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先秦重要学派之一。历史上，墨家命运坎坷。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墨学与儒学相颉颃，《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i]《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ii]当其时，“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iii]。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浪潮中，墨家兴盛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惜至秦汉，墨学衰颓乃至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近两千年中，只有西晋鲁胜作《墨辩注》，唐代乐台作《墨子注》，而且二书均已散佚。墨学的冷寂与作为封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的昌盛显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渐趋衰微，文化上儒学一统的格局也逐渐解体。由于西学的剧烈撞击，原先在儒学独尊的文化氛围日渐松弛，长期受到抑制的子学悄然兴起，以其独特的学术方式和精神魅力汇入近代中国文化的洪流之中。在这个古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墨学以其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由潜而显，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据着显赫地位。

就墨学复兴的内容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理性的研究，表现为校注《墨子》、阐扬墨家思想学说的著作不断涌现，而且评价也比较公允；其二是精神实践，表现为对墨家精神的弘扬。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明，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包容的。

一近代墨学研究概况

近代墨学研究的先驱可远溯到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傅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提倡“经子不分”，有否定儒家正统观念的思想倾向。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评注诸子百家，于墨学方面著有《墨子·大取篇释义》，为清代最早校注《墨子》方面的文章。傅山的校注虽然只是《墨子》中的一篇，却开创了近代墨学研究之先河。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其历史进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在历史研究阶段划分上，一般都未把乾嘉时期划归近代，但就学术史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就近代墨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来说，乾嘉时期的墨学和其后的墨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直接奠定了其后墨学研究的基础。

乾嘉时期的学者由于不满宋明儒学的空疏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复汉、唐之古，“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学、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iv]。乾嘉时期的学者在校勘儒经时，发现子书，尤其是《墨子》一书多载《诗》、《书》之言，有利于校勘儒经。于是他们找出尘封千古的《墨子》，对其也加以校注。汪中（1754－1794）是这阶段第一个校注《墨子》的人，著有《墨子表微》，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很难判断他的校注成绩。但汪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却传了下来。他在序文中指出：“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然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v]汪中虽然未能夷平孔、墨的地位之别，但评价已是相当大胆。在此之前，欣赏墨学者至多只是像韩愈那样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vi]。难怪翁方纲称汪中为“墨者汪中”，叫喊要革他的“生员”名位。

乾嘉时期，研治墨学者还有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翁方纲、张惠言、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基本局限于《墨子》校注。其中毕沅（1730－1797）的成就最大，他集中卢文弨、孙星衍、翁方纲的校注成果，成书《墨子注》十六卷。梁启超称“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注《说文》”[vii]。不过，毕沅的《墨子注》漏略之处较多，有时不免武断或穿凿附会。此外，王念孙（1744－1832）《读书杂志》对《墨子》一书中的文字之义、抄写之误也作不少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张惠言（1761－1802）著《墨子经说解》，他是清代第一个专门注解《墨经》的人。他用“引说就经”之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开，互相比附，使《墨经》基本可读。
（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墨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直接继承了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成果，校注日趋精密完善，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著作（见表一）

表一


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西学源出于《墨子》”，因而着力研究《墨子》。邹伯奇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源出于《墨经》。有研究者是为弘扬墨家精神而研究墨学的，孙诒让的墨学研究显然带有这种目的。俞樾在为《墨子间诂》所作的《序》中指出：“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当然，其研究方式是学理型的。

就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内容来说，基本上是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继续，即集中于《墨子》的校注。在校注中吸取了乾嘉时期的成果，方法上更加完善。其中苏时学、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苏时学的《墨子刊误》，在刊正错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当然，墨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成果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孙诒让（1848－1908）幼承家学，又受戴望、唐仁寿等人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朴学功底。他以毕沅的《墨子注》为底本，以明代刊刻的《道藏》本、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宝历间仿刻的明代茅坤本相校，同时汲取了王念孙、王引之、苏时学、洪颐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成果，“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viii]，“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ix]。在校注上远远超过此前各本，对后来了墨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孙诒让还考订《墨子》的篇目，并考证墨子生平里籍，其成果基本可信。值得一提的是，孙氏也开始触及墨学评价问题，他指出：“纵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x]较汪中来说，孙氏的评价更平实、客观。《墨子间诂》书末还附有附录一卷、后语二卷，“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自彼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xi]。当然，孙氏的《墨子间诂》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墨经》的校释，遗漏和错误仍然。。不少。这些订正的任务则由此后的校注者完成。

（三）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墨学研究。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两篇文章，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把墨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其后，研究墨学的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不仅有许多校注《墨子》的专著（见表二），而且还涌现了不少阐释墨学的论著及论文（见表三）。

表二



表三



这阶段的墨学研究的目的较为复杂，有的研究者是为弘扬墨学精神，比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开头就指出：“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xii]有的研究者是为了消除儒学的主导地位，找到移植西方文化的契合点。胡适就曾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非儒学派的恢复是决定必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xiii]有的研究者则是因为新思潮的刺激，把墨家思想学说同输入的新思潮相比附。更有甚者是为了整理国粹。当然也不乏纯粹学理的研究。
这阶段在《墨子》校注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刘师培的《墨子拾补》、尹桐阳的《墨子新释》、张纯一的《墨子间诂笺》、李笠的《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支伟成的《墨子综释》等。“然诸家校字训义不能尽守清儒家法。其补道采撮虽具勤劳。似尚未能驾清儒而上之也”[xiv]。

在墨家思想阐释方面影响最巨的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的论著除了《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说》外，还有《墨子学案》。后者是《子墨子学说》的扩展。胡适则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墨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把先秦墨学分为前期“宗教的墨学”和后期“科学的墨学”来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墨学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墨经》前所未有的重视，涌现出大量关于《墨经》研究的专著（见表四）。

表四



《墨经》研究在这阶段达到空前繁荣，其研究成果非清代学者所能比。主要原因是与西方逻辑学的输入有关，当然也是墨学研究走向深入的结果。在《墨经》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胡适、梁启超、伍非百、章士钊等人。其中梁启超提出的“牒经”公例成为近代《墨经》研究中最具争论性的成果之一。

通观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乾嘉时期是近代墨学的奠基阶段，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墨学缓慢复兴阶段，而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为近代墨学研究的空前繁荣阶段。

二近代墨学研究基本特点

学术研究总是受到学者所在时代及其所运用方法的影响，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要把握学术思想的脉络，必须了解其基本特点。近代墨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阶段特点各不相同。

（一）乾嘉时期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其一，乾嘉时期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对儒学经典的校勘、训诂。乾嘉学人秉承了汉代学者朴素严谨的治学风格，使得他们在典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受内在方法的制约，他们研究成果缺少义理上的贯通，显得支离、零碎而无系统与整体感。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亦是如此。无论是汪中、毕沅，还是王念孙、张惠言，他们的墨学研究都仅限于对《墨子》作校勘、训诂，没有对墨学进行任何有力的阐释。

其二，乾嘉学者都有着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他们校注《墨子》只是出于校注经书的需要，不可能摒弃对墨学的偏见。因此，他们的墨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即使是最大胆的汪中，也只是对墨子评价稍微高一点，不可能夷平孔、墨的地位。同时，观念上的偏见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校注《墨子》时往往以经书来穿凿附会，因而错漏较多。

其三，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加上《墨经》文字简约古奥，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者对《墨经》的研究捉襟见肘。只有张惠言作出的成绩稍大一些，然而主要研究也仅在校勘方面和“引说就经”，连训诂都很少，更不用说贯通了。

（二）19世纪下半叶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刘师培指出，十九世纪的诸子学“乃诸子之考据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xv]。这一评判同样适宜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就此而论，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是乾嘉墨学的继续。不过，这一时期的校勘、训诂方法上日趋完善，因而，校注成绩也较乾嘉时期为高。此其一。

其二，受“西方科技源出于《墨经》”之说的驱动，人们已开始发掘《墨经》中所蕴含的科技知识，《墨经》研究也逐渐为人们重视。但由于诸多限制，尚未能够重视《墨经》中蕴含丰富的逻辑思想。

其三，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实用性研究。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俞樾在为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作的《序》中就表明拉这一点：“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客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上述三点是从总体上把握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是这一阶段墨学研究最有代表的成果，我们也可通过考察《墨子间诂》的特点来从微观上把握这阶段的墨学研究特点。 

黄绍箕在《墨子间诂·跋》中指出：该书“援声类以订误读，采文例以移错简，推篆籀隶楷之变迁，以刊正伪文，发故书雅记之韵味，以疏证轶事”。黄氏基本上概括了《墨子间诂》的特点，但流于笼统。《墨子间诂》基本上具有下述三个特点：

第一，吸收了孙氏《周礼》研究的成果。孙氏于1872年始贯通群经，著《周礼正义》一书。《墨子间诂》一书多处吸收《周礼》研究成果。例如，《兼爱中》：“今家主独知爱其家，不爱人之家，虽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孙氏即援引《周礼·春官·叙官》予以疏证：“家主，卿大夫也。”又如《非乐上》“非直掊潦水折攘坦而为之也”，毕沅以意改“坦”为“垣”。孙氏则根据对《周礼》的研究，认为“折”即《周礼》“哲蔟氏”之“哲”，“坦”当读为“坛”。通观全书，类似上述例证不胜枚举。

第二，吸收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研究成果。《墨子》书多古言古字，非精通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很难校勘。在孙氏之前的校勘错漏较多，原因之一就是这方面知识不够全面。孙氏在这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因此，在《墨子》校注上能够超越前人。例如，《兼爱》中：“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夏商，蛮夷丑貉。”有些治墨者误读为“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不通音韵学。孙氏根据祝辞为有韵之文这个特点，以音韵定句读，条理顺畅。又如，《耕柱》：“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许多校勘家把其改为“三足”。孙氏则从文字学金石学的角度加以考证，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二三足，故伪为三。”凡此类例证，书中并不鲜见。

第三，《墨子间诂》并不拘泥于古文学家家法。孙氏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学家，在治学上最钦佩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古文学家，但孙氏生活在晚清古文经学衰颓之世，倡言改革者均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孙氏具有变革思想，不可能不受今文经学影响，在《墨子间诂》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明鬼下》：“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这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孙氏认为“率径”当读作“术径”，并援引东汉今文经学典籍《白虎通义·五行篇》作例证。当然，孙氏仅用今文典籍校证文字，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文经学衰颓的历史必然。

（三）20世纪前三十年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明显不同于前两个阶段。从宏观上看，表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内容上看，校勘、训诂与贯通相结合。前两个阶段墨学研究由于受传统方法的限制，研究范围局限于校勘和训诂两个方面。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xvi]而这一阶段则不同，许多墨学研究者不仅在校勘与训诂上下功夫。而且能够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贯通墨学的主旨。无论是梁启超、章太炎，还是胡适、章士钊等人，他们不仅精于《墨子》的校勘训诂，而且贯通墨家思想学说，梁、胡二人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已日趋完备。

第二，就价值取向上看，由实用性研究趋向学理性研究。这阶段前期墨学研究上承十九世纪末的研究，仍表现为实用性。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即明确地说：“今欲救亡，厥惟墨学。”表明他这时期的墨学研究仍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五四”以后的墨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转向实证，在目的上已不再是简单地宣传墨学，而是试图以墨学为基点来汲纳西学，以构建新文明系统，或者用墨学来融汇西方的科学精神。尤其是这时期《墨经》研究成为墨学研究的核心和焦点，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性的特色。

第二，广泛运用比较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为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这阶段的墨学研究者大多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墨学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相比较。当然，有的比较研究略显粗浅，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却有利于深化墨学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西、印逻辑比较。梁启超最早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相比较。章太炎则致力于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胡适在比较中、西、印逻辑的基础上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把握宏观上特点固然有利于了解这阶段墨学研究总体概貌，但是，要具体了解，还必须作微观分析。梁启超、胡适是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他们墨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来管窥这阶段墨学研究的一般特征。

梁启超是新阶段墨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内容上看，他的墨学研究既有文字的训释，也有义理的阐释。综观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墨家学说。这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封建史学的儒家正统观念，把墨家放在与儒家并列的位置上来研究，把墨子、老子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圣”，对墨家学说也给予较多的褒扬与肯定。而在梁氏之前的研究者大多受儒学正统观念的束缚，不能客观平实地研究。其次，把墨学纳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之中，条分缕析，使墨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把“所研究之事物”与“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相结合。换言之，即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仍是他“新史学”的特征。他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xvi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充分融入自己的思想，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鲜活的个性特征。
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笔端常带感情”，借墨学阐发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免牵强，失之粗浅。然而，梁氏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集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xviii]。因此，他的墨学研究，尤其是前期的墨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

不同于梁启超，胡适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研究墨学的，他的墨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学理性的特征。具体说，特点如下：

第一，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胡适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也是他墨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在具体研究中，他把实用主义哲学方法和传统的汉学方法结合起来，这在墨子生平与书目的考证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但以实用主义哲学方法来阐释墨学时则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为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能够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上梳理墨学，从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学研究成为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决定性环节。但另一方面，指导思想上的局限又使他没能真正揭示墨学和时代思潮的关系，哲学方法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

胡适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而参照系却是近代西方哲学。他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xix]正是有了这个参照系，才使他墨学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绩。

第二，注重哲学方法的研究。胡适的整个学术研究有一种化约论倾向，就是不注重某家某派的具体思想内容，而是把一切思想都化约为方法。他在墨学研究中剔除了那些所谓“枝叶”的具体内容，而紧紧把握住墨家的哲学方法。在研究“宗教的墨学”时，他便以“应用主义”哲学方法为中心；在考察“科学的墨学”时，他着重研究知识论和逻辑学。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哲学方法的研究，是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方法论体系，并进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哲学方法。
第一，历史主义的方法。胡适称历史主义的方法为“祖孙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历史演进线索，注意前因后果联系。把历史主义方法贯穿到墨学研究中，使胡适能够把墨家分为前期、后期，并探求其中的联系，具有开创之功。同时，他把历史主义方法和哲学方法结合起来，使得他完成了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的转换。

第二，平等的眼光。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把孔、老、墨并称为“三圣”。而胡适则更进一步，夷平各家的关系，“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他既反对扬墨贬孔的现象，又反对扬孔贬墨的倾向。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态度为此后的研究者所采用。

三近代墨学研究方法

一定的学术研究总是受其方法限制的。考察近代墨学研究不应忽视隐藏在这些具体研究背后的方法，在近代墨学研究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学术方法是不断变化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方法的变化正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近代化的历程。

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以经学为中心的注经。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传统的学术活动以经学为中心，学术研究只是对经书的注解、诠释。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只是注经的具体方法不同而已。正因为如此，学术活动成了经学的附庸，缺乏独立的、客观的研究，缺乏对科学真理探求的精神。

第二，笼统性、随意性。传统的学术方法是综合的，缺乏逻辑实证的分析。对一家或一派的学术思想往往仅以一两句话勾勒出来，这固然一目了然，但是显然缺乏分析，科学性不强。例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虽概括精当，但过于简单。同时，由于没有独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对具体问题的评价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

第三，零散性，直观性。传统的学术方法不对问题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而是把研究对象从客观的历史条件中抽象出来。当然，更不会作逻辑的分析。在评判时往往依据直观的感受。

显然，二十世纪以前的墨学研究便表现出这些特征。无论是乾嘉时期的墨学研究还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墨学研究，其基本方法多是乾嘉汉学的方法，以《墨子》的校勘、训诂为中心。栾调甫先生把它概括为八事：即考版本、正文字、明训诂、离章句、辨真伪、定篇什、辑遗佚、辨异同，基本上概括了从毕沅到孙诒让时期的墨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所谓考版本，即比较不同的版本，辨别其真伪。《墨子》长期尘霾，辗转流布，各种版本之间互有出入，因此，考定版本非常重要。毕沅、孙诒让等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版本的考订，为其他各项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辨真伪、定篇什、辑遗佚、辨异同，这四项研究基本上是考版本工作的继续。

正文字、离章句。《墨子》长期缺乏研究，各种版本之间文字衍误较多，章句混乱。正文字、离章句就是要选定较好的版本，参证其他版本，正文字的衍误，理章句的混乱。

明训诂。版本、文字的考订只是提供了可读的材料，要读董古书，还必须进行字义上的疏证，即训诂工作，“依文解字谓之训，以今释古谓之诂”[xx]。从毕沅到孙诒让时期的墨学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等字书为依据进行文字上的训释。

“清儒治《墨子》者，不过校注而已，初无事乎其学也”[xxi]。确实，孙诒让及其前期的墨学研究者大多有良好的汉学素养，运用汉学家的方法校注《墨子》，为以后的墨学研究者准备了可信、可读的史料。但由于其方法上的限制，他们对墨墨家思想学说的阐发很少，大多只是寥寥几句笼统的、直观的评判，缺少系统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这项艰巨的任务留给后来的学者去完成。

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学说》，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阐释墨家的思想学说，在墨学研究方法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篇文章中，他依据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把墨子学说分为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主义、政术、墨学之实行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试图对墨家思想学说作完整的、系统的阐释，但是，还不能说梁氏的文章已表明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这些文章尚没有对墨家思想作历史的、逻辑的考察，往往把西方近代思想同墨学作机械的比附。例如，他在谈墨家政术时说：“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斯，盛于洛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斯为优，而精密不逮洛、卢二氏。”[xxii]这种机械地比附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和掌握都是有限的。

那么，如何看待近代的学术方法呢？近代学术方法应该是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统一。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把握考察对象的基本历史线索，看他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根据是什么；又是怎样发展的，经历了那些阶段。胡适把这种历史的方法又称作“子孙的方法”，即“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是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xxiii]。胡适对历史的方法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但是，要想透过繁杂的现象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仅有历史的方法还不够，还必须清除掉外在的形式和偶然的东西，并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把握对象的本质的矛盾，对每个发展阶段或环节都能从其典型形式上进行考察，而后综合起来，把握其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这就是逻辑的方法。

具体地说，从传统学术方法向近代学术方法转化就是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为参照系，把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结合起来。在墨学研究方面，胡适把梁启超所开创而未完成的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划了个完整的句号。

胡适在美国留过学，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方法的陶冶和洗练，同时又禀呈了良好的汉学方法，能够自觉地把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和汉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学术方法。而且，胡适的学术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注重方法论研究。他在《胡适文存。序例》中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象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很简单，我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

胡适把自己的学术方法贯穿于墨学研究中，《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史》两书中的墨学部分便是其结晶。蔡元培在为后者所作的序言中把他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这也反映了胡适墨学研究方法、思想的倾向。

在胡适的墨学研究中，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系，用历史的眼光把先秦墨家分为前期“宗教的墨学”和后期“科学的墨学”。此外，他的墨学研究贯穿着逻辑主义的方法，剔除了其中属于外在的、形式的东西，来把握墨家思想演化的脉络。显然，正是胡适完成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转向。

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是墨学研究方法由传统方法向近代方法转变的历程。如果说孙诒让的墨学研究代表传统墨学研究方法的终结，那么，梁启超则初步奠定了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而胡适最终完成了这种方法的转化。同时，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向近代方法转化的历程。

还要指出的是，近代墨学研究受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最初的由于援墨注儒的需要而校注《墨子》到二十世纪初墨学研究的繁荣都深深烙上时代的印痕。正因为如此，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反映着近代社会、文化转化的轨迹。反过来，墨学研究也影响着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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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韩非子·显学篇》。

[ii]《孟子·滕文公下》。

[iii]《吕氏春秋·尊师篇》。

[iv]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5页，复旦大学

出版社1985年版。

[v]汪中《墨子序》。见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0页。

[vi]《韩昌黎集·读墨子》。

[vii]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59页。

[viii]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59页。

9俞樾《墨子间诂·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60页。

12《饮冰室合集》第八册。

13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见《胡适文集》第六册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5《周末学术史序》第2页。见《遗书》第14册。

16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六册第181页。

17《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9《中国古代哲学史》。见《胡适文集》第六册第182页。

20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第129页。

21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第143页。

22《子墨子学说》。

23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