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剑涛
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在先秦可以说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逻辑至汉时才算了结。迄于荀子，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已显现出大致的系统化性质：前由孟于子完成了政治伦理化的建构，后由荀子完成了伦理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验与经验，在崇高与效用的理论风格上，适成互补。但是，对伦理王国的构造来讲，两人执伦理或政治之一端，尚无法予伦理政治以充分的理论完整性和实际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纳政治，荀子以政治摄伦理，但降低了心性关注。因此，以伦理与政治的同构（isomornhism）（见A·布洛克等编：《现代思潮辞典》，第302页）而言，尚无法达到伦理与政治的完全互释或双向涵摄。故，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任务尚未完成。从一个社会政治理论构设的预期性上讲，所谓完成其理论任务，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理论架构的完整性，二是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以前者言，伦理与理论的同构，尚待完成；以后者言，它有效地影响现实政治生活的方式途径，尚待摸索。因而，伦理政治理论在荀子之后，还有进一步整合的必要。尤其是考虑到荀子后学实际运用其学说，而变异为专制帮凶的史实，怎么以伦理政治去周全限定政治操作，而不使伦理发生异化，就成为伦理政治建构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设想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升而纳入一个更具威慑性和相融性的系统中；二是在政治吞并伦理走向暴政的历史教训启发下，再反弹回以伦代政的孟子进路。显然，后者已难走通。唯有前者，可以期望进一步完善理论，加强效用。董仲舒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而成功地将伦理与政治融摄进天的系统之中，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任务；同时又以其对历史的高度关注、对政治影响方式的抉择，将伦理政治理论引入一个实际运作的新境地，尽管政治家实际运用中悬搁了它的基本原则，但毕竟改变了它的悬空及完全变形的两种悲剧命运。
从更宽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打上休上符，是因为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启发。在前者，由于～种双重机缘，使董氏可以明察其时代的政治走向。一重机缘是，西汉已成功地建构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于设计一套治乱方案的紧张，而安心设计更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机缘是，汉开国以来，对秦政的反思，使统治者本身觉察到了社会“更化”的必要性。汉初黄老无为思想获得政治支配权，带来了一时的政治稳定，但汉皇室统治者敏锐发现，战争创伤后一段时间的“与民休息”政策的政治功用不可能持久，“无为”且容易助长政治分裂。因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