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历史局限及负面影响
作者：鲍忠荣
【摘要】本文通过对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等方面阐述其历史局限、内在矛盾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堪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任。
【关键词】孔子；君子人格；权力；道德思想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学说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乃至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按照其道德理论和实践谋取功名利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社会的道德构成日趋多元化，传统儒家道德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走向的人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甚而提出新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缘于对儒教长期的批判，试图重建儒家伦理以恢复传统道德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对抗当下的各色价值观。然而，儒家道德学说因其历史局限性、自身理论困境等因素已不可能担当此任务。
一、“君子”辨正
杨伯峻先生对《论语》中的“君子”有两种界定：一种是有道德的人，一种是身处高位的人。这一论述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实际上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身处高位，身处高位的人不一定有道德，那么孔子是怎样将它们结合为一体的呢？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君子”就是能够负载儒家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群体。圣人是最高理想，非一般人可以达到，那么人们就应该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超凡入圣”。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开始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孔子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是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行为模式的要求，所以这种身份中包含了对一个人在被认定了的身份之后的道德评判。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都是依身份而定。“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就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在孔子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孔子面临的课题就是要为当时的人们确定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提供更牢靠的基础。孔子继承和发展周礼表明他是想打破旧的按血统划分的等级制度，确立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权威地位。
但在孔子看来，确认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权威并不是对身份认定的否认，君子作为一种身份的概念在孔子的思想里是一以贯之的，他对道德的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尊贵的地位。所以，君子就有双重的含义：首先是身份的认定，其次是道德的修为。孔子心目中的道德概念只能是“君子之德”，代表着贵族阶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能反映出一般人的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孔子讲君子－小人的对立，目的是确认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这在《论语》中多有表述：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
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
所以在孔子的观念中，只有君子才能成为其道德实践的主体。孔子通过他的教育实践，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小人、野人是与道德无缘的。另外，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这句话很清楚的说明了君子的身份归属，小人是不能以“仁”相许的，这句话还说明了孔子心目中君子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人是来自于君子阶层的。孔子这的种道德宣扬，是想通过将贵族生活道德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的目的。
二、君子人格观与权力的实现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是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给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给个人提要求，这势必会将某些人的利益踩在脚下。如果道德的一切方面都要要由圣王为全体民众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自由的理性存在作出的选择，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这样，道德就有了压迫的性质。
在孔子及历代儒学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民众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民众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是孔子君子人格观的必然逻辑结果。孔子道德训诫的着眼点是政治生活，孔子君子观中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使统治关系理所当然。由于孔子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度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不管人们怎样挖掘孔子君子观的现代意义，我们应该始终看到它是统治人的道德，无论后人赋予它怎样的新意，统治者－道德－被统治者的层次都不会变，而依据现代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以统治别人为目的的道德观是否还是道德的，这是大可商榷的。
另一方面，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有利，对实践者（包括了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在保证了统治秩序的同时好像也对个人开启了获得社会地位和有保障的生活之门，我们在这里用“好像”，因为它在实际上并没有，也不会实现我们现在所谓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道德人”与“政治人”。联系到孔子眼里的义－利关系，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实际上孔子的义是义中有利，他的君子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又紧紧依附于道德的强烈的利益诉求。故樊迟请学稼，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对南宫却大加赞赏，这就是因为南宫认识到了对道德的实行是有利可图的。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互相印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
由于道德不是独立的，所以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问仁、问礼、问君子，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当下的身份，“君子观”是他们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而这正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用君子人格来培养出利于统治的大众性格。虽然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率先垂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君子人格观的内在矛盾和负面影响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这样的道德就成了一种统治手手段，它的性质也从自律变成了“正人”。由于道德依附于政治，所以在现实中“仁”就必然依附于“礼”。虽然孔子讲“仁者爱人”，但是“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不逾越“礼”的界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约束。所以，儒家的“仁”实际上是“礼外无仁”。举例来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嫂溺，援之以手”，是孟子性善说的最佳例证，也好像是孔子“仁”的表现，但孟子在解释此越礼行为时没有用“仁”，而用的“权”（权变、变通）。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用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也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孔子君子人格观中，“仁”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发展的倾向和“礼”对“仁”的辖制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由于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道德的实践过程与实践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实践者在道德实践中的成就也主要体现为由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转化过程。而在西方的道德文化中，人从事道德实践的目的乃在于过一种优良的生活，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实现人们共同的道德追求。在更高层次上，道德始终居于政治之上，对政治的目的和形式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制约。
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学习的目的应在于求得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虽然自命为社会的统治者，但它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始终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儒家对礼仪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能有一技之长以谋取衣食。孔子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君子之所以谋道不谋食，乃是因为“学也，禄在其中”。只要勤学苦读，自然就会取得官职，从而也就有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他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在人类的各种早期文明中，以利害作为推行某种道德的中介是普遍的现象。但问题是，由于始终保持着对道德自身独立性的高度自觉，西方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最终在历史的反思中摆脱了早期的那种粗陋混乱的状态，进化为一种纯粹的、与人们的其他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形态。而儒家伦理，由于从未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反思阶段，因此它内在的杂质也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道德的态度依然是实用主义的，道德选择还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今天，孔子所倡导的道德观逐渐走向衰亡，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将它所取代，而这正是我们寄以希望并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07.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3]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4]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摘要】本文通过对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等方面阐述其历史局限、内在矛盾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堪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任。
【关键词】孔子；君子人格；权力；道德思想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学说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乃至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按照其道德理论和实践谋取功名利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社会的道德构成日趋多元化，传统儒家道德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走向的人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甚而提出新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缘于对儒教长期的批判，试图重建儒家伦理以恢复传统道德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对抗当下的各色价值观。然而，儒家道德学说因其历史局限性、自身理论困境等因素已不可能担当此任务。
一、“君子”辨正
杨伯峻先生对《论语》中的“君子”有两种界定：一种是有道德的人，一种是身处高位的人。这一论述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实际上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身处高位，身处高位的人不一定有道德，那么孔子是怎样将它们结合为一体的呢？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君子”就是能够负载儒家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群体。圣人是最高理想，非一般人可以达到，那么人们就应该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超凡入圣”。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开始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孔子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是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行为模式的要求，所以这种身份中包含了对一个人在被认定了的身份之后的道德评判。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都是依身份而定。“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就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在孔子生活的“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孔子面临的课题就是要为当时的人们确定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提供更牢靠的基础。孔子继承和发展周礼表明他是想打破旧的按血统划分的等级制度，确立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权威地位。
但在孔子看来，确认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权威并不是对身份认定的否认，君子作为一种身份的概念在孔子的思想里是一以贯之的，他对道德的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尊贵的地位。所以，君子就有双重的含义：首先是身份的认定，其次是道德的修为。孔子心目中的道德概念只能是“君子之德”，代表着贵族阶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能反映出一般人的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孔子讲君子－小人的对立，目的是确认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这在《论语》中多有表述：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
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
所以在孔子的观念中，只有君子才能成为其道德实践的主体。孔子通过他的教育实践，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小人、野人是与道德无缘的。另外，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这句话很清楚的说明了君子的身份归属，小人是不能以“仁”相许的，这句话还说明了孔子心目中君子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人是来自于君子阶层的。孔子这的种道德宣扬，是想通过将贵族生活道德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的目的。
二、君子人格观与权力的实现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是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给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给个人提要求，这势必会将某些人的利益踩在脚下。如果道德的一切方面都要要由圣王为全体民众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自由的理性存在作出的选择，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这样，道德就有了压迫的性质。
在孔子及历代儒学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民众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民众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是孔子君子人格观的必然逻辑结果。孔子道德训诫的着眼点是政治生活，孔子君子观中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使统治关系理所当然。由于孔子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度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不管人们怎样挖掘孔子君子观的现代意义，我们应该始终看到它是统治人的道德，无论后人赋予它怎样的新意，统治者－道德－被统治者的层次都不会变，而依据现代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以统治别人为目的的道德观是否还是道德的，这是大可商榷的。
另一方面，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有利，对实践者（包括了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在保证了统治秩序的同时好像也对个人开启了获得社会地位和有保障的生活之门，我们在这里用“好像”，因为它在实际上并没有，也不会实现我们现在所谓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道德人”与“政治人”。联系到孔子眼里的义－利关系，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实际上孔子的义是义中有利，他的君子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又紧紧依附于道德的强烈的利益诉求。故樊迟请学稼，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对南宫却大加赞赏，这就是因为南宫认识到了对道德的实行是有利可图的。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互相印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
由于道德不是独立的，所以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问仁、问礼、问君子，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当下的身份，“君子观”是他们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而这正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用君子人格来培养出利于统治的大众性格。虽然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率先垂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君子人格观的内在矛盾和负面影响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这样的道德就成了一种统治手手段，它的性质也从自律变成了“正人”。由于道德依附于政治，所以在现实中“仁”就必然依附于“礼”。虽然孔子讲“仁者爱人”，但是“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不逾越“礼”的界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约束。所以，儒家的“仁”实际上是“礼外无仁”。举例来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嫂溺，援之以手”，是孟子性善说的最佳例证，也好像是孔子“仁”的表现，但孟子在解释此越礼行为时没有用“仁”，而用的“权”（权变、变通）。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用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也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孔子君子人格观中，“仁”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发展的倾向和“礼”对“仁”的辖制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由于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道德的实践过程与实践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实践者在道德实践中的成就也主要体现为由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转化过程。而在西方的道德文化中，人从事道德实践的目的乃在于过一种优良的生活，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实现人们共同的道德追求。在更高层次上，道德始终居于政治之上，对政治的目的和形式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制约。
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学习的目的应在于求得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虽然自命为社会的统治者，但它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始终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儒家对礼仪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能有一技之长以谋取衣食。孔子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君子之所以谋道不谋食，乃是因为“学也，禄在其中”。只要勤学苦读，自然就会取得官职，从而也就有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他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在人类的各种早期文明中，以利害作为推行某种道德的中介是普遍的现象。但问题是，由于始终保持着对道德自身独立性的高度自觉，西方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最终在历史的反思中摆脱了早期的那种粗陋混乱的状态，进化为一种纯粹的、与人们的其他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形态。而儒家伦理，由于从未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反思阶段，因此它内在的杂质也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道德的态度依然是实用主义的，道德选择还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今天，孔子所倡导的道德观逐渐走向衰亡，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将它所取代，而这正是我们寄以希望并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07.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3]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4]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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