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的史学价值
古史辩学派的黄方刚曾考证，《庄子》中的历史人物关系，可能者达七十九条之多(老子与孔子的不计)，不可能的仅两条(见《古史辩》第四册。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这个重要结论最近又被陈鼓应先生重新年提起。陈也认为，《庄子》寓言内容虽妄，然则寓言中历史人物的行辈关系从无紊乱(见《哲学研究》1998年第九期，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一文)。实际上，不只是历史人物的行辈关系，而且历史人物的姓字、乡里、时代、行踪等方面的记载，也十之八九是可信的。
《庄子》所记晚周时期的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中的和寓言中的），共计一百二十一条（疱丁、轮扁一类无名姓者不计），按其可信程度可分为四种情况：
1、违悖史实者，凡四条。
《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
《盗跖》：“孔子与柳下惠为友……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说剑》：“昔赵文王喜剑……乃召庄子、”
《徐无鬼》：“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歼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以上四条，皆属杜撰或误记。考《田子方》一条，子活动的年代哀公死相云一百五十年左右，庄子绝不能绌儒生于哀公之前。《盗跖》说的柳下季，即柳下惠。《左传》僖公二十六（公元前634年），齐攻鲁，柳下季派人劝齐退兵，此事载于《左传》，大约是可信的。如柳下季当时三十岁，则至孔子成年，柳下季当在一百三十岁以上，就算他长寿且与孔子交友，也绝无可能见及比孔子小三十一岁的子贡。关于盗跖其人，古无定说。《盗跖》云：“盗跖乃方休卒徙于大山之阳”，但孔子说曰：“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盗跖》）鲁国分明在泰山之南，宋、卫在泰山以西，说“北使齐鲁，东使宋卫”，方位上自是不通。可见，孔子往“太山之阳”见盗跖一事，也纯系编造。《说剑》一篇，近人根据文章思想及赵文王、太子悍、庄周等人的时代，考订为战国末期纵横家的作品，文中“庄子”原指庄辛，后误附为庄周，遂将此篇收入《庄子》，则《说剑》载庄周论剑事，不仅有误，而且根本就不是《庄子》寓言。最后，《徐无鬼》一条。黄方刚已考证为不可能，因孙叔歼仁楚时，孔子尚未出生。《田子方》载孔子称誉孙叔歼为“古之真人”，可见二人年代确不相及。又《山木》载市南宜僚“见鲁侯”；《则阳》载市南宜僚当子路时，这两条与《徐无鬼》的记载也不一贯。《左传》哀公十六年：“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熊宜僚住市南，故又称市南宜僚，这位熊宜僚与孔子同时。又《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有熊相宜僚，萧人囚而杀之，此宜僚迹姓熊，“相”大约是名，“宜僚”是字，这就是与孙叔敖同时，在楚做官的熊宜僚。《徐无鬼》的作者显然把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熊宜僚误作一人了。其后文曰：“市南宜僚弄刃而两家之难解”。此即指楚白公胜作乱，以剑请市南宜僚杀令伊子西，宜僚镇定自若，弄丸辞白公之事。《徐无鬼》作者误以为此宜僚即楚庄王、孙叔敖时的熊相宜僚，而市南宜僚又与孔子同时，于是张冠李戴，闹出了孔子与孙叔敖见面的笑话。当然，此条与《说剑》一条均错出有故，《田子方》一条疑“鲁哀公”为抄误，惟《盗跖》一条可以肯定是杜撰。
2、史据可证，绝无紊乱者，凡二十四条。
《人间世》：“颜回见孔子……”
《德充符》：“鲁哀公问于仲尼……，哀公异曰……，告闵子曰……”
《大宗师》：“颜回问仲尼……”
《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鲁，以告孔子……”
《天运》：“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周商……困于陈蔡……”
《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子路入见……”
《达生》：“颜回问仲尼……”
《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
《田子方》：“颜渊问乎仲尼曰……”
《知北游》：“颜渊问乎仲尼曰……”
《知北游》：“冉求问于仲尼……”
《让王》：“原宪居鲁……子贡乘大马……往。”
《让王》：“孔子谓颜回……”
《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颜回抬起菜，子贡、子路相与言……”
《寓言》：“曾子再仕……”
以上十八条，记仲尼及弟子事，其人物行辈无一紊乱，其人物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也都有史据可证。如“子贡南游于楚”（《天地》）一事，据《史记》载，子贡擅长辞令外交，曾多次出使。《孔子世家》云：“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则子贡“南越于楚”是可信的。“原宪居鲁”（《让王》）一事，在《史记》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仲尼弟子列传》云：“原宪，鲁人，字子思。”原宪为鲁人，至少在鲁住过。又子贡仁卫，乘大马往见原宪，这件事也载于《仲尼弟子列传》。从史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文字看，当本于先秦古书，但不会是《庄子》，史迁作《老庄传》，无一句引自《庄子》书，其对《庄子》寓言不信任，由是可见。所以，《史记》所记仲尼弟子事，当别有所本，而且是较古的材料。关于“曾子再仕”一条，《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曾子曰：‘吾尝仁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提三尺，彀百乘……’”则曾子二进官场也有旁证。
《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人间世》：“叶公子高……问于仲尼……”
《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
《徐无鬼》：“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
《列御寇》：“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
《让王》：“曾子居卫……”
以上六条，迹属可信。“楚狂接舆”一条，“叶公子高”一条，皆本于《论语》，对话的内容略有不同，但孔子曾与接舆、叶公子高见过面，当是事实。“王子搜”一条，俞樾据《史记·赵世家》、《史记索隐》、《竹书纪年》考订曰：“无颛以前三君皆不善终，则王子嫂是无颛之异名无疑矣”。俞赴所考极是。《列御寇》一条，《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厘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莫敢余侮……’”《左传》迹载有相近的文字。“曾子居卫”（《让王》）一事，《孔丛子》多言之，且《祀记·檀弓上》云：“曾子吊于负夏。”据刘氏注曰：“负夏，卫地也。”知曾子曾居住在卫地，大约是不错的。此六条及前引孔子十八事，共二十四条，皆可以在较古的材料中找到证据，当无可怀疑。
3、史据不足，但前后一贯者，凡五十七条。
《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
《应帝王》：“肩吾见楚狂接舆……”
《田子方》：“肩吾问于孙叔敖……”
这三条与《人间世》所记载的“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为相关联的一组材料，故可放在一起考其是否一贯。孙叔敖为楚庄王时令尹，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年在位，则孙叔敖的年代可以推知。据《论语》所记，楚狂接舆曾与孔子见过，时孔子已不年轻，接舆当与孔子周时或略长，肩吾问孙叔敖，言及孙“三为令尹王云之”之事，故肩吾见到孙叔敖时，必是孙晚年去官之后。若孙叔敖公元前613-591年初为令尹，时三四十岁，至前560年左右成年，则肩吾上见孙敖而下闻接舆之言，这从时代上推考不是不可能的。又孙叔敖为楚人，接舆据《论语》所载也是楚人，孔子曾游楚，史迁多言之，肩吾的国籍不详，但连氏从姓氏上推考，当为陆终之后，也应该是楚人，所以，他们之间曾有交往，从地域上看，是十分可能的。
《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
《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
《德充符》：“南伯子綦游乎商丘……”
《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
《徐无鬼》：“子綦……召九方……”
《寓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
以上六条，是关于子綦的一组材料。子綦为齐太公的人，成玄英疏谓楚昭王庶弟司子綦，益因误以九方歅为秦穆公时的九方皋所致（详见第三章二、四“庄子师承考”一节），故子綦凡六条时代一贯，当无可怀疑。
《德充符》：“申徙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瞀人……”
《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
《至乐》：“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
《达生》：“子列子问关尹……”
《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
《让王》：“子列子穷，……郑子阳……”
《列御寇》：“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以上七条，皆记与列子相关的人和事。列子卒于郑子阳被杀之前，生于郑子阳辞相之后，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子阳死于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96年，而据《六国年表》。子阳死于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98年（详考见第三章第三节）。从子产、子阳的卒年推考列子的年代，其见及关尹和伯昏瞀人，这是可能的。则列子诸条，在行辈上当无紊乱。又列子和子间都是郑人，伯昏瞀人为子产师，壶子迹曾见过子产，这说明伯昏瞀人与壶子即使不是郑人，也曾在郑活动，则他们之间的往来，从地域上看，实无不合理之处。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
《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
《德充符》：“惠子谓庄子……”
《天运》：“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
《秋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今吾闻庄子之言……’”
《秋水》：“庄子钓于濮水，……”
《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
《秋水》：“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
《山木》：“庄子行于山中……”
《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过魏王……”
《山木》：“庄周游于雕陵之樊……”
《山木》：“庄子……惠子……”
《徐无鬼》：“子送葬，过惠子之墓……”
《外物》：“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外物》：“惠子谓庄子……”
《寓言》：“惠子谓庄子……”
《列御寇》：“或聘于庄子……”
《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反于宋，见庄子……”
《列御寇》：“人有见宋王……骄稚庄子……”
《列御寇》：“或聘于庄子……”
《列御寇》：“庄子将死……”
《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
以上二十四条，皆记庄子事，严格地说，这二十四条，既不属于“寓言十九”，也不属于“重言十七”，正如《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记录下的孔子言行事，庄子诸条则是庄周后学所记录下的庄子言行事。按照惯例，这些记录多较比可靠，除非我们有证伪的根据。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作为信史看，从时代上考，庄子与惠子、孟子为同代人，惠子的事迹，先秦古迹，先秦古籍多记之，其年代可参见钱穆作的《惠施年表》。荀子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见，庄子确系战国中期的历史人物，用荀子时，庄子已为当世名流。《孟子》书未尝提及庄子。但庄子游梁，得在梁惠王后元元年前后，及孟子于后元十五年见梁惠王时，庄子早已隐钓濮水，故二位大师失之交臂，而孟子不知有庄周，庄周不知有孟子。又“东郭子”（《知北游》）一条，年代上迹无抵触，东郭子也就是田子方的老师东郭顺子，当魏文侯时与田子方共同居魏，魏文侯死于公元前386年，而魏惠王后元元年左右（即公元前335年左右），庄子往梁时，东郭或已忻逾八十，然则二人曾见过面，却是可能的。
《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
《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
《在宥》：“崔瞿问于老聃……”
《天地》：“夫子问于老聃曰……丘，……予告若……”
《天道》：“孔子西藏訏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
《天道》：“士成绮见老子……”
《天运》：“孔子行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天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
《天运》：“孔子见老聃……”
《天运》：“孔子谓老聃……”
《田子方》：“孔子见老聃……”
《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
《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南荣趎蠃梁，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则阳》：“柏矩学于老聃……”
《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
《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
《德充符》：“无趾语老聃曰……”
以上十七条，皆与老聃相关。这十七条是《庄子》书中最有争议的记载。孙次舟《跋古史辩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云：“无趾者，无足也；老聃者，大耳也，取义颇相类，若以老聃为有其人矣，将何以为无趾地也。”此即以老聃为庄周虚拟的寓言人物。但是，《战国策》载颜擉引《老子》书中的文字，则老聃其人绝非“无是公”、“乌有先生”，老子姓老名聃，聃字取义寿考，不必径取大耳俗义，况且，若以老聃为虚有其人，将置孔丘于何地呢？严格地说，老聃不是“寓言人物”，而是“重言人物”。当然，同“重言人物”未必就比“寓言人物”靠得住，但老子其人，绝不是以“寓言”二字便可以轻飘飘地抹掉的。《庄子》书所记老子事，前后十分一贯，从逻辑上说，这种一贯性本身不足以有真伪；而历史地看待，《庄子》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关于老子的记载又十分零乱，绝无刻意作伪的痕迹，如纯系胡编乱造，就无法想象，作伪者何以能高明到如此程度以致于编出了一部形式上残破不全，而却具有内在一贯性的“老子传”来。所以我说，这种于无序之中表现出来的有序，本身就是其可信度的一个确证。况且，老子诸条不仅自身一贯，而且与全书其他人物的记载也是一贯的，如《天下篇》中，关尹与老聃并提，《史记》谓老子“至关”遇关尹，则老、关为同代人，而《达生》云：“子列问关尹。”《德充符》云：“郑子产……师于伯昏瞀人。”《田子方》云：“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这几条皆与老聃诸条，老聃当与孔子同时或略早。又据《史记·孔子世家》、《郑世家》记载，子产也与孔子同时，子产卒时，列子约二十出头（详考见第三章第三节），则列子前能见及关尹，而关尹即与老聃同时或略晚。通观《庄子》所有道家人物，皆零散记来，然人物行辈无紊乱，这大约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一个东西即历史事实来记录的，故老聃诸条，当属可信。
4、史据不足，尚待考订者，凡二十六条。
《达生》：“孔子观于吕梁……”
《水经注》：“洒水自彭城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读史方舆杨要》卷二十九云：“吕梁洪州（徐州）东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齿列，波流涵涌，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吕县为春秋宋地，近彭城，孔子观于吕梁，从孔子的行踪看是可能的。
《山木》：“市南宜僚见鲁哀公……”
市南宜僚确为鲁哀公时人，但其是否见过鲁哀公则不可考。
《外物》：“老莱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仲尼曾严事老莱，《史记》、《大戴礼》、《战国策》均记之，此条亦属可能。
《人间世》：“颜阖将讨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
《让王》：“鲁君闻颜阖曰……”
《列御寇》：“鲁哀公问乎颜阖曰……”
《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颜阖遇之……”
蘧伯玉为春秋卫人，与孔子同时（见《论语》《左传》），但颜阖既为哀公时人，便不可能与鲁庄公同时，《荀子·哀公篇》“庄公”作“定公”，知《庄子》所记有误、除去这一点，以上四条均属可能。
《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
《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
《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
《大宗师》：“俄而子来有病……子犁往问之……”
《山木》：“孔子问子桑户曰……”
以上五条，为相关的一组，子祀、子来、子舆、子犁四人未详，子桑户疑即《论语》中的“子桑伯子”，孟子反即《论语》中的“孟子反”；子舆张即《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载的“琴张”，但琴张未必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张。
《田子方》：“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汉书》说子方为贡门人，韩愈说子方为夏门人，《庄子》则载子方自谓是东郭顺的门人（见《田子方》一条）。魏文侯公元前423-387年在位，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而据《韩非子·外储说》，子方尚能见及韩襄王（公元前311-296年在位）、魏哀王（公元前318-294年在位）时的唐意子（参见《汉书·古今人表》）。《韩非子·外储说》云：“齐宣王问弋于唐意子。”知唐意子活动于齐宣王晚年和韩襄王、魏哀王之时。齐宣王于公元前342-319年在位，子方见到唐意子应在齐宣王晚年，以此推考，子方见魏文侯时，至多二十岁。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公元前425-387年），子方见魏文侯必是在文侯晚年，而此时子贡、子夏皆逾百岁，不可能为子方师，故《汉书》、韩愈、《庄子》三说，以《庄子》之说差矣。
《达生》：“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
《至乐》：“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
《让王》：“楚昭王失国……屠羊说……王谓司马子綦……”
《则阳》：“孔子……是其市南宜僚耶？”
《养生主》：“公文轩见右师……”
《养生主》：“鲁有兀者王骀……常季问孔子曰……”
《则阳》：“仲尼问于大史大、伯常骞、狶韦曰：夫卫灵公……”
《达生》：“仲尼适楚……见佝偻者……”
《齐物论》：“瞿鹊子问乎长梧子……”
《达生》：“田开之见周威公……”
《达生》：“幻渻子为王养斗鸡……”
《天地》：“蒋闾葂 见季彻曰：鲁君……”
《山木》：“阳子之宋……”
《山木》：“北宫奢为王赋剑……”
《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
《徐无鬼》：“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
《则阳》：“魏莹与田侯卒约……”
《则阳》：“长梧封人问子牢曰……”
《则阳》：“则阳游于楚，夷之节言于王……”
《外物》：“伍公子为大钩巨缁……”
《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
《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
以上二十三条，大多是迹可查的，只是证据不足，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故一并放在第四类，看作是可能的。如“桓公田于泽”（《达生》）之事，《左传》可证，但管仲为桓公御，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据，故将此条归入可能的一类。又《至乐》“颜渊东之齐”一事，于史无证，但颜渊、孔子、子贡三人行辈却未尝紊乱。《养生主》载“公文轩见左师”。司马注谓公文轩宋人。考“右师”官名，当是宋官，则公文轩见右师之事，大约也是可能的。《让王》“楚昭王”一条，屠羊为何许人不详，但楚昭王、司马子綦为同时人，这在《左传》可以找到证据。又如《则阳》载孔子言及市南宜僚，《徐无鬼》载常季问孔子，《则阳》载仲尼言及卫灵公等条，至少人物行辈未尝紊乱，但王骀、伯常骞、狶韦等人则不详。凡此种种，不再一一赘述，此处二十三条并前举十三条，皆有待考据，既未证实也尚未证伪者，当看作可能的一类。
以上考春秋以降历史人物共一百二十一条，仅四条违悖史实。其余：史据较为确凿者二十四条，史据不足，但前后一贯者五十七条，这两类凡八十一条，均属可信的；而史据不足，但均属可能者三十六条。
从这个统计的结果看，《庄子》中所及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人物，也包括寓言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人物的行辈、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形式方面的杠廊，十之八九是可靠的。因此，无论考“三言”的实际含义，还是考其所记历史人物，都十足地证明：《庄子》的作者是造伪无意而取信有心，对《庄子》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真理的认识，勿为前贤的思想所束缚，这是对的，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尽信和不信都不是辩证态度。如何运用史料，由虚妄中见真实，由真实中见虚妄，这可以说是考据学的不二法门。一部考据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虚妄变真实，由真实变虚妄的云伪存真的历史。
从理论上说，即使象《列子》这样的伪书，也必定有它的史料价值，这全看怎样取舍。对《庄子》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庄子》寓言，可称之为史料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确实，要怀疑《庄子》寓言皆妄，这比反过来证明它有可信的方面，实在是省力得多。
唐陆德明《释文序录》说《庄子》“言多诡诞”，史迁《庄子传》则说庄子“著作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弦外之音，大概是告诫世人，不可轻信《庄子》，尽管史迁自己也不免有老子活了二百岁这样荒唐的记载。史迁《庄子传》又说：“《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就近旨责庄周为大杜撰家了。当然，《庄子》的确不乏“子虚先生”、“无是公”，如“天根游于殷阳”一类便是，但这可作一种文学性的变体看，庄子发明寓言的初衷，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以避“老王卖瓜”之嫌，因此，其历史人物越真实，才越合庄子的本意。可惜世人偏偏不中庄子的圈套；特点有史迁以降，历代文人学者无人敢尽信《庄子》，直到古史辩学派的黄方刚，才重新认识《庄子》书的史料学价值。
从研究道家文化的角度看，对《庄子》书特别是《庄子》寓言的材料辩证。的确是无比重要的。《庄子》是关于道家文化最古、丰富、最完整的资料，考证道家源流，必以《庄子》为门径，而考证《庄子》中的道家人物，又必以对“三言”的辩证为支点。当然，笔者对《庄子》历史人物一百二十一条的考据，未必精当，但是要证明《庄子》的史料学价值，为本书以下的考据建立一个支点，大约是可以的。
《庄子》所记晚周时期的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中的和寓言中的），共计一百二十一条（疱丁、轮扁一类无名姓者不计），按其可信程度可分为四种情况：
1、违悖史实者，凡四条。
《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
《盗跖》：“孔子与柳下惠为友……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说剑》：“昔赵文王喜剑……乃召庄子、”
《徐无鬼》：“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歼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以上四条，皆属杜撰或误记。考《田子方》一条，子活动的年代哀公死相云一百五十年左右，庄子绝不能绌儒生于哀公之前。《盗跖》说的柳下季，即柳下惠。《左传》僖公二十六（公元前634年），齐攻鲁，柳下季派人劝齐退兵，此事载于《左传》，大约是可信的。如柳下季当时三十岁，则至孔子成年，柳下季当在一百三十岁以上，就算他长寿且与孔子交友，也绝无可能见及比孔子小三十一岁的子贡。关于盗跖其人，古无定说。《盗跖》云：“盗跖乃方休卒徙于大山之阳”，但孔子说曰：“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盗跖》）鲁国分明在泰山之南，宋、卫在泰山以西，说“北使齐鲁，东使宋卫”，方位上自是不通。可见，孔子往“太山之阳”见盗跖一事，也纯系编造。《说剑》一篇，近人根据文章思想及赵文王、太子悍、庄周等人的时代，考订为战国末期纵横家的作品，文中“庄子”原指庄辛，后误附为庄周，遂将此篇收入《庄子》，则《说剑》载庄周论剑事，不仅有误，而且根本就不是《庄子》寓言。最后，《徐无鬼》一条。黄方刚已考证为不可能，因孙叔歼仁楚时，孔子尚未出生。《田子方》载孔子称誉孙叔歼为“古之真人”，可见二人年代确不相及。又《山木》载市南宜僚“见鲁侯”；《则阳》载市南宜僚当子路时，这两条与《徐无鬼》的记载也不一贯。《左传》哀公十六年：“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熊宜僚住市南，故又称市南宜僚，这位熊宜僚与孔子同时。又《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有熊相宜僚，萧人囚而杀之，此宜僚迹姓熊，“相”大约是名，“宜僚”是字，这就是与孙叔敖同时，在楚做官的熊宜僚。《徐无鬼》的作者显然把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熊宜僚误作一人了。其后文曰：“市南宜僚弄刃而两家之难解”。此即指楚白公胜作乱，以剑请市南宜僚杀令伊子西，宜僚镇定自若，弄丸辞白公之事。《徐无鬼》作者误以为此宜僚即楚庄王、孙叔敖时的熊相宜僚，而市南宜僚又与孔子同时，于是张冠李戴，闹出了孔子与孙叔敖见面的笑话。当然，此条与《说剑》一条均错出有故，《田子方》一条疑“鲁哀公”为抄误，惟《盗跖》一条可以肯定是杜撰。
2、史据可证，绝无紊乱者，凡二十四条。
《人间世》：“颜回见孔子……”
《德充符》：“鲁哀公问于仲尼……，哀公异曰……，告闵子曰……”
《大宗师》：“颜回问仲尼……”
《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鲁，以告孔子……”
《天运》：“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周商……困于陈蔡……”
《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子路入见……”
《达生》：“颜回问仲尼……”
《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
《田子方》：“颜渊问乎仲尼曰……”
《知北游》：“颜渊问乎仲尼曰……”
《知北游》：“冉求问于仲尼……”
《让王》：“原宪居鲁……子贡乘大马……往。”
《让王》：“孔子谓颜回……”
《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颜回抬起菜，子贡、子路相与言……”
《寓言》：“曾子再仕……”
以上十八条，记仲尼及弟子事，其人物行辈无一紊乱，其人物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也都有史据可证。如“子贡南游于楚”（《天地》）一事，据《史记》载，子贡擅长辞令外交，曾多次出使。《孔子世家》云：“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则子贡“南越于楚”是可信的。“原宪居鲁”（《让王》）一事，在《史记》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仲尼弟子列传》云：“原宪，鲁人，字子思。”原宪为鲁人，至少在鲁住过。又子贡仁卫，乘大马往见原宪，这件事也载于《仲尼弟子列传》。从史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文字看，当本于先秦古书，但不会是《庄子》，史迁作《老庄传》，无一句引自《庄子》书，其对《庄子》寓言不信任，由是可见。所以，《史记》所记仲尼弟子事，当别有所本，而且是较古的材料。关于“曾子再仕”一条，《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曾子曰：‘吾尝仁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提三尺，彀百乘……’”则曾子二进官场也有旁证。
《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人间世》：“叶公子高……问于仲尼……”
《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
《徐无鬼》：“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
《列御寇》：“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
《让王》：“曾子居卫……”
以上六条，迹属可信。“楚狂接舆”一条，“叶公子高”一条，皆本于《论语》，对话的内容略有不同，但孔子曾与接舆、叶公子高见过面，当是事实。“王子搜”一条，俞樾据《史记·赵世家》、《史记索隐》、《竹书纪年》考订曰：“无颛以前三君皆不善终，则王子嫂是无颛之异名无疑矣”。俞赴所考极是。《列御寇》一条，《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厘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莫敢余侮……’”《左传》迹载有相近的文字。“曾子居卫”（《让王》）一事，《孔丛子》多言之，且《祀记·檀弓上》云：“曾子吊于负夏。”据刘氏注曰：“负夏，卫地也。”知曾子曾居住在卫地，大约是不错的。此六条及前引孔子十八事，共二十四条，皆可以在较古的材料中找到证据，当无可怀疑。
3、史据不足，但前后一贯者，凡五十七条。
《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
《应帝王》：“肩吾见楚狂接舆……”
《田子方》：“肩吾问于孙叔敖……”
这三条与《人间世》所记载的“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为相关联的一组材料，故可放在一起考其是否一贯。孙叔敖为楚庄王时令尹，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年在位，则孙叔敖的年代可以推知。据《论语》所记，楚狂接舆曾与孔子见过，时孔子已不年轻，接舆当与孔子周时或略长，肩吾问孙叔敖，言及孙“三为令尹王云之”之事，故肩吾见到孙叔敖时，必是孙晚年去官之后。若孙叔敖公元前613-591年初为令尹，时三四十岁，至前560年左右成年，则肩吾上见孙敖而下闻接舆之言，这从时代上推考不是不可能的。又孙叔敖为楚人，接舆据《论语》所载也是楚人，孔子曾游楚，史迁多言之，肩吾的国籍不详，但连氏从姓氏上推考，当为陆终之后，也应该是楚人，所以，他们之间曾有交往，从地域上看，是十分可能的。
《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
《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
《德充符》：“南伯子綦游乎商丘……”
《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
《徐无鬼》：“子綦……召九方……”
《寓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
以上六条，是关于子綦的一组材料。子綦为齐太公的人，成玄英疏谓楚昭王庶弟司子綦，益因误以九方歅为秦穆公时的九方皋所致（详见第三章二、四“庄子师承考”一节），故子綦凡六条时代一贯，当无可怀疑。
《德充符》：“申徙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瞀人……”
《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
《至乐》：“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
《达生》：“子列子问关尹……”
《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
《让王》：“子列子穷，……郑子阳……”
《列御寇》：“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以上七条，皆记与列子相关的人和事。列子卒于郑子阳被杀之前，生于郑子阳辞相之后，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子阳死于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96年，而据《六国年表》。子阳死于郑繻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98年（详考见第三章第三节）。从子产、子阳的卒年推考列子的年代，其见及关尹和伯昏瞀人，这是可能的。则列子诸条，在行辈上当无紊乱。又列子和子间都是郑人，伯昏瞀人为子产师，壶子迹曾见过子产，这说明伯昏瞀人与壶子即使不是郑人，也曾在郑活动，则他们之间的往来，从地域上看，实无不合理之处。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
《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
《德充符》：“惠子谓庄子……”
《天运》：“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
《秋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今吾闻庄子之言……’”
《秋水》：“庄子钓于濮水，……”
《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
《秋水》：“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
《山木》：“庄子行于山中……”
《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过魏王……”
《山木》：“庄周游于雕陵之樊……”
《山木》：“庄子……惠子……”
《徐无鬼》：“子送葬，过惠子之墓……”
《外物》：“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外物》：“惠子谓庄子……”
《寓言》：“惠子谓庄子……”
《列御寇》：“或聘于庄子……”
《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反于宋，见庄子……”
《列御寇》：“人有见宋王……骄稚庄子……”
《列御寇》：“或聘于庄子……”
《列御寇》：“庄子将死……”
《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
以上二十四条，皆记庄子事，严格地说，这二十四条，既不属于“寓言十九”，也不属于“重言十七”，正如《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记录下的孔子言行事，庄子诸条则是庄周后学所记录下的庄子言行事。按照惯例，这些记录多较比可靠，除非我们有证伪的根据。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作为信史看，从时代上考，庄子与惠子、孟子为同代人，惠子的事迹，先秦古迹，先秦古籍多记之，其年代可参见钱穆作的《惠施年表》。荀子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见，庄子确系战国中期的历史人物，用荀子时，庄子已为当世名流。《孟子》书未尝提及庄子。但庄子游梁，得在梁惠王后元元年前后，及孟子于后元十五年见梁惠王时，庄子早已隐钓濮水，故二位大师失之交臂，而孟子不知有庄周，庄周不知有孟子。又“东郭子”（《知北游》）一条，年代上迹无抵触，东郭子也就是田子方的老师东郭顺子，当魏文侯时与田子方共同居魏，魏文侯死于公元前386年，而魏惠王后元元年左右（即公元前335年左右），庄子往梁时，东郭或已忻逾八十，然则二人曾见过面，却是可能的。
《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
《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
《在宥》：“崔瞿问于老聃……”
《天地》：“夫子问于老聃曰……丘，……予告若……”
《天道》：“孔子西藏訏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
《天道》：“士成绮见老子……”
《天运》：“孔子行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天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
《天运》：“孔子见老聃……”
《天运》：“孔子谓老聃……”
《田子方》：“孔子见老聃……”
《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
《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南荣趎蠃梁，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则阳》：“柏矩学于老聃……”
《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
《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
《德充符》：“无趾语老聃曰……”
以上十七条，皆与老聃相关。这十七条是《庄子》书中最有争议的记载。孙次舟《跋古史辩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云：“无趾者，无足也；老聃者，大耳也，取义颇相类，若以老聃为有其人矣，将何以为无趾地也。”此即以老聃为庄周虚拟的寓言人物。但是，《战国策》载颜擉引《老子》书中的文字，则老聃其人绝非“无是公”、“乌有先生”，老子姓老名聃，聃字取义寿考，不必径取大耳俗义，况且，若以老聃为虚有其人，将置孔丘于何地呢？严格地说，老聃不是“寓言人物”，而是“重言人物”。当然，同“重言人物”未必就比“寓言人物”靠得住，但老子其人，绝不是以“寓言”二字便可以轻飘飘地抹掉的。《庄子》书所记老子事，前后十分一贯，从逻辑上说，这种一贯性本身不足以有真伪；而历史地看待，《庄子》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关于老子的记载又十分零乱，绝无刻意作伪的痕迹，如纯系胡编乱造，就无法想象，作伪者何以能高明到如此程度以致于编出了一部形式上残破不全，而却具有内在一贯性的“老子传”来。所以我说，这种于无序之中表现出来的有序，本身就是其可信度的一个确证。况且，老子诸条不仅自身一贯，而且与全书其他人物的记载也是一贯的，如《天下篇》中，关尹与老聃并提，《史记》谓老子“至关”遇关尹，则老、关为同代人，而《达生》云：“子列问关尹。”《德充符》云：“郑子产……师于伯昏瞀人。”《田子方》云：“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这几条皆与老聃诸条，老聃当与孔子同时或略早。又据《史记·孔子世家》、《郑世家》记载，子产也与孔子同时，子产卒时，列子约二十出头（详考见第三章第三节），则列子前能见及关尹，而关尹即与老聃同时或略晚。通观《庄子》所有道家人物，皆零散记来，然人物行辈无紊乱，这大约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一个东西即历史事实来记录的，故老聃诸条，当属可信。
4、史据不足，尚待考订者，凡二十六条。
《达生》：“孔子观于吕梁……”
《水经注》：“洒水自彭城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读史方舆杨要》卷二十九云：“吕梁洪州（徐州）东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齿列，波流涵涌，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吕县为春秋宋地，近彭城，孔子观于吕梁，从孔子的行踪看是可能的。
《山木》：“市南宜僚见鲁哀公……”
市南宜僚确为鲁哀公时人，但其是否见过鲁哀公则不可考。
《外物》：“老莱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仲尼曾严事老莱，《史记》、《大戴礼》、《战国策》均记之，此条亦属可能。
《人间世》：“颜阖将讨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
《让王》：“鲁君闻颜阖曰……”
《列御寇》：“鲁哀公问乎颜阖曰……”
《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颜阖遇之……”
蘧伯玉为春秋卫人，与孔子同时（见《论语》《左传》），但颜阖既为哀公时人，便不可能与鲁庄公同时，《荀子·哀公篇》“庄公”作“定公”，知《庄子》所记有误、除去这一点，以上四条均属可能。
《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
《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
《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
《大宗师》：“俄而子来有病……子犁往问之……”
《山木》：“孔子问子桑户曰……”
以上五条，为相关的一组，子祀、子来、子舆、子犁四人未详，子桑户疑即《论语》中的“子桑伯子”，孟子反即《论语》中的“孟子反”；子舆张即《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载的“琴张”，但琴张未必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张。
《田子方》：“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汉书》说子方为贡门人，韩愈说子方为夏门人，《庄子》则载子方自谓是东郭顺的门人（见《田子方》一条）。魏文侯公元前423-387年在位，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而据《韩非子·外储说》，子方尚能见及韩襄王（公元前311-296年在位）、魏哀王（公元前318-294年在位）时的唐意子（参见《汉书·古今人表》）。《韩非子·外储说》云：“齐宣王问弋于唐意子。”知唐意子活动于齐宣王晚年和韩襄王、魏哀王之时。齐宣王于公元前342-319年在位，子方见到唐意子应在齐宣王晚年，以此推考，子方见魏文侯时，至多二十岁。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公元前425-387年），子方见魏文侯必是在文侯晚年，而此时子贡、子夏皆逾百岁，不可能为子方师，故《汉书》、韩愈、《庄子》三说，以《庄子》之说差矣。
《达生》：“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
《至乐》：“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
《让王》：“楚昭王失国……屠羊说……王谓司马子綦……”
《则阳》：“孔子……是其市南宜僚耶？”
《养生主》：“公文轩见右师……”
《养生主》：“鲁有兀者王骀……常季问孔子曰……”
《则阳》：“仲尼问于大史大、伯常骞、狶韦曰：夫卫灵公……”
《达生》：“仲尼适楚……见佝偻者……”
《齐物论》：“瞿鹊子问乎长梧子……”
《达生》：“田开之见周威公……”
《达生》：“幻渻子为王养斗鸡……”
《天地》：“蒋闾葂 见季彻曰：鲁君……”
《山木》：“阳子之宋……”
《山木》：“北宫奢为王赋剑……”
《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
《徐无鬼》：“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
《则阳》：“魏莹与田侯卒约……”
《则阳》：“长梧封人问子牢曰……”
《则阳》：“则阳游于楚，夷之节言于王……”
《外物》：“伍公子为大钩巨缁……”
《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
《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
以上二十三条，大多是迹可查的，只是证据不足，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故一并放在第四类，看作是可能的。如“桓公田于泽”（《达生》）之事，《左传》可证，但管仲为桓公御，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据，故将此条归入可能的一类。又《至乐》“颜渊东之齐”一事，于史无证，但颜渊、孔子、子贡三人行辈却未尝紊乱。《养生主》载“公文轩见左师”。司马注谓公文轩宋人。考“右师”官名，当是宋官，则公文轩见右师之事，大约也是可能的。《让王》“楚昭王”一条，屠羊为何许人不详，但楚昭王、司马子綦为同时人，这在《左传》可以找到证据。又如《则阳》载孔子言及市南宜僚，《徐无鬼》载常季问孔子，《则阳》载仲尼言及卫灵公等条，至少人物行辈未尝紊乱，但王骀、伯常骞、狶韦等人则不详。凡此种种，不再一一赘述，此处二十三条并前举十三条，皆有待考据，既未证实也尚未证伪者，当看作可能的一类。
以上考春秋以降历史人物共一百二十一条，仅四条违悖史实。其余：史据较为确凿者二十四条，史据不足，但前后一贯者五十七条，这两类凡八十一条，均属可信的；而史据不足，但均属可能者三十六条。
从这个统计的结果看，《庄子》中所及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人物，也包括寓言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人物的行辈、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形式方面的杠廊，十之八九是可靠的。因此，无论考“三言”的实际含义，还是考其所记历史人物，都十足地证明：《庄子》的作者是造伪无意而取信有心，对《庄子》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真理的认识，勿为前贤的思想所束缚，这是对的，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尽信和不信都不是辩证态度。如何运用史料，由虚妄中见真实，由真实中见虚妄，这可以说是考据学的不二法门。一部考据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虚妄变真实，由真实变虚妄的云伪存真的历史。
从理论上说，即使象《列子》这样的伪书，也必定有它的史料价值，这全看怎样取舍。对《庄子》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庄子》寓言，可称之为史料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确实，要怀疑《庄子》寓言皆妄，这比反过来证明它有可信的方面，实在是省力得多。
唐陆德明《释文序录》说《庄子》“言多诡诞”，史迁《庄子传》则说庄子“著作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弦外之音，大概是告诫世人，不可轻信《庄子》，尽管史迁自己也不免有老子活了二百岁这样荒唐的记载。史迁《庄子传》又说：“《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就近旨责庄周为大杜撰家了。当然，《庄子》的确不乏“子虚先生”、“无是公”，如“天根游于殷阳”一类便是，但这可作一种文学性的变体看，庄子发明寓言的初衷，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以避“老王卖瓜”之嫌，因此，其历史人物越真实，才越合庄子的本意。可惜世人偏偏不中庄子的圈套；特点有史迁以降，历代文人学者无人敢尽信《庄子》，直到古史辩学派的黄方刚，才重新认识《庄子》书的史料学价值。
从研究道家文化的角度看，对《庄子》书特别是《庄子》寓言的材料辩证。的确是无比重要的。《庄子》是关于道家文化最古、丰富、最完整的资料，考证道家源流，必以《庄子》为门径，而考证《庄子》中的道家人物，又必以对“三言”的辩证为支点。当然，笔者对《庄子》历史人物一百二十一条的考据，未必精当，但是要证明《庄子》的史料学价值，为本书以下的考据建立一个支点，大约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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