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作者:彭锋

近些年来,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宗先生的美学中,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理论思考和人生体验等等困扰当今美学界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也许这就是宗先生的美学能有如此持久的魅力的原因所在。
宗先生的著述不算太多,但要理解他的思想却并不容易。这一方面与他所采用的“散步”方法有关。宗先生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宗先生的散步既是自由自在的,又是有逻辑的。要在自由自在的散步中把握它的逻辑必然,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问题是,宗先生的美学为什么要采取散步的方法?散步方法同理论内容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是方法影响了内容,还是内容决定了方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发现,宗先生美学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生命哲学基础,正是因为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使宗先生的美学呈现出散步的方法论形态。相应地,只有把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发掘出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宗先生的美学。


一、宗白华美学的生命哲学背景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生命哲学思潮,是宗白华生命美学的哲学背景。当时的哲学家,或从现实需要出发,或从理论推演入手,纷纷倡导生命哲学,从而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生命哲学思潮 。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激发和凝聚整个民族的生命力量。生命哲学思潮的流行,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如方东美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1937年,就曾应邀在南京中国广播电台举行题为《中国人生哲学精义》的广播讲座,力赞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以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和生命热情。从学术上来讲,当时已经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转变。一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在目睹了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之后,反而加深了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珍爱。西方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意识到了自身文明的缺陷,转而景慕东方的生命智慧。他们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东方文明是以生命哲学为基础,把宇宙看作有生命的机体,以和平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西方文明把宇宙看作机械的物质场所,任意加以利用、改造和征服,对落后的民族也不例外,从而导致冲突和战争。这种转向,从宗白华自德国写回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信中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 被宗白华称作“顽固”的确实大有人在,如梁启超从力图用西方文化来救助国人到希望中国青年用自己的文化去救助洋人的转变,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通过这样一场东西文化大对流之后,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最终能拯救世界文明的,还是中国古老的生命哲学。由于生命哲学既顺应了中国现实的需要,又是一种世界潮流,因此迅速流行开来。
这次生命哲学思潮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西方的,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一个是中国的,即《周易》中的生命哲学思想。柏格森是本世纪初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轰动一时,而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无人能及。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等,无不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三、四十年代的生命哲学思潮,最初正是受到了柏格森的启发。不过中国生命哲学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仍然有较明显的区别,它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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