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
作者:李蜀人
内容摘要:从理性法则同意志的关系上,本文分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基本思路,论证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绝对命令、义务、善良意志等基本概念的含义,指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从主观上说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看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 道德 形而上学 康德
自康德哲学问世以来,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他的理性批判上,将他的哲学定义为批判哲学。往往特别重视他的先验哲学的问题。这固然是研究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样的研究却又容易忽视他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建立这一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的研究。而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潮,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拒斥”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对于形而上学的“摧毁”的思潮仍然十分活跃。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境域里,本文选择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希望增加康德哲学的研究内容,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研究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从而来回应现代哲学中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叛。
一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他那时代的知识大全,其中有一门研究存在的学问,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这些关于第一哲学的著述被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编列在他的《物理学》之后,取名为《物理学后诸篇》(metaphysics),自此形而上学就正式产生了。形而上学成了专指研究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术语。中文的形而上学意旨那些关于有形物体之上的抽象学问。
因为“存在”的一切属性或方面都必须以“存在”为依据,所以对于西方哲学而言,“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才是真正的性而上学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说。(1)。然而,这是在亚里士多这里,由于他在追问“存在是什么”时,他只能以主谓方式切入这一问题,即他只能用这样的语句:“存在是什么”来回应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便将“是”和“什么”分离,也就是说,他只能用存在者的存在来回答存在问题,因而他遗忘了存在本身。这样,在他的第一哲学中,他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为是其所是(being as being);而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什么”成为了本体,这种脱离“存在”的抽象本体便成为了以后西方哲学最终追求的目标。这固然同柏拉图的理念理论相关,但是,更与亚里士多直接切入“存在者”相连*。这样,“存在者”和“存在”本身便被人为的分成了两界。认识变成了通过“存在者”去寻找本体的过程。自此,西方哲学就一直处于二元对立之中。一方面是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研究“Being”的方向发展的,所追求的都是绝对的、抽象的、普遍的、确定的实体或本质。尽管在其中产生过丰富多彩的本体论哲学思想,但是,这些形而上学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思辨性的,都具典型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都是将本体的问题完全放到了认知层面来研究的。因此,思辨理性的研究成为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而生命、生活这样的实践问题便被忽视。存在的意义问题彻底被遮蔽了。只有到了康德时代,只有经过康德的哲学批判,人们才能重新认识到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是思辨理性的认识问题,而是实践理性的实践问题,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
二
通过对于人类理性的批判,康德限制了理性的思辨运用,终结了传统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将实践理性摆在了优先地位,这样以自由为基础的人的理性行为便成为了康德哲学研究的重点,这预示着他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建立已经开始。
康德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为世界寻找到普遍的原理,也不是去认识世界最后的本体,而是在实践理性的调节下,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去说明人的理性行为的普遍的法则。所以,康德认为:“一切立于经验基础上的哲学称为经验的哲学,而将仅依先天原则阐明其学说的哲学称纯粹的哲学”(2)*。而在纯粹哲学中,仅有形式的,便称为逻辑学,但若限定在知性对象上,便称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根据先天原则来说明知性对象的哲学就是康德认可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已经不再同思辨理性相关而是同实践理性相联,因而它就只能是实践问题而不再是认识问题。因此,人的道德实践行为就必然成为了康德形而上学关注的首要问题。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则应该是康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第一任务。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形而上学呢?一方面,在事实上,每个人都得承认,一项法则若要在道德上有效,亦即作为一项义务的依据,就得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得承认,在此我们不能在人的本性或他所置身的世界的状况中,而只能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求义务的根据”(3)。因为人性或人的状况是经验的,是有限的,是偶然的,其中决不会有绝对必然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到纯粹理性中去寻找这种必然性的依据。更为重要是,假若“我们欠缺这项导引又用以正确地评断道德的最高标准,道德本身就会不断受到各种败坏(Corruption)。”(4)这就是说,从经验层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道德行为,许许多多善举或善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其结果而没有对道德透彻地洞察的话,即如果我们不能找出评价道德的最后标准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念和履行的道德,则必然会遭到彻底的败坏。例如,街头铺面上都挂着“童叟无欺”的招牌,而且也确实把同样的货物,以同样价格售予一切顾主,不论是白发老头还是黄毛孺妇。但是,这种行为就是诚实的道德规律吗?康德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能算是道德行为的。因为店主真正的动机只能是维持店铺信誉,以便更多的买主来购买他的商品。也就是说,“童叟无欺”的行为仅仅成为了一种利己的手段而已。这样的道德行为的基础是放到了人的利己性这一经验层面上。然而,一旦将道德看作是手段,一旦将利己作为道德的目的,道德所具有的那种绝对必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顷刻间便会丧失。所以,道德本身就会不断遭到败坏,道德便成为了可有可无,视对人有用与否的工具了。
为此,康德特别强调了合乎(conform to )和出自(be done for the sake of)道德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有的公司对于贫困大学生进行捐款,这应该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但是,往往这类公司的捐款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借机宣传其公司的知名度,甚至到考虑这种扩大知名度的行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打广告还要见效,还划算。因而尽管这种行为合乎道德,但是它并不是出自道德的规律,它仅仅是利用了道德而已。而且在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道德法则的行为,都是同道德相违背的。例如,一切自杀,包括诗人的自杀。因此,“如今除非在一门纯粹哲学中,我们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具有纯粹性和真实性(在实践领域中最重要的正是这点)的道德法则,因此,纯粹哲学,(形而上学)必须先成立,而且如果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道德哲学”(5)。由此可见,康德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为道德哲学“探求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6)。
由于实践哲学的先验性和存在性,它不可能从任何经验科学中得到证明,也不能来自于思辨理性。因此,康德只能通过对人的存在方式,通过人的行为特征来进行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人的最基本的行为特征就是行为的道德性。为此,康德研究了人的道德行为,并从中发现了绝对命令。* 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1783)未出版的初稿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康德对此的看法。他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一种绝对命令如何可能?谁解决这一问题,谁就发现了真正的道德原则。” (7)对此,德国哥廷根大学帕齐克教授在1974年康德诞辰250年纪念会上透彻地指出了康德绝对命令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这样说道: “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学说,是哲学论证之极佳典范,因而我们似乎可能藉着探讨其效果,以说明一般而言的哲学反省特性与意义”(8)。
从逻辑上说,命题或判断形式分为三种:选言的、假言的和定言的。在假言判断(如果……,则……),并不决定什么,而只是断定,一方无另一方,便不会发生,例如:“如果汽油价格继续上扬,汽车生产就会降低”这一假言命题并不决定汽油的价格是否上扬以及汽车生产是否降低,它只是断定,没有油价的上扬,便不会有汽车生产的降低。但是像“汽车生产将降低”这样的定言命题却断定:事情将如它所说的一样。因此,假言判断只有在涉及到判断中所提到的目标、目的和意图时,假言判断才对我们有约束力。例如:“如果你想过幸福生活,就注意你的健康吧!”。只有我们有想过幸福生活的意图时,注意健康才能对我们有约束力,相反,定言判断即使不涉及到主观的目的或意图,它们对我们也有约束力。例如,“人要讲诚信”,它并不涉及到“如果……,则……”这样的目标、意图或目的,它直接构成了我们的约束力,即人应该是讲诚信的。因此,耶鲁大学的阿仑·伍德教授在为剑桥版康德的实践哲学著作的导论中写道:“康德认为,表示实践必然性行为的词‘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只作为一种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我应该做某事;另一种是其本身就是目的,我应该立即做某事”(9)。康德认为道德义务真正表现的应该是后一种含义,即取决于义务本身的合目的性,正如诚信那样。也就是说,假言判断的约束力的来源是人的主观的目标、意图和愿望,是为了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而定言判断的约束力的来源同这些毫无关系。它的约束力的来源只能在定言判断自身之中。
在“人要讲诚信”这个定言判断自身之中,诚信并不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或人的意愿或意图而讲诚信,因为诚信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意愿、意图和目的,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目标、意愿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目的,而是普遍性的目的,是人人都具有的目的。哥廷根大学的帕齐克教授认为,在这里康德提出了他划时代的思想:“责成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去顺从这些要求的(定言判断——作者按)的是它们自身的纯粹普遍性”(10)。
内容摘要:从理性法则同意志的关系上,本文分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基本思路,论证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绝对命令、义务、善良意志等基本概念的含义,指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从主观上说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看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 道德 形而上学 康德
自康德哲学问世以来,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他的理性批判上,将他的哲学定义为批判哲学。往往特别重视他的先验哲学的问题。这固然是研究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样的研究却又容易忽视他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建立这一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的研究。而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潮,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拒斥”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对于形而上学的“摧毁”的思潮仍然十分活跃。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境域里,本文选择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希望增加康德哲学的研究内容,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研究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从而来回应现代哲学中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叛。
一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他那时代的知识大全,其中有一门研究存在的学问,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这些关于第一哲学的著述被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编列在他的《物理学》之后,取名为《物理学后诸篇》(metaphysics),自此形而上学就正式产生了。形而上学成了专指研究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术语。中文的形而上学意旨那些关于有形物体之上的抽象学问。
因为“存在”的一切属性或方面都必须以“存在”为依据,所以对于西方哲学而言,“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才是真正的性而上学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说。(1)。然而,这是在亚里士多这里,由于他在追问“存在是什么”时,他只能以主谓方式切入这一问题,即他只能用这样的语句:“存在是什么”来回应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便将“是”和“什么”分离,也就是说,他只能用存在者的存在来回答存在问题,因而他遗忘了存在本身。这样,在他的第一哲学中,他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为是其所是(being as being);而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什么”成为了本体,这种脱离“存在”的抽象本体便成为了以后西方哲学最终追求的目标。这固然同柏拉图的理念理论相关,但是,更与亚里士多直接切入“存在者”相连*。这样,“存在者”和“存在”本身便被人为的分成了两界。认识变成了通过“存在者”去寻找本体的过程。自此,西方哲学就一直处于二元对立之中。一方面是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研究“Being”的方向发展的,所追求的都是绝对的、抽象的、普遍的、确定的实体或本质。尽管在其中产生过丰富多彩的本体论哲学思想,但是,这些形而上学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思辨性的,都具典型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都是将本体的问题完全放到了认知层面来研究的。因此,思辨理性的研究成为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而生命、生活这样的实践问题便被忽视。存在的意义问题彻底被遮蔽了。只有到了康德时代,只有经过康德的哲学批判,人们才能重新认识到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是思辨理性的认识问题,而是实践理性的实践问题,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
二
通过对于人类理性的批判,康德限制了理性的思辨运用,终结了传统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将实践理性摆在了优先地位,这样以自由为基础的人的理性行为便成为了康德哲学研究的重点,这预示着他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建立已经开始。
康德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为世界寻找到普遍的原理,也不是去认识世界最后的本体,而是在实践理性的调节下,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去说明人的理性行为的普遍的法则。所以,康德认为:“一切立于经验基础上的哲学称为经验的哲学,而将仅依先天原则阐明其学说的哲学称纯粹的哲学”(2)*。而在纯粹哲学中,仅有形式的,便称为逻辑学,但若限定在知性对象上,便称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根据先天原则来说明知性对象的哲学就是康德认可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已经不再同思辨理性相关而是同实践理性相联,因而它就只能是实践问题而不再是认识问题。因此,人的道德实践行为就必然成为了康德形而上学关注的首要问题。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则应该是康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第一任务。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形而上学呢?一方面,在事实上,每个人都得承认,一项法则若要在道德上有效,亦即作为一项义务的依据,就得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得承认,在此我们不能在人的本性或他所置身的世界的状况中,而只能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求义务的根据”(3)。因为人性或人的状况是经验的,是有限的,是偶然的,其中决不会有绝对必然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到纯粹理性中去寻找这种必然性的依据。更为重要是,假若“我们欠缺这项导引又用以正确地评断道德的最高标准,道德本身就会不断受到各种败坏(Corruption)。”(4)这就是说,从经验层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道德行为,许许多多善举或善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其结果而没有对道德透彻地洞察的话,即如果我们不能找出评价道德的最后标准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念和履行的道德,则必然会遭到彻底的败坏。例如,街头铺面上都挂着“童叟无欺”的招牌,而且也确实把同样的货物,以同样价格售予一切顾主,不论是白发老头还是黄毛孺妇。但是,这种行为就是诚实的道德规律吗?康德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能算是道德行为的。因为店主真正的动机只能是维持店铺信誉,以便更多的买主来购买他的商品。也就是说,“童叟无欺”的行为仅仅成为了一种利己的手段而已。这样的道德行为的基础是放到了人的利己性这一经验层面上。然而,一旦将道德看作是手段,一旦将利己作为道德的目的,道德所具有的那种绝对必然性和普遍的约束力,顷刻间便会丧失。所以,道德本身就会不断遭到败坏,道德便成为了可有可无,视对人有用与否的工具了。
为此,康德特别强调了合乎(conform to )和出自(be done for the sake of)道德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有的公司对于贫困大学生进行捐款,这应该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但是,往往这类公司的捐款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借机宣传其公司的知名度,甚至到考虑这种扩大知名度的行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打广告还要见效,还划算。因而尽管这种行为合乎道德,但是它并不是出自道德的规律,它仅仅是利用了道德而已。而且在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道德法则的行为,都是同道德相违背的。例如,一切自杀,包括诗人的自杀。因此,“如今除非在一门纯粹哲学中,我们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具有纯粹性和真实性(在实践领域中最重要的正是这点)的道德法则,因此,纯粹哲学,(形而上学)必须先成立,而且如果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道德哲学”(5)。由此可见,康德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为道德哲学“探求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6)。
由于实践哲学的先验性和存在性,它不可能从任何经验科学中得到证明,也不能来自于思辨理性。因此,康德只能通过对人的存在方式,通过人的行为特征来进行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人的最基本的行为特征就是行为的道德性。为此,康德研究了人的道德行为,并从中发现了绝对命令。* 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1783)未出版的初稿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康德对此的看法。他说道:“现在的问题是:一种绝对命令如何可能?谁解决这一问题,谁就发现了真正的道德原则。” (7)对此,德国哥廷根大学帕齐克教授在1974年康德诞辰250年纪念会上透彻地指出了康德绝对命令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这样说道: “康德关于绝对命令的学说,是哲学论证之极佳典范,因而我们似乎可能藉着探讨其效果,以说明一般而言的哲学反省特性与意义”(8)。
从逻辑上说,命题或判断形式分为三种:选言的、假言的和定言的。在假言判断(如果……,则……),并不决定什么,而只是断定,一方无另一方,便不会发生,例如:“如果汽油价格继续上扬,汽车生产就会降低”这一假言命题并不决定汽油的价格是否上扬以及汽车生产是否降低,它只是断定,没有油价的上扬,便不会有汽车生产的降低。但是像“汽车生产将降低”这样的定言命题却断定:事情将如它所说的一样。因此,假言判断只有在涉及到判断中所提到的目标、目的和意图时,假言判断才对我们有约束力。例如:“如果你想过幸福生活,就注意你的健康吧!”。只有我们有想过幸福生活的意图时,注意健康才能对我们有约束力,相反,定言判断即使不涉及到主观的目的或意图,它们对我们也有约束力。例如,“人要讲诚信”,它并不涉及到“如果……,则……”这样的目标、意图或目的,它直接构成了我们的约束力,即人应该是讲诚信的。因此,耶鲁大学的阿仑·伍德教授在为剑桥版康德的实践哲学著作的导论中写道:“康德认为,表示实践必然性行为的词‘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只作为一种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我应该做某事;另一种是其本身就是目的,我应该立即做某事”(9)。康德认为道德义务真正表现的应该是后一种含义,即取决于义务本身的合目的性,正如诚信那样。也就是说,假言判断的约束力的来源是人的主观的目标、意图和愿望,是为了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而定言判断的约束力的来源同这些毫无关系。它的约束力的来源只能在定言判断自身之中。
在“人要讲诚信”这个定言判断自身之中,诚信并不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或人的意愿或意图而讲诚信,因为诚信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意愿、意图和目的,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目标、意愿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目的,而是普遍性的目的,是人人都具有的目的。哥廷根大学的帕齐克教授认为,在这里康德提出了他划时代的思想:“责成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去顺从这些要求的(定言判断——作者按)的是它们自身的纯粹普遍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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