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回溯
作者：韩东晖
在2005年一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而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能够制造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其他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重要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则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论文），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这都将导致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持续升温，在2005年，我们似乎可以比较清晰地辨认出这一热潮的两个趋向。其一，政治哲学已经不仅仅是对罗尔斯、诺奇克、哈耶克、波普尔、哈贝马斯、施特劳斯、施米特等人思想的译介上，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重新挖掘和解读哲学史和思想史。在刘小枫等许多学者的努力下，不仅翻译了大量原典和研究著作，而且已经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核心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思想两个研究领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二，政治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哲学、宗教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相互渗透，拓展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广阔的问题域，并开始介入当前的文化论争。政治哲学的繁荣为哲学关注现实问题提供了契机，但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在“古—今”“东—西”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融通思想资源，超越体用之争，建构本土化的政治哲学。
综观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并且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期待在2006年能够出现更多的领军人物，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层次对话，不再让汉语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舞台上仅仅充当配角。
在2005年一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而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能够制造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其他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重要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则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论文），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这都将导致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近年来政治哲学研究持续升温，在2005年，我们似乎可以比较清晰地辨认出这一热潮的两个趋向。其一，政治哲学已经不仅仅是对罗尔斯、诺奇克、哈耶克、波普尔、哈贝马斯、施特劳斯、施米特等人思想的译介上，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重新挖掘和解读哲学史和思想史。在刘小枫等许多学者的努力下，不仅翻译了大量原典和研究著作，而且已经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核心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思想两个研究领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二，政治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哲学、宗教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相互渗透，拓展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广阔的问题域，并开始介入当前的文化论争。政治哲学的繁荣为哲学关注现实问题提供了契机，但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在“古—今”“东—西”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融通思想资源，超越体用之争，建构本土化的政治哲学。
综观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并且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期待在2006年能够出现更多的领军人物，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层次对话，不再让汉语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舞台上仅仅充当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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