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论语》基本上是孔子与弟子的教学问答不同，孟子与君王或君主的对话在《孟子》一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或面对面交谈，或就某一共同关心的话题发表见解。今观孟子与君王的对话之际，仕与不仕之间，实可想见其“说大人则藐之”的气象。兹就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孟子与君王对话之道，进而论述其风格和人格。 

一、民贵君轻，君臣对等 

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争频仍，诸子横议之际，“士”由“执干戈，卫社稷”转变为“不耕而食”掌握知识文化的特殊阶层。士不从事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何以分享社会生产成果，甚至受到很高的待遇？孟子的学生彭更和公孙丑就这一疑问请教孟子。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又：“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对曰：士人“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连孟子的学生都会有这种偏见。更遑论他人？孟子有力地回击这种偏见，对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又具备高尚的思想品格。国君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到士的拥护，充分利用他们的价值。因此，他们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优厚的物质待遇，是完全应该的。不仅如此，公卿大夫乃至万乘之君还应该尊重士人。孟子认为，那些当官的士人，既然进入官场，便是国君的臣下，但是，他们不是国君的奴仆和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对话，是充分自由的，对话者之间也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士可以批评君主，君主也可以不采纳士的建议。 

《孟子》一书中，孟子与这些君王对话很直接，也很尖锐。这基于孟子的民本立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以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来与君主们对话，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把现实的政治权威放在很高的位置。 

在“民贵君轻”思想基础上，孟子建立了他的君臣观。《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一般说来，君是君臣关系的主导，起决定作用。君主要使臣下忠于自己，就必须善待臣下。君主不能善待臣下，臣下也必不能善待君主。古有为君服丧之礼，但首先此君必须“三有礼”。若君无此“三有礼”。则是臣下的“寇仇”，当然没有为“寇仇”服丧的道理。可见，孟子心目中的君臣观。只是政治地位的不同，人格上并无依附性，因此，他要求自己为王者之师，而不是王的臣仆和奴役。《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为其地大夫的宾师（老师），其地大夫对他“忠且敬也”，当地有越寇来攻，曾子从容而退。寇退，他又从容地回去。子思居卫国为官，当地有齐寇来攻，有人劝他离开，子思不从，表示要协助国君守城。孟子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官员是国君的下级，受其俸禄，履其职守：而当政者的老师和宾客则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也无此责任。相对而言，后者来得尊贵的多。 

孟子还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所以，王公贵族虽然权倾一时，但他们对士若不表示尊重，“致敬尽礼”，贤士不可屈身而为之臣。孟子初至齐国，求见齐君，齐君托辞不见。翌日，齐君要见孟子，孟子亦“辞以病”，并在托病之日吊于东郭氏，而前往景丑氏家投宿。当景丑氏责其不敬，孟子则答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是有个性的，齐君不能尊德乐道，孟子认为“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并举古代贤君为例，“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恒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是不太看的起管仲的，《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所以不见齐君，是因为不愿意委屈自己做一个“招之即往”的君主臣仆。 

二、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性善”是孟子仁政理论的根据，“尧舜”是孟子的理想人物。孟子认为“性善”乃是人所同具而独异于禽兽者，若扩而充之，“人皆可以为尧舜”，综观孟子一生游历，由邹赴梁、至齐，又过宋、薛、滕、鲁，终则返邹，所遇之邹穆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宋偃王、滕文公，孟子无不致君尧舜，望其施行仁政。兹举如下： 

孟子留邹之时，邹鲁交战，邹之官吏“死者三十三人”，而百姓却无一人为国家效死命，邹穆公有诛不胜诛之感。孟子对此，引曾子之言直谏君主：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令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即本着爱民的立场出发的。邹君不用，孟子离邹人梁。 

是时，梁惠王有感于邻国之迫，孟子劝其施行仁政，“省刑法，薄税敛”，则人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木，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不是如当时的很多国君，“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坚定其“仁者无敌”的信念，让人民养伤送死无 憾，“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于“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 

梁惠王逝世，梁襄王继位，“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样的人怎么能实施孟子的仁政呢？然而，孟子仍努力游说，劝其爱民，“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惠王不听，乃抱道而行。

孟子在齐为卿期间，希望齐宣王能推恩于百姓，“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客连于掌。”所以，齐宣王好乐、好田猎、好围囿、好勇、好货、好色。孟子都认为无妨，只要能够与民同乐就可以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因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奔波劳碌，苦心孤旨，就是希望致君尧舜，施行仁政。 

后宣王不听孟子劝谏，趁燕国内乱之际，攻打燕国，以致燕民大叛。事后，宣王始终不知悔改，孟子忍无可忍，便辞去客卿之职，离开齐国。孟子由齐返邹的途中，取道宋、藤两个小国，力荐宋偃王、滕文公实施仁政，均不用。 
可见，无论是“愿安承教”的梁惠王，还是“不似人君”的梁襄王；无论是有称霸欲望的强齐，还是朝不保夕的弱藤，孟子始终“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宣扬“仁”道为旨，及至老而退与弟子设道讲学，著书立说，亦不忘性善、尧舜之道。 

三、出处进退，一合于义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实行其“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如何才能实现这一抱负呢？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才能达到，换句话说，必须出仕。孟子并不反对出仕，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仕不仅是士的职务，仕也是士人谋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 

又曰：“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为脱贫而出仕，为什么会辞高位而就低位、辞厚禄之位而就薄禄之位呢？居其位而无法行其道，尸位索餐，君子耻之。既然可耻，君子就不当居其位。即使有机会。这样的官职也不能居之。那么，就只能选择位卑禄薄的官职，例如抱关击柝之类，没有行道的责任，不存在道的问题，而生活问题也能解决。 

《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皆适于义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日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日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取与不取，均有准则，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因为于齐未有处也，君子无功不受禄，不可以货取；于宋有远行，于薛有戒心，所以虽然只是七十镒、五十镒，于理正常。不无可取。所以不是取与不取的问题，而是应该取与不应该取的问题。 

孟子虽有心致君尧舜，但不会为了名位权势，或是政治理想，而卑屈迁就，失去做人做事的原则。陈代说：“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陈代认为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可以不择手段获取君主知遇，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做君王的顺臣。孟子则认为：“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追名逐利是一般人的本性，但对孟子来说。“义”才是人生最可贵的品质。何谓义？义者宜也。合适的就去做。不合适的就不去做；义利可以则两全则受，不可两全则舍利取义。对于当时士人不择手段谋取富贵的现象，孟子作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这一著名的“墙间乞食”的故事，也正是讽刺以无耻手段谋取富贵。 

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义为重。《万章上》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沽其身而已矣。”去与不去，就与不就之间，唯义而已。可见，孟子在仕与不仕之间的抉择，完全是一个“义利之辨”。孟子强烈批判“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当时某些人羡慕的公孙衍、张仪之流，皆仅仅是顺从君主的私欲而行事，没有独立的思想、高尚的节操和坚强的意志，不但不帮助君王改过迁善。反而曲意奉迎，从中谋取私利，孟子认为，他们虽然能量不小，但所行皆非大丈夫。

孟子辞宣王万钟之俸，皆是因为“道不同”，可惜宣王并不了解孟子，只是一味地用钱财俸禄的引诱望其留下，逼得孟子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原来君子去就，只在道之行不行，而非利禄是求。 

四、直言谏君，不畏权势 

《孟子·滕文公下》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必须培养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以使人产生足够的自信和强烈的正义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而孟子本人，正是一种大丈夫的典型。游说诸侯，唯道仁义而已；谨慎操守，洁身自好。富贵不足以动其心，贫贱不足以变其节，威武权势也不能叫他有所屈从。 

孟子认为，向君主直谏，对诸侯进策，都应该表现出不亢不卑的气度，“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轻视王侯，不把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你“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自以为了不起，但这一切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我得志，弗为也”。《孟子·万章下》有齐宣王问卿一章，王先问贵戚之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听后勃然变乎色。孟子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性之卿。孟子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将王说的“勃然变乎色”的说客委实不多。此种情形又见于《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段记载里，几乎可以想见齐宣王窘迫而顾左右言他的情貌。孟子的这一举动，实在令人担心，生怕触犯尊严，惹王动怒。而孟子竟不惜以身试谏。这必然需要有坚挺的道德与独立人格。在是非不明、真理不彰之际。人人都因己身厉害趋炎附势。不敢持仁义之道以犯权势，直言事君；孟子却不顾厉害，但问是非，这是何等的忠贞、何等超然的人格啊！所以说。他使君王顾左右言他，决不是故意使君王难堪以抬高身价的噱头，而是以道事君的人格表现。在《尽心上》，孟子称赞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他之所以这样说，正是以此述其志。 

封建专制的后期，士人不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还随时可能被廷杖、诛杀。朱元璋在朝廷上任意廷杖士人，即说明专制政府的统治者独断专权，并不尊重士人。难怪他读到《孟子》里君臣之间的对话，就要把孟子轰出孔庙，并让学者删减《孟子》。而知识分子也往往为五斗米而折腰，只要能够引其入宦者，可以不问其出身、道德即投身其下；看重利益，只要与其有利者。可以接受黄金贿赂，不问国家兴亡。更有甚者，为了巩固自我权位，与贵族权臣联合，或藉联姻结合势力，士之超然独立性自此沦落。同时遥想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孟子。士之庸俗化至此，令人掩卷叹息！ 

综上所述，由孟子一生之与君主的对话论辩，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士君子之人格魅力。“民贵君轻，君臣对等”表现的是何等独立勇敢的人格，“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表现的是何等纯正的立场，“用舍行藏，一合于义”表现的是何等超越的境界。孟子正是一位独立、勇敢、纯正。而又超越的君子。而在当今21世纪物欲横流的时代。孟子的风格与风范对许多见义忘利、趋炎附势、毫无立场之辈，无疑是一种激发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