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价值观论纲

作者:王锟
内容提要:中华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拱心石”,它包括八方面,即“合和”观、伦理理性、礼仪社群、人格自由、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和大同社会。其中“合和”观是中华价值观的形上学前提,它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倾向,伦理理性、礼仪社会和人格自由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旨趣,之后它们则都汇总于大同社会理想中,这是一个相当谨严的价值构造。在中华民族更深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弘扬这些价值观。

关键词:中华价值观、八个内涵、弘扬

民族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品格,它不仅影响着人的行为,塑造着民族的生活样式、思维倾向和理想旨趣,而且是民族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民族价值观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认同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有力法宝。现在法国人积极提倡法兰西价值观,美国人积极提倡美国价值观,而中华民族正当和平发展并日益走向世界时,中国人要有超前眼光和大战略胸襟,提倡中华价值观,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参与、推动和创造世界的未来。

我们要提倡的中华价值观是什么呢?中华价值观的主体,根源于两千来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儒家价值观,就是“天人一体”宇宙论、伦理理性主义、道德人文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的四维构造,这些价值因儒家士人的信仰而成为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后来经过长期教化实践,逐渐社会化、平凡化为中国人的共识和普遍价值,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中华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合和”观念、伦理理性、礼仪生活、人格尊严和主体能动性、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以及大同理想等八方面。

1、“合和”观:中国人往往有天人合和的观念,把世界看作由自然万物和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万物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参与创造,以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因此,中国人的世界是和谐的、有秩序的、有意义的;秩序就是由万事万物共同参与、相互合作而生成的和谐,世界的意义就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协同创造之中。与合和的世界观相关,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和社会也是和谐的。

中国人把自然看作为一个生态世界,认为自然是由万物和人类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在这个生命系统中,一方面,组成自然的每份子都是有生命力的,它因自身固有的生命潜力(生气、生意)进行着自我生长、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份子的成长离不开千千万万其它份子的协作与支持。也就是说,在和谐的自然界中,每一生物在维持自我、实现自我的同时,也使别的生物得以生长和发展,即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因此,自然是一个生命系统,是每一份子生命力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相互合作而共生共荣的合和整体。
社会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中国人的社会是由地位、年龄、职业、智识等方面各异的份子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要求贤能者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促成自我与社会、宇宙的和谐,而且要求组成社会的每一份子——“士”(社会精英)、农、工、商能够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分工合作,互利互惠,在保持和发展自我的同时,共同造就和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中国人在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认为一种文化不论其何种形式,只要能和睦四邻,劝人向善,有利于人的教养,就可以承认其价值,并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使其保存流播。中国人还主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认为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和文化差异,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每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遵守公道、公理,便可求大同存小异,和谐共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和文明。因此,中国人大多有和平的世界主义和文化宽容主义态度。

2、伦理理性:由于缺乏西方上帝那样的人格神信仰,中国人观念中没有现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凡人与圣(神)的紧张对立,因此中国人肯定现实世界,肯定现实生活,主张人们应该有计划地处理日常生活,并要求人们遵守礼仪道德,以伦理纪律和理性自制来对待自我和社会事务,这具有伦理理性的面向。这种伦理理性,一方面要求人们遵守五种伦理准则,来调节父子、夫妇、兄弟、上下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良心与伦理的调整和节制,来保持自我内心的和谐。中国人重视家庭,把孝慈当作人的首要道德,并要求人们适应家庭和社会,有理有节地来实践伦理准则。所以,中国人具有重现世、重实践、重理性和重伦理的特性。中国人的伦理理性,就是希望人们通过遵循正确的行为伦理,来维持自我和谐、维持社会秩序甚至宇宙的秩序;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就是要人积极适应现世,遵守社会的伦理秩序,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修养,保持优雅生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用《易经》的话说,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

3、礼仪社群:中国人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希望能在一个礼仪化的社群中实现自我价值。“礼”是中国老百姓的平常日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礼之于人就如同空气之于人那样不可分离。如此,人就是一个“礼仪人”,人所在的社群就是一个礼仪社群,人的本质就在于他分享了一个社群的“礼”。也就是说,在日常交往中,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如在食、立、坐、行、洒、扫、应、对中,人们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合作,来参与、创造和实现礼,促进群体和谐,从而凸显生活的意义,使自我得以实现。

当然,日常礼仪的分享必须发自人的内心。“仁者,爱人也”。也就是说,只有发自人们心底里真诚的爱心,爱自己、爱亲人、爱朋友、爱他人,爱万物,做到“亲亲、仁民、爱物”,才能真正自愿地、庄重地、甚至神圣地去实现礼。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即使给人装样子地“表演礼”,也无法使自我实现和谐与完善。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中国人既要人们遵守礼仪,又强调礼仪是人心底爱心的自然流露,可见,中国人心中的礼仪社群应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群。

4、人格自由:中国人重人格尊严,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中国人珍视“仁”的价值,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精神。“仁者,人也”。“仁”即人成为人(而不是禽兽)的本质。“君子不为器”《论语·为政》就是说人——即那些努力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人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至金钱的工具。即理学家程明道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只有“把人当作人”,才能“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才能以“直道”事人,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才能“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也只有这样,才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仁的价值,就是使人明白,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要做“大丈夫”,显男儿本色。这是人的觉醒,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人格还意味着主体能动性。“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论语·泰伯》有价值的东西是人自愿选择的产物,既然选择了,就必须对其负责,担负起实现它的重任。所以说,人格是自我主宰、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自由意志,是中国人主体能动性的原动力。

然而,中国人眼中的人,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自足的人格主体,不是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中“原子化”的人,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格自觉和人格尊严的实现,不能离开人所处的社会,它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完成。“克己复礼为仁”,人只有在礼仪社群中,在社会关系中,使自己庄重地践履礼、展现礼,这样既能创造社群和谐和自我和谐,又能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最终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中国人鼓励人时常说:要自尊、自信、自强,要在社会中磨练自己。

5、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它是中国人的“立国之道”,是中国人社会政治的理念。“民为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第十章》。就是说国家和统治应以民意——即人民的物质与情感的需要为依归和基础。所以,尊重民意,实现民意,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的真正需要,以民意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私利为标准,为人民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经措施,兴利除弊,是国家施政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6、德治主义:德治主义是中国人另一社会政治理念。德治主义即“以德治国”。中国人认为,政治清明的关键不在威权和暴力刑罚统治,而在道德教化。“政者,正也”。中国人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和谐。德治主义主张“选贤与能”,要求统治者和官员应该由有知识、有能力特别是有道德操守的社会贤达来担任。所以,中国人有“圣君贤相”式的“贤人政治”诉求。

7、福利国家: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即孔子所谓“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和“无讼”,孟子所谓“仁政”与“井田”理想。中国社会精英认为,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的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以,国家最迫切的政策就是孟子所谓的“制民之产”,即让人民有一定量的土地,并实施“劝耕”、“劝农”、“和籴”、“义仓”之策,通过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生产和流通使人民具备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人潜意识中有“均富”观念,即希望社会上每一个人均能享受最基本的生活水准,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国家,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如此就可以“足食足兵”、富国强兵。当然,中国人的“均富”不是要财产完全公有,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中国人,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往往怀有“制民之产”那样的“井田式”理想,要求国家能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产业,并通过宏观的财经调控,来统筹社会贫富均衡。
当人民达到一定的富足后,还必须对人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即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人民知书达礼,息争少讼,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政府有积极教育人民、训练人民而使其达到有知识、有教养状态的职责。在教化人民的过程中,官员既是教化的推动者,又是教化的对象。这样,不仅要求官员自己必须修身养性、遵守社会准则,做人民的榜样,而且官员应该积极兴办教育,化民成俗,以德礼导引人民,把刑罚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中国人眼中的国家有道德或伦理的倾向,具有某种“政教(‘教’即教化)合一”的色彩。

总之,中国人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由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照顾人民的福利;希望国家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对鳏寡孤独残疾的人实施救助;希望国家实行粮食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和调控,赈济饥荒年月的灾民,适时适度调控物价,以防大商人通过操纵日常用品的价格使老百姓生活陷入困顿。另一方面,还希望国家重视教育,并结合老百姓的具体实际,实行切实有效的教化,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统筹社会和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福利主义观念。

8、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最高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可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四句话来概括。“大道之行”,就是指当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共同遵行“大道”时,各个文化群体和国家就可和平共处,成为“天下一家”的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认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选举出贤能的人来管理。这里,“天下为公”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想,而“选贤与能”是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讲信修睦”就是说大同社会是一个人人遵守道德、人人有君子教养的礼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每个人实现了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由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一个货物与服务极大丰富,而私心极小的社会。

大同社会,实际上是当前面的七个价值都得到充分珍视、充分实现后产生的社会,它是一个统筹了文化、国家、人群、贫富差异的社会,一个充满仁爱、福利、民主、自由的道德社会,它是“把人当人”的社会。大同社会是真正中国本土意义的“黄金社会”,这也是人类所能设想的、真正可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社会,它不是“乌托邦”。

中华价值观的八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拱心石”,其中“合和”观是中华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它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倾向,伦理理性、礼仪社会和人格尊严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旨趣,之后它们则都汇总于大同社会理想中,这是一个相当谨严的价值构造。

最后,中华价值观既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有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统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对某些成分做适当调整和创造,它还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精神源泉。二十一世纪,正当中华民族意气风发,稳步走向国际、融入世界之时,我们更应该继承、珍视、提倡、创造、弘扬光大中华价值观。

参考文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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