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文章中，《庄子》仿佛是异峰突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庄子是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无拘无束、思想相当开阔的文学家，在先秦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不象某些学者那样一本正经侃侃而谈，而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端，机趣横生，随口编几则故事，像是信手拈来，却又妙语如珠，几乎每个故事都寓意甚深，很有哲理韵味。俗话说，文如其人，只有心胸开阔、思想放任、思维敏捷、语言多变的文学家才会有这样的手笔。清刘熙载说：“《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1]（p183）高似孙评论《庄子》的语言风格时说：“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2]（p776）明显地道出了《庄子》语言具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之特点。但他的语言，除上述特点外，还具多义性、随意性和模糊性。

一

多义性、随意性与模糊性是庄子的语言风格与特点之一，其后学在《天下》篇中概括得最好：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抃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3]（p478）

庄子在文章中大量运用那充满“谬悠（虚远）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不着边际）之辞”的“三言”——卮言、重言和寓言。这是《庄子》作者选用的理论思维传达中介，也是一种带有文学意味的媒介和载体。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指自己的言论奇特反常、漫无边际、虚无缥缈，语义多变，模糊不清。《庄子》确实与诸子之书不同，视野博大而不守常规，不仰仗引经据典寻求历史的依据。其中人物故事都为申述自己的观点服务，或者经过改造，或者纯属臆想，更无须说那些近于神话的浪漫幻想。

哲学思想不应一概排斥具象参与，不应与情感和想象绝缘。庄子以他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宣扬道家观点，即以寓言开拓思路，以重言阐明真谛，以卮言加以发挥。寓言以形象思维为主，重言以抽象思维为主，而卮言则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巧妙结合。认真剖析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内涵及其运用特点是探索庄子思维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理解庄子思维特点的一把钥匙。

关于寓言、重言、卮言的具体意义，《寓言》篇中已经作了解释：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已同则应，不与已同则反；同于已为是之，异于已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以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寓言的意思，最明白，是指有寄托的话。“藉外”，便是假借他人之口，仿佛意见皆非已出，则自家不必参入是非争论之场。可见寓言并非很抽象，也并非逻辑非常严密，而是有具象参与，也融入作者本人的感情和想象。重言，则是引证古代受世尊的话以取信于人。至于卮言，则指俯仰随物左右模棱两可甚至模糊的话。卮是一种酒器，成玄英《疏》曰：“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则卮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表明这种无心之言是随机生发、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没有固定主旨，甚至也没有系统，其宗旨在于实现与天然相吻合的和谐。”[4]（138）是比较随意的。

“重言”中有长短不一的辨论或抽象论证，一般与“寓言”的文学性不能相比。“重言”的记叙中即使与名贤原来的个性和学术主张有某些联系，但无论如何总是为阐扬庄子的思想服务的。旧瓶装新酒、偷梁换柱和想当然的凭空杜撰比比皆是。比如《人间世》写孔子劝阻准备去卫国从政的颜回，讲述了与君主相处的艰难，在否定颜回用“端而虚、勉而一”、“内直外曲”、“成而比比”三法应付君主的可行性后，教之以“心斋”的方法。《大宗师》记孔子与子贡的谈话，他承认自己是“游方之内者”，却推崇“游方之外者”的生死观；其后一节，他又与颜回讨论达到“坐忘”境界的渐进过程。……虽出自名贤之口，所言却是庄子想说的话，融入作者的感情和想象。无疑运用了虚构的文学手法，但显得总有点随意与模糊。

二

文学比喻和象征的指向可以是较确切的，也可以是模糊或者是多向的。比如：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

大鹏南飞，“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似极壮伟，但是“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乃不免有所待而无自足与自由。蜩与鸠仅飞于地面与小树之间，甚为低下，但其无需积风聚粮，其所待甚少，在自足性上又何欠于大鹏？在这一点上，郭象如下的注释实为精当：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5]（131）

此即谓：大鹏与蜩鸠在天然禀生的本性上，都是自足与自由的；它们之间之高下大小的区分，是在把它们纳入比较与对待关系中才发生的；但一旦纳入比较与对待关系中，则它们各自都不具自足性；唯消解种种比较与对待关系，才可以回复本性，才可以作逍遥游。郭象此注诚得庄子精髓。

《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嘲笑鲲鹏从北冥飞往南冥的寓言故事，其主旨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小知不及大知”：以蜩与学鸠的能耐、心胸、见识是不可能理解鲲鹏的行为和志趣的。然而，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的观点看，不企慕“九万里的南为”的蜩与学鸠又有应该肯定的知足乐天的一面。何况庄子还有将大小、生死、是非都视为相对（乃至无差别）的认识。此外，“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鲲鹏飞赴南冥的壮举，得抟聚九万里的大风于其下才能实现。从“无待”的追求上说，这种对大风的依赖远远达不到自由的至境。……也许还能作其他的解读。这些故事具有随意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但这就是“寓言”的妙处！也是文学表现的一种特殊优势。无处不融入作者自己的感情。

道是什么？本是不能言说的。老子是用一连串的否定说明之：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直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域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
而庄子也象老子一样地，采用描写方法，象征手法而模糊言之：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大宗师》）

文学性描述一般只能作模糊的传达，意蕴的界限不会明确。在理论组合和展示上，《庄子》各篇虽均有主旨，但多由几个若即若离的段落组成，故事议论相夹杂，开合张驰也很随意。

象这些纵横恣意的文字，都不是定义性的，而是描写性的；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只有象征意义。但它却是深蕴着庄子哲学思想。人们不可以也不必要用实证手段、用语义分析方法，逐一弄清狶韦氏、伏戏氏、堪坏、冯夷、肩吾、黄帝等等确指的对象是什么，从而再去界定道包含了哪些确定的含义。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突破、越出语言所确指的物事，在语言之外体悟道。人们只有不断越出语言所确指的物事，才能越出相对、有限，迫近绝对、无限、道本体。

庄子认为，道没有确定的规定性，所以它不同于任何一物，但道又可以任何规定性为规定性，所以又同于任何一物：

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稀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知北游》）

道在喽蚁、稗草、瓦甓、粪便之中，无物非道，无处无道，这表明它又是“有”。道既“无”又“有”，这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因为道原本并无任何规定性，所以才可以接受、容纳任何规定性；又因为可以接受任何规定性，才足以说明它原本并无任何规定性。看，这些话说得又随意又模糊，似乎胡说八道，不成体统。但他又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这就是庄子的哲理。

庄子哲学语言在语言使用上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寓于它在道的追求上的这种特殊性。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之辞”和“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以庄语”，表明论者臆测为奇。这奇就是随意、超越、新变，就是违背常规，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质疑乃至否定人们所习惯的思维模式和是非判断、审美标准。自言“其书虽瑰玮而连抃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  诡可观”，说明他运用奇特瑰丽、纵逸变幻的表现方式是自觉的，甚至是自鸣得意的。而“瑰玮”和“諔诡可观”正是这种驰骋想象的笔触展示文学意象的产生的效果。

庄子鄙夷世俗观念的平庸陈腐，又不得不向受平庸陈腐观念熏染的世人申述自己的新思维。故事内容的离奇和荒诞无稽，展开方式的出人意表汪洋恣肆，才能别开生面；大幅度调整的时空观念，生动而丰富的意象，才能活跃人们的思维；鲜明的对比才有强烈的反差，深刻中肯的质询才能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去激活麻木的神经和惰性的思维，摇撼固有的观念，改变习惯的思维方式。选择了三种特殊的“言”作为载体，很大程度上是试图借助艺术语言这个魔杖来引导人们思路，拓展人们的精神视野，改变习惯思维方式。

三

《齐物论》有文势的转折起伏，也有句势的转折起伏。比喻、寓言，总是天外飞来，随意而出，比如：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朝三暮四，本是用来齐名实。“天均”，郭象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两行”，“任天下之是非。”这是《齐物论》中的“庄语”，也是“齐物论”的境界，整个寓言故事就象信手拈来，随意编出，却把狙公赋芧夹喻其中用来吐露大化的真消息，似谐而实庄。

胡蝶的比喻最奇妙。忽然现身一譬，自扫其迹：物论是迹，齐物论也是迹，于是一并洗发扫却。由声而起，最终至于万籁俱寂声影俱无的一片空明，思如捕风，言若镂尘，“不但论者废然，即齐者亦瞿然自失矣”（钱澄之《庄子精释》）若说一起一结，出自庄子用心安排，却是不然。[6]（113）这是随造化而行，又入于造化，也属于随意编造出来的。

庄子哲学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的哲学，与人文和社会相关的事物往往是情理相兼的。尽管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它在真理性上对前人的超越，而真理性是客观的，但分散的、随意的、描述的展示方式以及论者思想倾向和主观情感性因素的渗入并非必然损害其理论固有的真理性。逻辑语言的表述固然有严谨、确切之长，模糊浑沦的传达也不无优势。模糊的、浑融的把握和传达有时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有的事物现象只宜于以模糊的方式进行把握。哲理高明与否并非只由表述话语的抽象和逻辑严密的程度来决定。先秦的哲学家，尤其是庄子，或许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哲学思维不应一概拒斥具象参与，不应该与情感和想象绝缘。

是否《庄子》的语言抽象难懂，常常以不经意出之，就显得不精严，没有主旨而不讲究分寸了呢？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寓言》说：“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则阳》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其极。”否则其思辨不可能精深，也不会产生强烈的震撼，获得广泛的认同，经受岁月流逝的考验了。作为鄙夷世俗的批判家对世人进行棒喝，不用道理说教，而是以天外奇想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用反向思维通其思路，启发人们去体认、去感受，从寓言故事、形象比喻直接跃升到体察、洞悉事物的本质，人生的真谛。

《庄子》的语言不仅长于论辩，其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议论方式和生动活泼的描述构成一种情感充斥、笔触纵逸、夸张渲染、意象纷呈的话语。其“大而无当，往而不反”，无可验证、荒诞不经的叙述背后是对人生对社会严峻深邃的叩问，即令哲人也难以追随其思想的舞步。向有汪洋恣肆、波奇云诡、瑰丽奇谲、仪态万方之评。冷酸尖刻的嘲讽有更大的警醒和刺激作用，促进人们的反向思维和对固有的观念、结论和规范的质疑。随意性、模糊性、多义性，往往更能表达哲学思想，更能表达作者的感情与想象。

《庄子》中的虚拟境域，有想当然的，也有凭空随意虚构的：《逍遥游》中“无何有之乡”只是一种存在于思维中的精神境界，诸如鲲鹏图南，长寿的冥灵、大椿，列御寇的御风而行，藐姑射山的神界，其创见篇章中的髑髅、社树托梦，河伯与海若相遇，混沌被凿七窃而死……都属于子虚乌有。此类描述凸显了精神活动的虚拟性特征，种种虚拟有时就是庄子对自己精神视野和思维过程的一种模拟，一种展示。它有最充分的创造和组合的自由，无须证实，无须现实依据，却能展示最为奇妙、深邃、超前的哲学思考。虚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点，《庄子》这类描述能够唤起共鸣，启发和推动人们类似的联想。

又如关于“绝对自由”内篇中共有三处论及：

《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大宗师》：“古之真人……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是庄子想象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而在《齐物论》中又提到他，只是语言词句稍有变换，“神人”写作“至人”，并且由于《齐物论》的主旨，又给加上不计是非的内容。《大宗师》中所述的“真人”也含有上述的意思，然却是从得“道”的角度来谈，而且又改称为“真人”了。于此亦可见“至人”、“神人”、“真人”以及“圣人”，都是同义语，时隔不久，或加以变换，是为了便于各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阐述，而并非有什么等次。可见其为文时的随意性。

《齐物论》一面包括着庄子学说的精义，一方面也最代表庄子的语言风格。正如朱得之在《庄子通义·读庄评》中所说：“随意出词，绝无结构，庄文也”。

参考文献：

[1]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陆钦.庄子通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3]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4] 涂光社.独标一格的话语和理论形态（m）.文学评论丛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6] 扬之水.先秦诗文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