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
作者：尹清忠
《管子》是一部由战国稷下学者整理而成的齐国思想论集,含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学说。由于内容极为丰富,历来对《管子》的学派归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管子》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认为是“丛书”,或认为是“学报”、“论文总集”,或认为是“杂凑”。另一类则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或者说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但对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性质、特点和学派归属却存在不同意见:《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自此以后历代官志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以及当代学者潘俊杰等认为《管子》为杂家之书。宣兆琦则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之标准硬性规范”,并且认为“管子学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
本人基本赞同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管子》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其理由如下:
一、从时间上看,《管子》产生于诸子蜂起即十家九流之前。
诸子之学产生于春秋后期孔子以后,确切地说,是自老子、孔子、墨子开创道学、儒学、墨学之后,诸子才勃然兴起。而孔子之时管仲事迹已经广为流传,这可从《左传》、《论语》、《墨子》、《晏子春秋》中对管仲的事迹介绍及各诸侯国君臣、百姓尤其是齐景公及晏婴对管仲的敬仰与崇拜中得到证明。另外《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尤其是“三匡”及《国语·齐语》中所记载的许多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事迹,以及为称霸中原改革齐国内政、外交的制度,被各国史官尤其是齐国史官所记录、整理,保存在以齐国为主的宫廷及太史府中,并被齐国及其他诸候国的君臣、百姓广为传传颂。这些都说明《管子》中的内容早在孔子、老子、墨子创立儒家、道家、墨家之前已经流传于世,尤其是流传于以齐国为主的各诸侯国君臣之中。
二、从渊源及宗旨上看,后起的诸子之学与《管子》有很大的区别。学术界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及救弊说两种主要观点。诸子出于王官说出自《汉书·艺文志》,救弊说则出自《淮南子·要略》。现代学者吕思勉综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既渊源于“王官”,又是“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所造成的。这是包括“六家”或“十家九流”在内的大多数诸子之学产生的缘由。然而《管子》最早的部分产生于私学──诸子之学兴起之前,即“学在官府”的时代,当时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学说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的因素。这一部分《管子》产生的缘由则纯粹为了救世之弊,即通过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等措施来匡正周王室之弊。“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即是《管子》最早一部分内容产生时间的最好概括。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管子》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一特点被后来推崇管仲功业及思想的、以齐国土著学者为主的稷下学士所继承。《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就是《管子》所载的管仲的政治主张对当时及后来治世作用的生动写照。
三、从内容上看,《管子》与后起的其他诸子相比,具有包含百家、集众所长的特点。《汉书·艺文志》谓九流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管子学则不然。正如宣兆琦所言:管子学说“时时表现改革创新精神,处处充满纳百川胸怀,兼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为一派,决非九流十家者可比。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标准硬性规范之。”此论至少说明,十家九流之说以立言为目的,往往囿于自己的学说,只见己长、他过,不见他长、己过。《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古人认为有三类事情可以永存后世,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三不朽”。依此标准,十家九流的目的大都为“立言”而名垂后世。《管子》则以立功为目的,尽可能全面吸收各家学说的精华。管仲一生以“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为座右铭,以建立“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为人生目标,可以说《管子》成书以“三不朽”之“立功”为目的。正因为管仲建立的功业是名垂后世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因地制宜改革齐国内政,而且很好地吸收了前代政术的精华,这也是管仲之所以被后人所赞颂,被誉为继周公之后又一位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四、从思想体系来看,《管子》既不能归之为道家、法家,更不能归之为杂家。《管子》书不能归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道家、法家,前文已述。近年来,学术界有两种新的观点,即把《管子》归结为稷下道家(黄老学派),或者是杂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明黄老学派虽然与传统道家相比有种种不同,如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色,但它仍然坚持以道为本。而《管子》则是以帮助齐国富国强兵、称霸中原、争雄天下,乃至统一天下为根本的。因此《管子》从整体上看,不属于稷下道家或黄老学派。同时,《管子》也不属杂家。《管子》的上述学术宗旨与杂家为未来封建大一统的“王治”服务的学术宗旨是不同的。再者“杂家”一词和“儒”、“墨”、“道”、“法”等其他各家出现的时代不同。“儒”、“墨”、“道”、“法”诸家在春秋末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汉代广泛应用;而杂家是在西汉刘向、刘歆整理古籍时才出现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刘向、刘歆为解决某些图书无法分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有关于“杂家”能否成立的问题,赵吉惠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这里不赘。
由上可见,《管子》既不属于古人所认为的“道家”、“法家”,也不属于今人所认为的“黄老学派”及“杂家”,它既具有包融百家之长的特点,又能继承历代治国思想之精华,还能因地制宜地创立新的思想与制度,以达到指导齐国富国强兵、称霸中原、争雄天下的目的。因此可以说《管子》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管子》是一部由战国稷下学者整理而成的齐国思想论集,含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学说。由于内容极为丰富,历来对《管子》的学派归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管子》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认为是“丛书”,或认为是“学报”、“论文总集”,或认为是“杂凑”。另一类则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或者说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但对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性质、特点和学派归属却存在不同意见:《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自此以后历代官志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以及当代学者潘俊杰等认为《管子》为杂家之书。宣兆琦则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之标准硬性规范”,并且认为“管子学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
本人基本赞同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管子》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其理由如下:
一、从时间上看,《管子》产生于诸子蜂起即十家九流之前。
诸子之学产生于春秋后期孔子以后,确切地说,是自老子、孔子、墨子开创道学、儒学、墨学之后,诸子才勃然兴起。而孔子之时管仲事迹已经广为流传,这可从《左传》、《论语》、《墨子》、《晏子春秋》中对管仲的事迹介绍及各诸侯国君臣、百姓尤其是齐景公及晏婴对管仲的敬仰与崇拜中得到证明。另外《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尤其是“三匡”及《国语·齐语》中所记载的许多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事迹,以及为称霸中原改革齐国内政、外交的制度,被各国史官尤其是齐国史官所记录、整理,保存在以齐国为主的宫廷及太史府中,并被齐国及其他诸候国的君臣、百姓广为传传颂。这些都说明《管子》中的内容早在孔子、老子、墨子创立儒家、道家、墨家之前已经流传于世,尤其是流传于以齐国为主的各诸侯国君臣之中。
二、从渊源及宗旨上看,后起的诸子之学与《管子》有很大的区别。学术界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及救弊说两种主要观点。诸子出于王官说出自《汉书·艺文志》,救弊说则出自《淮南子·要略》。现代学者吕思勉综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既渊源于“王官”,又是“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所造成的。这是包括“六家”或“十家九流”在内的大多数诸子之学产生的缘由。然而《管子》最早的部分产生于私学──诸子之学兴起之前,即“学在官府”的时代,当时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学说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的因素。这一部分《管子》产生的缘由则纯粹为了救世之弊,即通过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等措施来匡正周王室之弊。“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即是《管子》最早一部分内容产生时间的最好概括。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管子》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一特点被后来推崇管仲功业及思想的、以齐国土著学者为主的稷下学士所继承。《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就是《管子》所载的管仲的政治主张对当时及后来治世作用的生动写照。
三、从内容上看,《管子》与后起的其他诸子相比,具有包含百家、集众所长的特点。《汉书·艺文志》谓九流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管子学则不然。正如宣兆琦所言:管子学说“时时表现改革创新精神,处处充满纳百川胸怀,兼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为一派,决非九流十家者可比。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标准硬性规范之。”此论至少说明,十家九流之说以立言为目的,往往囿于自己的学说,只见己长、他过,不见他长、己过。《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古人认为有三类事情可以永存后世,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三不朽”。依此标准,十家九流的目的大都为“立言”而名垂后世。《管子》则以立功为目的,尽可能全面吸收各家学说的精华。管仲一生以“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为座右铭,以建立“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为人生目标,可以说《管子》成书以“三不朽”之“立功”为目的。正因为管仲建立的功业是名垂后世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因地制宜改革齐国内政,而且很好地吸收了前代政术的精华,这也是管仲之所以被后人所赞颂,被誉为继周公之后又一位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四、从思想体系来看,《管子》既不能归之为道家、法家,更不能归之为杂家。《管子》书不能归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道家、法家,前文已述。近年来,学术界有两种新的观点,即把《管子》归结为稷下道家(黄老学派),或者是杂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明黄老学派虽然与传统道家相比有种种不同,如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色,但它仍然坚持以道为本。而《管子》则是以帮助齐国富国强兵、称霸中原、争雄天下,乃至统一天下为根本的。因此《管子》从整体上看,不属于稷下道家或黄老学派。同时,《管子》也不属杂家。《管子》的上述学术宗旨与杂家为未来封建大一统的“王治”服务的学术宗旨是不同的。再者“杂家”一词和“儒”、“墨”、“道”、“法”等其他各家出现的时代不同。“儒”、“墨”、“道”、“法”诸家在春秋末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汉代广泛应用;而杂家是在西汉刘向、刘歆整理古籍时才出现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刘向、刘歆为解决某些图书无法分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有关于“杂家”能否成立的问题,赵吉惠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这里不赘。
由上可见,《管子》既不属于古人所认为的“道家”、“法家”,也不属于今人所认为的“黄老学派”及“杂家”,它既具有包融百家之长的特点,又能继承历代治国思想之精华,还能因地制宜地创立新的思想与制度,以达到指导齐国富国强兵、称霸中原、争雄天下的目的。因此可以说《管子》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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