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翔飞

按着太史公的说法，“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本文述孔子言行多以此为据）［1］，十分明确地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太史公从杨何受《易》，所述必有来历。然而，自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以来，这一说法受到了怀疑。数百年来，置疑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怀疑部分《易传》非孔子所作，直到认为整个《十翼》皆非孔子作品。20世纪上半叶，《十翼》非孔子作品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2］然而，这一所谓“定论”，随着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而被彻底推翻了。
史记》所载不诬，《易传》为孔子晚年所作，这应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一、孔子作《易传》的目的
《易经》是周代上流社会的常见典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这一点我们从《左传》17处对《易经》的引用上［3］，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利用《易经》的占卜功能，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周易》占卜，并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此义帛书《要》篇记载的十分清楚：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4］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易传》却是不恰当的。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这一特点，前人早已注意到了，《朱子语类》说：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5］
意识到《易经》历经三圣，面目各异，是朱子的犀利之处。然而，朱子认为“元亨利贞”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是不确切的。《左传》襄公九年载：
（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君必速出！”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