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的内圣外王和禅宗的不执著

提要:本文认为道家的内圣外王和禅宗的不执著在实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禅宗论述得更为详尽而己。这些理论都是为解决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服务的,在理论阐述上十分圆通,但在现实实践中,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主题词:内圣外王 不执著 除境除心

齐万物和不分别是观察事物的方法,道、佛两家通过这些方法,目的是要达到内圣外王和不执著的人生境界。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打交道,对此,无论是世内人还是世外人都是承认的。和人、事打交道时,毕竟会有顺心的,也有不顺心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情绪有了波动,道家就担心会影响自己的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而佛教也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得道成佛。于是有的道家人士主张进入深山老林,有的僧人主张空物空心,而事实上深山老林依然是社会的一部分,空物空心也依然要和心物交往。所谓的世外人,是不可能真正地生活在世外的,既要做世俗人所要做的事情,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世外人的清静,这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而道家的内圣外王和佛教的不执著,就是为解决这一矛盾服务的。二者字面意思不同,本质内涵一致。

一、道家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的主张是《庄子·天下》首先提出来的,但在庄子那里,这个理论阐述得还不够成熟,庄子在运用这一理论处理具体问题时也不够圆通。一直到晋朝的郭象时,这一理论才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关于内圣外王的含义,郭象在《庄子注》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其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者之不亏哉!

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人的最高生活境界。所谓的内圣,是指养神艺术,不管这个人在现实中正在做什么,只要能够做到内圣,他就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现实中的一切,在精神上达到逍遥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是政治领导艺术,虽然这个人主观上无意于做事,但在客观现实中,他却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思想境界最高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乐,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庄子·逍遥游》中讲了一个故事:尧在当天子期间,看到著名隐士许由的道德比自己更高尚,于是他就主动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帝位让给许由,而许由认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予无所用天下为!表示自己决不会越俎代庖去当帝王。据《史记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说,其后还发生一个有趣的故事: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洲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洲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游饮之。许由殁,葬此山,亦名许由山,在洛州阳城县南十三里。

毫无疑问,包括庄子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许由的品质比尧更为高洁,因而也更应该受到赞扬。而郭象认为许由的思想境界远远比不上尧的高,因为许由偏执于一端,不能做到顺其自然。郭象在他的《庄子注》中说:

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

所谓对物,就是不能顺应客观环境而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在郭象看来,尧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他能够顺物而行,该做天子的时侯就做天子,该禅让的时侯就禅让,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同社会需要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而许由与稷、契在具体行为上虽然不同,许由力主出世,稷、契积极入世,但他们心中同样有我,有一个固执的成见,没能做到顺物而行,因而也就没有做到内圣外王。

后来,不少文人对这一看法持欣赏态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王维写了一篇《与魏居士书》,在这封信中,他劝告魏居士要走出山林,进入朝迁。王维要求对方这样做的根据就是内圣外王,认为只要身心相离,理事具如,则何往而不适?他同样举许由为例,说:古之高者曰许由,……闻尧让,临水而洗耳,耳非住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王维认为,像许由、嵇康这一类坚决拒绝出仕、一心向往隐士生活的人,边一个旷达之士都算不上,更谈不上在道德修养方面登堂入室了。人应该视出仕与入世为一,看官署与山林无二,无论处于何等境地,都能适心如意,这才算是做到了内圣外王。王维的后半生即过着亦隐亦仕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白居易是另一位有如此胸怀的大诗人,他自己曾说过: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病中诗十五首序》)因此他深受庄子内圣外王之道和佛教不执著思想的影响,主张过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生活。他在诗中说:

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和杨尚书》)

若论尘事何由了,但问云心自在无?进退是非俱是梦,丘中阙下亦何殊?

(《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思闲相就之志。因书鄙意,报而谕之》)

他多次以云自比,认为自己能够像舒卷自由的白云那样因物赋形,随遇而安,并不固执地一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王维和白居易都是从大处谈论内圣外王之道,而苏东坡还把内圣外王之道贯彻到了日常生活小事之中,他曾写了一篇《刘凝之与沈麟士》:

《南史》: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即与之。此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与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索则与,与则取,这才算是通达而不固执;索则与,与而不取,只能算是半个通达,因而受到苏东坡的批评。

简单地说,内圣外王就是要求人们在和外界交往时,形体上忙忙碌碌、严肃认真,而精神上却保持着愉悦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做到顺应外物,心中不要有我。

二、禅宗的最高境界:不执著

不执著是禅宗的一个命题,其内涵与内圣外王差不多,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显得更圆通、更明白一些。

禅宗认为,高僧大德的生活与一般人的生活,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在著衣吃饭,屙屎送尿(《古尊宿语录》卷四),不同的是他们在著衣吃饭时的心态。一般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景德传灯录》卷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俗人由于欲求过高,名利心过重,整日在算计别人,以有利于自身,于是他们吃饭不感到香甜,睡觉时总是失眠,他们的精神负担太重。或者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分别得太清楚,好的就吃下去,不好的就难以下咽。而高僧却是另一番景象:

终日吃饭,未曾咬著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无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终日须事,不被诸境惑,方各自在人。(《古尊宿语录》卷三)

终日说事,未曾挂著唇齿,未曾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未曾触著一粒米,挂著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

高僧们也要吃饭,也要穿衣。所谓的不咬着一粒米,不曾挂着一缕丝,不是指他们的肉体,而是指他们精神上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当他们的肉体在吃饭穿衣的时候,而他们在精神上并不执著于吃饭穿衣。

禅宗还效法庄子和玄学,提出了即世间而求出世间的主张,认为只要内心清静无为,即使不出家,即使日理万机,照样可以得道成佛。唐代著名禅师弘辨对唐宣宗说:陛下日理万机,即是陛下佛心。(《五灯会元》卷四)另如唐代吴居厚赶考路过钟陵时曾向老禅师请教佛法,禅师教他且去做官,五十余年以后,吴居厚持节归钟陵,再谒圆通竁禅师。他坦率地对禅师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讷老禅师的话,但一直没有参透,也一直没有潇洒起来。圆通竁禅师就递给他一把扇子,吴居厚就摇起扇子,禅师当即发问:有甚不脱洒处?据说吴居厚听后即有所醒悟(见《五灯会元》卷十八)。禅宗在传法时,有一个不说破的习惯,因此,他们的话听起来有一种故弄玄虚的味道。弘辨禅师、讷老禅师、圆通竁禅师的话都没有说破,但实际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求人们在世俗生活中保持内心的清静。世人即使日理万机,官事鞅掌,只要心中不执著,那就自由自在、逍遥洒脱的真佛。

六祖惠能禅师很主张在家修行,他认为无论在家在寺,只要一念不起,都可成佛。《坛经》记载了他写的一首偈语:

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邪见固然不好,但如果执著于正见,同样不好。只有在心中既不存在邪见,也不存在正见,那才算是擦净了自己的天然本性。所以惠能反反复复地要求人们既不能心存恶念,也不能心存善念。不存恶念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也要不存善念呢?佛祖不是要求修行要以慈悲为怀、普救众生吗?但禅宗自有禅宗的道理:

师(惟宽禅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念起。(白居易)曰: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五灯会元》卷三)

禅宗认为,人心好比眼睛,眼睛固然不能揉进砂子,但也不能揉进金屑。金屑比砂子要珍贵得多,但同样伤害眼睛。白居易在《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中也记载他向惟宽禅师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个就是这个问题。心里老记挂着我要做到善、善、善,我要排除恶、恶、恶,这同样是执著,同样潇洒不起来。

我们打一个比方,可能会把内圣外王和不执著的道理讲得更明白一些。能够做到内圣外王和不执著的人内心就像广大无垠的虚空,无论什么东西放进这个虚空,虚空都会无限宽容地接受它们,不予拒绝。当这些东西离开虚空时,虚空也不留恋。同样的,当这些东西存在于虚空的时侯,也不会对虚空造成任何的伤害。因为虚空是无心的,它对这些东西的大小好坏都是不加区别的。关于这一点,庄子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至人之用心若境,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

思想境界最高的人,其心就像一面镜子,它不去主动地迎接万物,也不主动地去送走万物,万物来了,它就照一照,万物走了,它自己也不会因此而留下任何痕迹。正是由于至人能够保持这种虚的精神状态,所以它们在精神上从来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同庄子相比,禅宗还向前进了一步。禅学大师们不仅要求人们不执著,而且还要求人们不执著于不执著'。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老念念不忘地去告诫自己:我不要执著于名利!我不要执著于名利!在大师们看来,这样的人的功夫还远远不到家。一个思想境界真正高妙的人,他不仅忘记了名利,而且还忘记了我不要执著于名利这条道德准则本身。一个需要时刻自己远离名利的人,他实际上还没摆脱名利的束缚。

最后附带提到一点,就是佛教还把这种不执著的无心状态运用到学佛方面:

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五灯会元》卷二引《法句经》)

这四句偈语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时刻不忘记努力学佛,这是错误的;只有当他努力学佛的时候而又忘记了自己是在努力学佛,他才能不断进步,前途无量,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我们常说的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而收获自有有相通之处。

三、说得行不得:内圣外王与不执著思想的艰难实践

达到内圣外王和不执著的关键是什么呢?唐代的大珠慧海禅师明代的屠隆都进行过很好的概括。他们说:

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慧海禅师《顿悟入道要门论》)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犹牵绊。(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下)
思想境界真正高尚的人,注意力主要放在清扫自己的心境,心境打扫干净了,即使身处名利场上,也不会受到名利的污染。还有一些假隐士逃进深山老林,竭力逃避名利场,但如果不把心境打扫干净,他们依然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说到底,要想做到内圣外王,要想做到不执不著,关键都在于一颗心。

《古今谈概·迂腐部》心中有妓一条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弟程赜,世称伊川先生)拂衣起,明道(兄程颢,世称明道先生)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二程是著名的理学家,但也深受佛道的影响,主张心中无妓,这实际上就是一次至人除心不除境的实践。程颢做到了除心不除境,所以他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不适合于自己的客观环境;而程颐是除境不除心,所以无论妓女在场还是不在场,他都愤愤不平。

内圣外王之道和不执著的思想的确在理论上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我们之所以强调在理论上这一点,意思是说,内圣外王和不执著这种境界可以在理论上谈一谈,而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是作为一国之王的王,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面对着社会人性、衣食需要……,要想保持古井般平静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庄子是第一个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人,他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当楚王邀请他前去做官时,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坚决予以拒绝。他执著于当隐士。郭象是第一个对内圣外王之道进行圆满解释的人,但他在有权之后,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晋书饭蟠?#41;,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鄙视。而且郭象在学问上,也堪称抄袭大家,据《晋书》记载,向秀曾注释《庄子》,只剩《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向秀死时,其子还小,不知继承父业,于是郭象便盗取向秀的《庄子注》,稍加整理补充,据为己有。由此可见,郭象对名利是相当看重的。

僧人们在实践自己的不执著理论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我们看《五灯会元》卷二的一段记载:

温州净居尼玄机……念曰:法性湛然,本无去住,厌喧趋寂,岂为达邪?乃往参雪峰。峰问:甚处来?曰:大日山来。峰曰:日出也未?师曰:日出则熔却雪峰。峰曰:汝名甚么?师曰:玄机。峰曰:日织多少?师曰:寸丝不挂。遂礼拜退,才退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师回顾。峰曰:大好寸丝不挂。

玄机被禅宗视为一位女高僧,不然,《五灯会元》也不会专为她立传。玄机说自己寸丝不挂,用意与终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缕丝一样,即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毫不执著的境界。为了印证这一点,雪峰大师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对她说:你的袈裟拖在地上了。如果玄机在心中真的做到了无物痕,那么袈裟拖不拖在地上,她将毫不在意。然而她没有做到这一点,当听到别人的提醒时,她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袈裟是不是真的拖在了地上。这回头,就充分说明她还没有真正在精神上做到寸丝不挂。

据《祖堂集》、《古尊宿语录》等书记载,五代时的存奖禅师深受唐庄宗的赏识,庄宗赐给他一匹好马,存奖禅师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一条腿成了残废。在他临死之前,拄着拐杖绕院一周,然后对徒弟们说:疬脚法师,说得行不得。这是对自己,也是所有禅师的一次十分坦率而严厉的解剖。在这个世界上,说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据说印度的奥修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开悟,被称为智者。他在《虚舟》中有这么一段话:

现在科学家已计算出,一个成功人士到四十岁就应当有溃疡,到五十岁应当有第一次心肌梗塞。到六十岁他就走了--而他从来没有活着过。没有时间来活。他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来湃。

奥修是带着讥讽的口气来讲这段话的。他认为有些人一生陷于名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整天在算计,在操劳,所以他们只能活到六十岁。我很赞成奥修的这一见解,同样认为所活年龄的大小是衡量一个人心胸宽广或狭窄的标准之一。奥修明白这一点,但他做到了这一点吗?据有关资料介绍,奥修在担任九年大学哲学教授之后,就周游各地演讲,根据他的演讲已出版了650多册(种)书,并被译成32种文字行销世界各地。奥修生于1931年12月,死于1990年1月,只活了59岁,连他所讽刺的六十岁都没达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所谓的智者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嘲弄。

从古到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内圣外王和不执著,但这并不能否定这理论的价值。郭象等人能够从理论上解决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这一理论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应该说是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我们作为一个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之中,为了谋生,我们必须从事各种各样的事务,这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事实。在从事这些具体的事务时,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超脱精神的话,我们就会少一份烦恼。绝对的内圣外王和不执著是没有的,但相对地去做到这一点,还是完全可能的。

张松辉,1953年生,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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