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国翔
体现儒家理念的《论语》
《论语》这部儒家传统中最受尊敬的经典，或许由孔子的第二代弟子们编篡而成。以口述和书写两种授受形式加以保存，《论语》基本上以夫子所言为基础。在形式和内容上，它都以柏拉图对话录突显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同样方式把握了孔子的精神。由于孔子较为广泛地被视为只是一位常识的道德说教家，批评性的现代读者便常常把《论语》看作一部将不相关联的对话随意放置在一起的集子。如果我们将《论语》作为一部神圣的经典来接近，这部经典集中围绕着一位圣人人格，是为了那些希望复兴或重振一种历史时刻或神圣时代的人们，那么，我们就逐渐会理解它为何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尊重。对那些自认为得益于儒家之道的人们来说，《论语》是一种共同的记忆、一种写作的方法。它被用以延续记忆并传播作为一种鲜活传统的生活方式。其中，那些围绕着孔子所整理的各种陈述，其编篡之意似乎并不在于提出论证，也不在于记录事件，而是邀请读者参与进行着的对话。对话则用以显示思想和行为中的孔子——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各种关联的中心。《论语》所记载的各种言论展示了孔子的内在人格，包括他的抱负、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信守，首先是他的自我形象。而历代的儒者们正是通过《论语》，学习来重新制订关于同孔子对话的令人敬畏的礼仪。
关于孔子个人的种种描述，其中最为意味深长是论语中一段孔子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夫子自道：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
孔子亦师亦学的一生，体现可了儒家这样一种理念：教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无尽过程。据说，当孔子的一位弟子感到难以描绘自己的老师时，孔子告诉这位弟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
对于他所珍爱的文化无法传播、所提出的学说无法推行，孔子深感忧虑。不过，孔子强烈的使命感从未妨碍他“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3]的能力。他严格要求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4]对于学生，孔子则要求他们要有志于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5]
通过其鼓舞人心的人格力量，孔子创造了一个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学术群体。这些人之所以为孔子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分享了孔子的观点，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孔子要给日益崩坏的政治带来道德秩序的使命。这一使命是艰巨甚至是危险的。孔子本人承受了不得其位、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有时甚至是生命的威胁。然而，对于其所珍爱的文化的生存能力及其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孔子的信念是如此的着坚定不移，以至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弟子们，他都坚信上天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当孔子在匡地受到生命威胁时，他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
在孔子的自我形象中，这种自信的表达完全没有自以为是的意思。事实上，孔子明确表示：他远未达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