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卿希泰
老子是我国春秋晚期的一位大哲学家，其所著《道德经》一书，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其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方面。这里，我们仅就其中对于构建人类和谐社会有关的部分作一简略的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由于老子其人及其著作，历来即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开始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先必须交待一下我们将采用那种观点作为我们的立论依据。这里，我们不准备详细地去介绍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了，因为任继愈先生在1985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老子新译》一书的“绪论”中，已经对有关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作了非常详细的系统归纳和分析，并在归纳分析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很好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对这些争论问题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肯定了老子是春秋晚期的人，与孔子同时而略早，是孔子的老师；《道德经》五千言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著作，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农民群众的愿望。他的这些观点也正是本文立论的依据之一。此外，张松辉教授在2006年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研究》一书中，又在任继愈先生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对老子的身世及其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考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考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文化，乃是批判继承了以西周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老子思想是属于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第108页），并在论证老子对儒、佛两家均有极为重要影响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其和道教的密切关系，认为老子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又是道教所尊奉的教祖，其著作《老子》一书，被道教尊奉为主要经典，称之为《道德尊经》；其基本思想，为历代高道们所继承和发展。所以，他认为道家与道教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离开道教而谈论道家，这个道家就是有头而无尾；相反，如果离开道家而谈道教，这个道教就是有尾而无头，他的结论是：“应把道家和道教视为一体”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本书第406－412页）。他的这种看法，我们是基本赞同的。我想，也许这正是我们这次召开的“国际道德经论坛”，既邀集了海内外的道教领袖，又同时邀集了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以及文化、经济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共同参加研讨《道德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哪些思想和构建人类和谐社会有关。老子基本思想的产生，是以他所处的时代为背景的。老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当时的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大变革，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臣弑君、子弑父的事变经常发生，不少大国和强国对一些弱小国家经常发动兼併战争，多数小国已经被他们吞灭，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兴起，旧的奴隶制度正在崩溃，在这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变革中，广大下层的农民群众仍然受着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幸福，减少什么痛苦。

面对这么一种社会大变动的现实，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引起了震动，其代表人物都纷纷向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老子代表下层的农民群众，首先发出了反对兼併战争的强烈呼声，他反复强调：要构建人类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以道治国，坚决反对以兵力在天下逞强；因为战争的结果，只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加深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他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30章）又说：“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谁都讨厌它），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31章）并指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把战马用来种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连怀胎的母马也用来作战）”（《道德经》第46章）

但老子所反对的，仅仅是强国和大国所发动的对于弱小国的侵略战争，而对于弱小国家在遭到入侵时而不得已所进行的自卫战争，则是同情和支持的。所以，他在同一章里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31章）所谓“不得已”显然是指当弱小国家遭到别国入侵时而不得不奋起反抗的自卫战争。他还指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道德经》第68章）所谓“哀者”，应是指被迫奋起反抗的自卫者。由此可见，老子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指责的那样笼而统之地反对一切战争。当然通过兼并战争，促进封建制度的发展，这在当时是历史的一种进步，老子没有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失误，但他指责这种侵略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和给人民群众造成极端的痛苦，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分析了人们之所以要发动兼并战争的原因，那便是由于人们的不知足，过于贪得无厌的结果。因此，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46章）即是说，只有知道满足的满足，便永远是满足了，就不会去发动兼併战争，社会生产便不会遭到破坏，人民的生活也就不会那样困苦，人类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所以他说：“知足者富”（《道德经》第33章）。

老子还“是中国哲学史上抨击剥削制度不合理并有较为系统的言论的第一个思想家。”（任继愈《老子新译》第25页）他在《道德经》中对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滥竽。非道也哉!”(《道德经》第53章) 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说：“在广大的农田已经非常荒芜，所有的仓库都已经空虚的情况下，而他们自己所住的宫殿却非常整洁，穿着非常华丽，佩带着锋利的宝剑，拥有吃不完的精美饮食，占有用不完的财富，这是多么不合理啊！这就叫做剥削人民的强盗头子。”

老子还对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行为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揭露了在社会大变革中所产生的新的封建的租税制度给人民带了饥饿。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75章）这就是说：人民群众之所以饥寒交迫，那是由于统治者鲸吞的租税太多、剥削太重所造成的；人民群众之所以要起来反抗，那是由于统治者只顾保养自己生命而不顾人民死活，不断地敲榨他们所造成的。因此，他警告统治者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74章）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道德经》第72章）即是说，人民是不怕死的，为什么要用镇压来恐吓他们？当他们不怕统治者威力的时候，那更为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不要逼得人民不能安居，也不要堵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和危机。老子这种反剥削、反压迫和谴责统治者的言论，乃是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一种表现。

在《道德经》中，老子要求统治者一定要像“天之道”那样公平合理地办事。他形象而生动地比喻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77章）再次明确指出，当前那些封建统治者，实行的“人之道”是不公道的，只有以道治国的人，才能按“天之道”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办事，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老子在《道德经》中针对春秋末年社会的各种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之后，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侵略战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美满的一个理想的人类和谐社会的蓝图。这个理想的人类和谐社会的蓝图就是：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

这种“小国寡民”思想乃是《道德经》中极为重要的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观。过去许多学者都对此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老子要把人类社会拉回到洪荒未开的原始社会去，是一种倒退，是代表没落贵族的一种没落思想。实际上这是一种天大的误会。张松辉教授在《老子研究》一书中为它进行了昭雪平反。他认为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的极端落后，当时还没有什伯之器、车船、兵甲、文字等人类先进的东西，也没有国家的存在。而在“小国寡民”的社会里，则不仅已经有了什伯之器、车船、兵甲、文字之类先进东西，只是不去使用它们而已；而且还有了国家的存在，并有“邻国相望”，只是没有国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彼此都能和平共处，这也正是“虽有甲兵而无所陈之”的道理，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里，既然有了国家的存在，当然也就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过这里的统治者所奉行的是以道治国，按照“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第81章）原则办事，不剥削和压迫人民，这种统治者就像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第66章）虽处在领导地位，人民却拥护他而不感到是负担。

因此，张松辉教授的结论是：“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社会，不是蒙昧落后的原始时代，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后，对所谓文明的抛弃和对自然的回归。……是一种看似原始社会、而实际属于文明形式更高的社会。”（《老子研究》第179－180页）我认为这是对老子所描绘的人类和谐社会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老子在《道德经》中所阐发的构建人类和谐社会的思想，不是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应当和《礼运》的大同社会同样值得肯定”（任继愈《老子新译》第20页），对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和谐社会也有其参考价值。

注：文中的部分译文，参考了任继愈《老子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