能作为“制度的画家”制造出该理念的复制品。这里贯穿着一个信念“一切持久的事物（即与善的理念相接近的事物）都是善，而一切导致腐化与堕落的都是恶。”实际上就是说社会变化就是恶，由此可见，柏“对智慧的态度并不能使我们超越他的阻止社会变化的观点”。（《开》P269）

而柏之所以强调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不过是因为哲学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的权威。由于哲学可以引导统治者们看到善的理念和最完善城邦的形式，统治者便拥有了神秘的外衣，这就“给统治者打上了印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构筑了障碍”。（《开》P271）波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波对哲学王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同时，只有一位在纯粹数学（包括立体几何）、纯粹天文学、纯粹教育学以及在辩证法中取得至高无上成就的人，才能符合哲学王的标准。只有他，才能了解数学优生学和柏拉图数的奥秘，才能让他们享受人类堕落之前所享受的幸福和欢愉，并替他们保持。经过分析，波认为“通晓真正的护卫职位的奥秘、掌握破解其钥匙的，除柏拉图外别无他人”，（《开》P284）这就意味着，柏通过《理想国》意欲表明哲学王就是他自己，而该书就是他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这一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波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事实，即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开》P289）；在此，波对柏的人格进行了质疑。如果此说成立，这将是对柏最大的揭露和批判。

在哲学王的培养上，波认柏强调的出身论是“种族主义”（《开》P260）。在柏看来，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诸成员的“本性”，他们、他们的种族乃至子孙后代的“本性”反过来又受到个人主义教育的邪恶及更为重要的种族退化的威胁。所以如果没有那些在对优生学至关重要的学科里受过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国家将要迷失方向。在“数目与人类堕落”的故事里，柏告诉我们，退化了的护卫者所犯的最大也最致命的过失之一，就是失去了对优生学，对监督、检验、提纯人种的兴趣。（《开》P283）

在“领导的原则”这一章中，波对此问题也有批判。波认为，哲学王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而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等之下，所以政治生活中应该接受的原则是：“我们要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好准备”（《开》P231），当然，我们也应想办法得到最好的。因为“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开》P250-P251）同时，“当柏拉图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同领导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时，他使其（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变得彻底地讹误和迷乱”，（《开》P238）这不仅是对教育的戕害——“不仅危害科学精神，而且危及心智的第一生命，真正生命”，（《开》P249）也使政治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在哲学王的问题上，波认为柏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爱智慧者，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不懈地追求真理，而不是认为自己占有了真理。（《开》P243）柏要求聪明的人（完全合格的哲学家）应当统治，并进而宣称聪明的统治者足以聪明到凭其聪明来选择最优秀的人作他的继承者。然而这是很不现实的，柏忽视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因为许许多多还将依赖于不能控制的环境；一起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破坏国家未来的稳定。（《开》P245）总而言之，柏的政治纲领更多地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他想通过对领导权的制度控制来阻止变化。这种控制将是教育方面的，依靠权威主义的认知观——依靠博学专家的权威，以及“被证明是正直诚实的人”。（《开》P251）实际上这也是波对哲学王思想的评价。

（四）我的一些想法：



尽管泰勒说：“如果我们忘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总汇……而是一部由一位雅典人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我还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政治主张。且不谈他的这一主张与他整体主义、规划主义的政治观的一致性，我只谈对该主张本身的几点看法。首先，这样的政治主张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实施。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哲学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的自负，这是应首先予以批判的。其次，柏的观念中完善的城邦理念实在无法让常人理解，他也不让常人理解。如果他心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完美的图景，他这样作也显示出了他的知识霸权心态；如果他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幅图景或者他并不真正信仰它，我们也就只能说他是在故弄玄虚甚至是欺骗。其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应有个限度问题。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地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顾准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诚然柏拉图的时代与顾准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如果我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解读柏拉图，我仍然会赞同后者的观点：柏拉图的最高的“善”的理念与他的政治主张应分开来看；评价的尺度也应是它是否有利于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的生长。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偏见”，但我不认为应当放弃这种偏见。因为一切思考都应与我们现实的生存有关。

2000年10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