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天命论传统。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很难想象，可以撇开它来谈论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的深邃性与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体现在对于天命的体验与传达中。自从其诞生起，天命的概念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命概念的论证功能就集中在政治的正当性这个论题上，从这个论题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对于政治生活本性的理解。
一、天命与民意
从现有的研究看，天命观念在殷代具有较强的宗教性色彩。在那个时代，天命被理解为一种命令，这样一种命令被构想为源自某种人以外的实体——天、天帝等等，换言之，天命被理解为天之所命。在这里，天就是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它是整个宇宙的“君主”或“帝王”，它决定着这个宇宙中的一切。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天命观念被叙述为“天帝”、“上帝”的临在形式。因而，在《尚书·汤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表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天命观念在这里主要被作为政治正当性的超验性基础，这也正是天命论在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所承担的最为重要的哲学功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天命观念可以看作是统治阶层对于政治正当性的宗教性叙述。这种叙述之所以是宗教性的，就在于这种天命观念总是把政治正当性的依据引向人类社会实践以外的领域，引向某种超验的存在。这种超验的存在决定了政治的现实以及其存在的正当性，而且，对于这种由超验的天命规定了的现实，人们只有遵守和服从。这种遵守和服从的要求，更多的指向被统治阶层。由此，早期的天命观念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性质的天命叙述中，人类实践所负责的不是自身，而是它之外的东西，换言之，人类存在的自为性没有被充分地给予重视。

但是，随着殷周之际的政治鼎革，政治的正当性需要新的解释，因此，天命观念也必须随之而作相应的调整，这一调整给天命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殷周之际的鼎革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政治上，小邑周取代了大邦殷，周从殷的属国转变为殷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殷的“殖民地”。周人面临着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殷周政治变革的思想基础，换言之，周代政治的正当性在何处呢？如果从殷代的意识形态——以“上帝”为中心的天命论出发，必须解释，天命为什么会发生（从殷到周）转移？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