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发生的双重机制——以先秦儒家为中心的分析
作者:朱人求
一、仁心人情: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
在文化发生问题上,先秦儒家主张“观象制器”说和“制礼作乐”说,这两种学说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人在文化中的本源地位,突出了圣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先秦儒家认为,在制“器”、制“礼”和作“乐”的过程中,“象”是圣人文化创制的“理想型式”,“象”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型。在物质文化上,他们提出了“观象制器”说;在制度文化上,礼乐文化制度的发生皆取法于“象”;在精神文化领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以完成精神文化的创造,儒家 “六经” 都是“象”的意义的经典体现 。[②]
圣人为什么能“观象制器”、“制礼作乐”,成为文化发生的主体呢?对这一问题的内在探求我们便得出了先秦儒家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先秦儒家把文化的基础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理因素,把文化看成是人心的内在要求,从仁心、人情上去寻找文化发生的内在依据,为文化的发生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
尽管“仁”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涵义十分广泛,但作为心理情感的“仁”是其最原始的涵义。先秦儒家把“仁”作为“礼”文化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在文化发生问题上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仁心说”。
《论语》中,孔子对“仁”的界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
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而成的生活方式。文化即人化,自从有了人类,文化便产生了,因而,揭示文化的发生机制实质上就是探究人的生成问题。然而,追问文化的发生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历史起点的考察,它也包含对文化逻辑起点的探寻。通过历史的追溯,我们一步步逼近文化的源头,试图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找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揭示出文化发生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这是任何文化哲学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在西方文化哲学的经典文献中,涉及到文化发生或文化起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创说、自然发生说或模仿自然说、人类需要说或人类自身匮乏说、人类本质说或人类本性说等多种假说[①],相比较而言,先秦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
一、仁心人情: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
在文化发生问题上,先秦儒家主张“观象制器”说和“制礼作乐”说,这两种学说都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人在文化中的本源地位,突出了圣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先秦儒家认为,在制“器”、制“礼”和作“乐”的过程中,“象”是圣人文化创制的“理想型式”,“象”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型。在物质文化上,他们提出了“观象制器”说;在制度文化上,礼乐文化制度的发生皆取法于“象”;在精神文化领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以完成精神文化的创造,儒家 “六经” 都是“象”的意义的经典体现 。[②]
圣人为什么能“观象制器”、“制礼作乐”,成为文化发生的主体呢?对这一问题的内在探求我们便得出了先秦儒家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先秦儒家把文化的基础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理因素,把文化看成是人心的内在要求,从仁心、人情上去寻找文化发生的内在依据,为文化的发生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
尽管“仁”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涵义十分广泛,但作为心理情感的“仁”是其最原始的涵义。先秦儒家把“仁”作为“礼”文化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在文化发生问题上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仁心说”。
《论语》中,孔子对“仁”的界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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