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沂
湖北荆门郭店1993年10月出土的804枚、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理论界5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一经出土，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现将该文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哲学史提供了可贵的新线索。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研究竹简《老子》认为，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老子其人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狡猾权谋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简《老子》可互证早出。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妥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前374十年间。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坐标。 

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汉书·艺文志》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早有人指出，《文子》中的平王为楚平王，此书并非伪书，故《汉书·艺文志》以为《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从而怀疑此书“似依托者也”则是错误的。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看来现在应改为战国中期。

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由此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邀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

道家与隐者一派

刘歆说道家源于史官，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家，本来就是两大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系统是：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系统是：早期隐者（如《论语》中的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子后学。两派的发展线索都十分清楚。 

我们谈学派归属，首先应搞清判定学派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价值理念，而不是思维方式。我之所以区分上述两派，是因为源于史官一派的价值追求是平治天下，源于隐者一派的价值追求是修身养性；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 

先秦时期的各种讨论学术史的文献，无论《庄子·天下》，还是《荀子·非十二子》，抑或《韩非子·显学》，都没有将这两派的人物混为一谈。从史料看，第一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学者是司马谈。司马谈作《论六家之要指》，将诸子分为六派。从其描述看，道家仅指源于史官的一派。在六家中，司马谈之所以最为推崇道家，主要原因是他的太史公身份与此派一脉相承，在思想上自然有更多的认同。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刘歆。也就是从他开始，才把上述两派合而为一。其原因是，刘歆坚持各个学派皆由官学分离出来，但隐者一派不可能出自官学，加之此派以道立论，故刘歆归之于道家。 
子思学派

我以为，除了两种道家作品和《语丛》四种外，其余十种都出自子思和子思门人之手。子思学派的文献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属于《论语》类文献。《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首先，《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其次，郭店竹简《天降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天降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天降大常》。 

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 

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则是子思本人的著作。《五行》显然是子思的著作。一则史载子思倡导五行之说，二则此篇的范畴概念和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四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所附《五行说》的作者亦当属子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例如，心、性、情虽然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关系。现在，这批竹简的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与1500年以后朱熹提出的“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之论何其相似。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 

《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 

从《论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情况看，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刘歆说《论语》的原始资料虽为孔子弟子所记录，但其结集者为孔子门人，是正确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子弟子被称为“子”可得到印证。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上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公元前402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定有大量记录孔子语的笔记。而孔子去世后，后学即分化，“儒分为八”，故所谓“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一定只是各小集团之内的事情。由此可知，当时一定存在许多结集孔子言行录而成的《论语》类文献。
当然，各小集团在结集孔子言行录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进行取材的。今本《论语》特别注重道德修养。由此可以推知，此书是由孔子德行科的弟子门人结集的。 

那么，《论语》之外那些《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在现存西汉以前的文献中，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这就是《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其史料价值与《论语》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孝经》、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等。现在，《缁衣》出土于战国楚墓，说明这种论断是可靠的。

综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各学派之间的关系

（1）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而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战国时期。这从太史儋和庄子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简写杂记之说，而《语丛》皆为短简，且言简意赅，其性质为墓主东宫之师的札记，故应更名为《东宫之师札记》或《札记》。这部竹书兼综儒道，内容涉及墓中儒道两家的著作，故当为墓主阅读所藏儒道两家著作的读书札记，其中既有原书抄录，亦有个人感想，而《语丛四》可能抄自别家文献。这是现存最早有意识地将儒道熔为一炉的作品。 

（2）道家和兵家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因而，今本《老子》与兵家相通之处，乃太史儋对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权术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3）道家和法家的关系。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对这次转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过程。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应该归之于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过祖先神来传达的，而祖先神当然首先要保佑本族类，这使天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这个中介，拉近了人与天帝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所以，当一些特殊事件发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对天命发生怀疑并进而肯定人的价值。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奠定的。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过去，胡适先生从老子写起，冯友兰先生从孔子写起，影响很大。我认为至少应该从文王、周公写起。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先秦时期，儒家侧重于伦理说教，道家侧重于哲学探讨，这已成定论了。但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这一成说。尽管简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讨论形上学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内容，却是在阐述伦理价值，这正与《论语》相似。此外，这部《老子》的风格相当古雅、朴实，又与《论语》相合。这就是说，侧重伦理价值、风格古朴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道家的太史儋、关尹，抑或隐逸家的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简本、今本《老子》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先秦哲学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评价。

（本文载《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