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的界定：从民主到反民主 

关于民主的概念在柏拉图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很可能是雅典人创造了民主（democracy或demokratia）一词，这一词语来源于希腊语demos（即人民）和希腊语kratos（即统治）这两个词的组合。在当时的雅典，demos一词通常是指全体希腊人民，有时仅仅指普通民众或仅指穷人；有时，民主一词也被贵族批评家们当做一种用来表达对普通人民的蔑视的称呼。作为生活于那个年代的柏拉图也必然会认同关于民主概念的这一界定。其实在柏拉图那里民主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概念。他把民主定义为一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确保每一个个体都可“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柏拉图认为这种对政治平等和自由的崇尚是民主的标志，也是它最可悲的特点之根源。 
基于对民主概念的这一界定，柏拉图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联系是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对民主的这种态度流露于他关于民主思想的字里行间。在这里，可以用反民主这一概念来概括柏拉图有关民主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柏拉图反民主并非完全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反对实行民主的时间，他认为民主不适合当时的条件，所以反对；第二是柏拉图的反民主思想中又是含有民主成分的。 

二、柏拉图对民主与现实矛盾性的论证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到失败，民主制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现实社会中充斥着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的分裂动荡和政治危机。面对这样的现实，维护城邦的统一成为首要的价值选择，他说要“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为此就需要一种权力的统一，也就是他所称谓的“哲学王”的人治专制模式，而他认为民主制是与这种现实不相适应的，因而他反对民主。柏拉图的论证如下： 

首先，当时雅典的现实要求统治者要竭力减轻战争给雅典的统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集中而非分散的权力作为后盾，因而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公元前404年），柏拉图也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这样以来，民主制的实行显然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柏拉图说在民主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过日子的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于是这个城邦里就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这种自由个性的大量存在必然会无视任何权威，以致会出现“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的局面，这样就会使国家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最终是不利于整个城邦的统一的。 

其次，柏拉图强调民主政治是由穷人或平民掌权的，我们知道在当时雅典的现实中穷人或平民是一些没有闲暇时间的人们，没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智慧，“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相同，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而智慧又是与统治能力成正比的。可以说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的根本弱点在于它允许无知的公众来决定公共事务，亦就是通常所谓的“大众的无能”，他说公众本身就是大诡辩家。就这样，柏拉图用现实这把利剑将穷人或平民的统治权利给抹杀掉了，当然这其中有柏拉图“贵族”的偏见，不过“在民主制中，没有专门的领导阶层；领袖人物取决于人民的喜好，因此，他们的行动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和地位。默许人民的要求，以及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选择，以及使人难堪的事实，人民一定会尽力回避。民主使智慧边际化。”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必然是与现实相矛盾的。 

再次，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下的人们崇尚绝对的平等和无限制的自由，也说：“极端的自由，人们可能会走向极端的征服，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奴役。”有征服必然会带来战争，而这是当时的雅典最害怕面对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沉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的阴影之中。他又说：“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为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地平等与自由了。”“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自由到了极点。”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诱人的多样化的社会，它必然会导致公民集体主义精神的丧失，造成城邦广泛深刻的分裂和道德的瓦解，直接威胁到城邦的基础。这也是当时雅典的现实所不允许的。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追求绝对自由和完全平等的民主其结果是纵欲，是纵容破坏对于政治与道德权威的尊重。柏拉图对此严肃地指出：“所有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甚至会“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于是错误的“快乐平等”支配着“民主人士”的日常生活，社会的凝聚力受到威胁，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对于共同体的善和社会正义的广泛义务就变得不再可能了。[18]又成为柏拉图反对实行民主的一个理由。 

三、柏拉图反民主思想中的民主成分 
柏拉图作为一位为现实设计制度模式的思想家，事实上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一味地在空想，他的“乌托邦决不是浪漫空想家的无意义的演习”，他更多地是将现实纳入其思想之中，从而使他的思想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正由于他从现实出发，所以他认为民主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而给人一种反对民主的假象。其实透过这种假象我们是可以看到柏拉图思想中是有民主成分的，只不过这些民主颗粒是经过修改的、不充分的，而且是有一定限制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
1．整体主义下的民主。关于正义的讨论中，柏拉图认为“心灵正义的人生活得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生活得好的必定快乐、幸福；生活得不好的人必定相反”在这里柏拉图实际上承认了个人有追求生活的权利，当然这种生活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至于结果的好与坏那就与个人心灵正义与否有关。同时，柏拉图还承认个人具有平等获得劳动的权利，他说：“全体公民无一例外地，每一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他什么任务。”个人获得劳动的权利虽然是根据天赋来分配的，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这一目的，不过每一个个人在获得这一权利面前机会是平等的，至于最终谁将获得，那就由每一个个人的天赋所决定。此外，柏拉图还主张，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较好的部分控制。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柏拉图也就明确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个个人的灵魂是自由的，尽管它包括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无论较好的部分控制较坏的部分，做“自己的主人”，还是较坏的部分控制较好的部分，做“自己的奴隶”，那都是每个个人灵魂自己的事，也就是说节制与否由个人说了算。 

2．贵族式民主。柏拉图青少年时代是在其继父与其民主派朋友们构成的民主派氛围的熏陶中成长的，这种环境必然会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排斥这种民主氛围下的民主思想给他带来的冲击，定会潜移默化地有选择地进行吸收。第一，柏拉图之所以倾向于贵族式民主，那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大众民主漠视乃至否弃少数人的权利，当然这一点也并不是他否定平民民主的完全理由，甚至在平民推翻由他的亲戚和朋友掌权的“三十僭主”的统治时，“他宽宥了民主派有些过分的报复行为，认为从总体上看，恢复了的民主政体的施政还是温和的。”第二，柏拉图坚持其老师苏格拉底的思维路线，从“美德即知识”出发，从而表现了他的知识权力论。他主张政治权力与知识合二为一：要么哲学家称王，要么国王成为哲学家。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统治是一门需要专门知识的艺术，必须要由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有知识的人来实行，它决不是一件人人皆可为之的事情。第三，柏拉图所设计的“哲学王”培养计划本身就反映了他实际上倾向于贵族式民主。“由理想国那般精心设计的教育安排看来，我们可以确定，那种设计是为了产生一群统治者而做的。”“即使柏拉图不曾说明他的统治阶级可能有多少人，我们也大可设想那将是一个集团。”可以说柏拉图所设计的不是一个“哲学王”统治，而是一群“哲学王”统治，这么一群人必然是贵族。当他们实行统治时，民主模式对于他们可能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因为柏拉图认为他们具备实行民主的一切条件，而且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又可以克服民主制自身的缺陷。 

四、柏拉图反民主思想形成原因分析 

应该说，柏拉图之所以有这种反民主思想与他生活的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柏拉图生活于希腊城邦危机时代，这时信任危机充斥整个城邦政治生活，公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异常的尖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可以达成谅解与妥协的限度，“势不两立的潮流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占有富人的财产为满足，必须剥夺他们的财产而后快。”作为贵族一分子的柏拉图更多地将不满投射到平民身上，由于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平民掌权的一面，继而开始对民主政治表示不满，加之作为民主政治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于是柏拉图“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正如萨拜因所说：“这时几乎不可能指望他对那‘愉快地发挥多方面才能’的民主政治生活抱有象伯里克利的那种热情了。”此其一。其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其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苏格拉底时，民主派倡导“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语），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个人信仰和经验来判断是非，它刺激了人民参与城邦生活的热情，但这种思潮发展到极端而带来的个人主义运动也开始侵蚀民主政治的肌体，破坏城邦政治生活的秩序与和谐。针对于此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极端民主制持仇视态度，他认为极端民主给雅典城邦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主张贵族政治。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对民主的这种态度，尤其是苏格拉底的死更坚定了柏拉图对民主的态度，但他始终并没有极端地仇视民主，他对民主制弊端进行反思，可以说“对民主制弊端的反思而启发的关于政治理性的倡导使得柏拉图拥有比以前任何思想家曾拥有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他将某些民主成分引入贵族政治中，主张贵族式民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民主制令其棘手之处在于“民主是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既吸引民主制度的领袖，也吸引人民自己。应该说民主制其实也是吸引柏拉图的，所以后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民主制中的某些成分。其三，柏拉图时，可选择的价值体系纷繁多元，当然民主亦是其一。“为数甚多的价值体系在此，这些体系显然不可能个个当理”，于是柏拉图就用道德存疑的精神加以消解，民主对于柏拉图来讲也是存在“当理”之处的。实际上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早已预设了一个“堪为道德与政治解毒剂的那种绝对价值体系。”即他所认为的“正义”“至善”等。他将其他价值体系拿来——按他的这一价值体系进行衡量。当然民主作为自成一元的价值体系不可能与柏拉图所预设的一模一样，他们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抑或矛盾冲突之处，不过它们之间也并非像“针尖对麦芒”那样尖锐，格格不入，其实它们亦有契合之处，这样以来柏拉图就“合者留，不合者去”，于是他在反民主中又保留有某些民主成分在其中。其四，柏拉图认为灵魂有智慧、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五种品格，而城邦与灵魂之间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五种品格对应五种政体，即贤人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在柏拉图看来，这五种政体的顺序是不可以更改的，因此民主政体源于寡头政体。这样以来，柏拉图就只能认为“民主制实现时，也就是穷人意识到自己对于富人的优势之时；领导穷人的可能是些懒汉，他们是本阶级的叛逆，又掌握一些通常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才掌握的技能；穷人们在有利的时机通过挫败富人而使自己成为城邦的主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杀死其中的一部分富人，并允许其余的部分同他们一样享有充分的公民权。”

五、对柏拉图反民主思想的评价 

对于柏拉图的反民主思想，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卡尔·波普尔说：“我相信柏拉图的政治纲领在道德上远非优越于极权主义，二者本质上是相一致的。”的确，柏拉图反民主思想过分地突出和强调了整体主义，他“不尊重普通人民对生活方式和道路多种多样的选择，而要把个别人的某种理想强加给所有的人，用它来模铸所有的人。”对于他的这一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得柏拉图很自然地产生了反民主的思想，对此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柏拉图反民主思想中又保留了某些民主成分。应该说柏拉图实际上看出了民主是存在弊端的，他的批评虽然被他有意夸大了，不过也确实正中民主之要害，这也就是他的反民主思想的价值之所在，因为“政治思想家的巨大优势在于……一直不断到指出民主宪法的堕落性、民主政治的无序性和民主品性的道德腐败性。”此而言，柏拉图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姑且我们不考虑他是出于什么目的，甚至有的人说他关于民主政治之道德局限性的论述“从来没有被超越”。总之，无论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是考虑到它对现代的影响，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对柏拉图的这种反民主思想一概地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