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它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因为佛教传统上把达摩当做禅宗始祖，到慧能时共传了六代，所以慧能通常也就被称做“六祖”。

　　达摩“壁观”禅法与当时北方地区所流行的各类禅法不同，受到强烈的抵制。因此，在始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时期，这一派系未能获得发展，处境维艰。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达摩禅传入湖北黄梅一带，建立起“东山法门”，才逐渐摆脱困境。

　　东山法门把众生佛性思想与般若性空学说加以结合，改变了自达摩起严格的枯坐修禅和苦行守戒，代之以比较自由活泼的修行方式，从而增强了对教徒的吸引力。道信在双峰山集僧、俗500余人修习禅法；弘忍继之，在冯茂山(东山)40余年，收得大批弟子，“四方龙象归依奔凑”。这时，达摩禅系的声誉已开始压倒其他各家禅派，并受到朝廷的密切注意。慧能禅宗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据佛教史书记载，弘忍在去世前曾对弟子玄赜〔ze责〕说，以后可以传我禅法的有10人，他们是：神秀、智诜〔shen身〕、刘主簿、慧藏、玄约、老安、法如、慧能、智德、义方。这些人后来各自传法，但大部分传承不明，禅法湮灭无闻，只有慧能和神秀二系最为清楚。

　　慧能(公元638—713年)，俗姓卢，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因父亲去世较早，故家境贫困，少年时未曾入学，稍长以卖柴养母度日。据载有一天，他在街市偶然听人诵念《金刚经》，即有所感悟。经打听，得知五祖弘忍在黄梅东山传授禅法，门下弟子有千余人。于是他辞别老母，赴黄梅参礼五祖。这时大约是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在弘忍门下，他是一个行者，分配在碓坊舂米劈柴。八个月后，弘忍召集他所有弟子，要求每人作一偈颂，以便根据偈颂表达的思想，分辨各人对禅法理解的深度，决定传衣付法，确立继承人。

　　神秀是弘忍的上座弟子，大家都寄希望于他，他也当仁不让，在南廊壁间题了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众僧见后，视为佳作，很快便传遍全寺。但慧能听人诵念这个偈后，很不以为然，于是请人在神秀偈旁题上自己的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敦煌本《坛经》)神秀的偈认为，虽然佛性人人具有，但易为外在的尘垢障蔽，所以要时时拂拭，不断修习，成佛才有可能。慧能的偈则指出，心性本净，人人本来是佛，不必经过繁复形式的修习，便可进入佛的境界。

　　弘忍认为，慧能的偈颂彻见本性，见解超过神秀，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就在当夜秘密将衣钵传授与他，并叮嘱他急速南下隐藏，待时机成熟再出来传法。慧能接受衣钵，连夜离开黄梅，回到岭南，在怀集一带隐居，前后达15年之久。唐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他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这天，有两名僧人正在寺前辩论风幡问题，一说是风在动，一说是幡在动，争执不休，相持不下。慧能倾听良久，不禁插嘴说：“二位都没有说对。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只是你们的心在动罢了。”二僧听了，如茅塞顿开。寺院住持印宗法师听说此事后，十分敬重他，亲自为他剃度。慧能正式出家后，来到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开始创建禅宗的活动。他又应邀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曲江)大梵寺讲堂为大众说法，其说法内容由门人法海等记录，并整理成书，这就是后世流传十分广泛的《坛经》。

　　禅宗南北之分由此开始。神秀及其弟子因在北方传授禅法，被称做“北宗禅”；慧能及其弟子主要活动于南方地区，被称做“南宗禅”。神秀系统的北宗禅在安史之乱前达到极盛，有“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北宗门下，势力连天”之说。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慧能禅尚局限于岭南一隅。后来由于慧能弟子神会北上中原，不惜性命宣传南宗宗旨，抨击北宗禅法，逐渐使南宗禅“大播于洛阳”、“派流于天下”，并最终演变为禅宗主流。

　　慧能禅之所以能战胜神秀禅，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更适合社会的需要。

　　神秀的禅，主张循序渐进，通过抑制身心活动，断除一切妄念，灭尽所有杂想，最后达到解脱。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强调渐修的禅法，它与印度禅学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慧能则从般若性空的角度指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空，无所谓矛盾差别，因而也就不存在断恶去染的问题。为此，他不仅否定了传统形式的坐禅，而且还对“禅”作出全新的解释。认为，“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意思是说，禅不应该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内心的体验领悟。

　　慧能禅学的一大特点，是关于“定慧等学”的观点。“定”，是指意志锻炼的功夫；“慧”，指在定的基础上获取的宗教体验。隋唐佛教宗派十分注重定慧双开、止观并重，但一般都视定、慧为禅的先后两个步骤，虽力求把它们统一，而实际上仍然分裂为二。慧能则把定、慧看做是“体一不二”，相即互含，这好比是灯与光的关系：从定来看是光，从慧来看是灯。

　　慧能又把“顿悟”看做成佛的根本道路，以此与神秀的“渐修”加以区别。所谓“顿悟”，是指刹那间觉悟自己所具的佛性，不用积累而突然达到佛的境界。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敦煌本《坛经》)“真如本性”就是佛性。

　　“顿悟成佛”说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后人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的禅宗“顿悟”。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际，只是对“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具体修行，也就没有必要了。它破坏了传统佛教寺院生活的固有特色，引导僧侣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增强了禅宗自身的应变能力。又由于这一学说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所以既为下层劳动群众的学佛提供了方便，又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以及士大夫的宗教热情。当然，对于某些地主阶级人物来说，这种宗教学说，还投合了他们贪婪残忍和不劳而获的本性。根据“顿悟”说，只要“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于是，在这一口号下，他们就可以逃避罪责，逍遥法外。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数百年内，释迦牟尼佛及其他众多的佛始终具有神圣威严的性质，慧能把自心等同于佛性，从而有力地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顺着这一思想路子，慧能之后，禅宗提出“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口号，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与此同时，却与中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先秦庄子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魏晋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的生活态度，都曾对禅宗予以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