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当代易学名家  张其成先生
记：人称您是学界难得的易学名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研究《易经》，并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
张：我学习《易经》很早，小时候就接触过，八十年代开始正式学，九十年代出了我国第一部《易学大辞典》、第一部《易学大百科》，九十年代以后更加发奋研究《易经》，为什么？就像“九．一八”我在北大讲座时（前不久，为纪念“九·一八”，北大请张先生作了一个讲座，题目是“复兴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所说：有感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失落，所以发奋学《易经》。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就是有一种民族精神支撑着。这种民族精神是什么？我在给青年朋友、大学生讲课时，问他们，他们都不明确。我认为的中华民族精神应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就出自《周易·象辞传》，被清华定为校训，被当代中国哲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推崇。大概97年我在清华大学阶梯教室讲座时，面对那么多学生，我问：清华大学校训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因那时老校训改了，近来清华因纪念建校90周年又改回去了。现在清华学生是非常清楚了，但那时竟然不知道，我就很忧虑，不是忧虑清华学生不知道自己的校训，而是忧虑中华民族的精神年轻人竟然不知道。我跟许多人说（有可能说得不妥当）：如果从文化的意义方面来说，现在的年轻人能否有资格承续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实在令人担忧。因为他们连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是什么都不明确，甚至不知道。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就是《易经》，中华文化的主干就是“易道”，它构筑的是一套生命哲学、整体哲学，以生生不息，整体和谐（“生生之谓易”，天地人三才圆融，天人合一，保合太和，阴阳调中）为最高价值，偏重于循环变易、动态功能与意象直觉。折衷了儒、道乃至佛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将儒家的人道观与道家的天道合二为一。所以易道是中华民族的“大道”。再与其他民族比较，如犹太民族，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犹太民族从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700多年希伯莱人－犹太人来到迦南，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灭亡了，然后一直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又开始复国，这当中有两千多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土，散落世界各地，但最后他们为什么能重新复国？这问题我问北大、清华以及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认为：是民族精神起了凝聚作用。那么这民族精神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就体现在一部经典上，那就是《旧约全书》。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聚集在哪部经典里呢？我看应该是《易经》。

记：您提出中华文化的主干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而是通贯儒、道二家的“易道”，为什么？ 

张：中国学术界曾有一场关于“中华文化主干”的急诊，一派主张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家，一派认为中华文化的主干是道家，还有一派主张“儒道互补”，即儒道二家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主干。我认为，无论是“儒家主干”说，还是“道家主干”说，都是片面的，我赞同“儒道互补”说。可儒、道互补的交点在哪？这个交点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儒家、道家思想的交点就是在“易道”上。

因为在人类轴心期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中，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易经》作为巫术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也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是先秦儒、道二家（当然还有阴阳五行家、兵家等）的理论先导。“易学”作为秦汉以后人文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主旋律；是秦以后儒、道二家的依托和归宿。所以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集点！

《易经》、《易传》、“易学”不仅是“易文化”形成的三阶段，也是中华文化进程的三部曲。它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史。

作为“易学文化”本质的“易道”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成结构，是开物成务、彰往察来、弥纶三才的大规律、大法则，是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因此，有理由说，“易道”正是通贯儒家、道家的中华大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易道”对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以易理为指导思想规范各学科的学术走向，还是以易符、易图为建构各学科的理论体系，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往往或援易为说，或援以入易，从而或多或少地与“易”建立了一种亲缘的关系。

记：您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善于把握人的精神层面，能谈谈科技与经济带给人们日常生活富足、便捷的同时，人们精神家园应当如何构建吗？ 

张：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的许多物质层面的病变随着医学发展，解决起来不是一件难事，但人心这方面的疾病或亚健康状态却是越来越难以对治。比如有的人焦虑症、孤独症，还有一种最典型的不良心理：“找不到幸福感”，好多人总觉得“没意思”、“没劲”。我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的挑战、人心的挑战，怎样走出这一困境？怎样认识自我或战胜自我？我认为那就是回归自然，走入我们民族的经典。我们民族的经典很多都是对应人心修养来的，所以我们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一样，中国哲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解决人生切要问题！这是胡适下的定义。这切要问题如果再具体一点，我认为就是：人心的切要问题！这是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所能解决的问题，所应该起的作用。所以说当现代人感到焦虑、孤独，找不到“幸福感”时，不妨读一读《周易》、《老子》、《论语》这些经典，一定会有新的启迪，这对认识自我、战胜自我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如今许多现代人陷入无信仰危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您能就此谈一谈吗？ 
张：信仰与文化传统是紧密联系的，西方国家基本上信仰基督教，阿拉伯国家信仰伊斯兰教，东南亚一些国家信仰佛教。传统的中国不是这样，我们古代的信仰中心是“道”，对于道，儒家有儒家的解释，道家有道家的解释，中国后来吸纳了佛教，又产生新的融合，深化了对道的体认。这些，在历代至今的易学论著中均有阐述。当然如果按两汉至清的观点，传统儒学把《周易》看成是儒家的第一经典，划归儒家的话，那么也可以称是儒家的主干，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都信仰“儒”，这个“儒”实际上就是儒教。孔子是儒家的创建者，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孔子被推奉为教主，儒学演变为儒教。从某种意义上讲，透过宗法社会的实质看，儒家学统的“教主”是孔子，而社会正统的教主实际上是皇帝。孔庙、太庙、天地坛是儒教国家的宗教场所。而各个村里的祠堂就可以说是儒教民间的宗教场所。从普遍意义上讲，儒教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国教，道教虽然也是我们的本土产物，但当时道教不是人人都必信的，而儒教从皇帝到老百姓都在信奉遵行，有了信仰便有了精神，有了精神支柱便有了心灵归宿。所以那时的人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而现代人怎样才能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这个问题很敏感，但也的的确确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去信“法轮功”，信“法轮功”主要不是科学的迷失，不是不懂科学，而是不懂哲学。所以根据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哲学将来要取代宗教的作用，哲学将来一定要为人寻求、建立精神支柱提供启迪、指导、帮助，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需求。
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恰恰就是最好的源泉，读一读经典，可以告诉你怎样做人？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比如《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给我们以启示。我们读这样的经典一定要把书中的人物看作是鲜活的生命，一定是要在同一个层面上与之对话，就象京剧里所唱：“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都是鲜活的人物一个一个向我们走来。比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仍不改其志，安贫乐道，你能想像他是在怎样艰难的生活境遇中独善其身的吗？这对我们现代人就很有启发，不是说你贫穷就没有精神支柱，有的人贫穷时仍觉得很幸福、很愉快，而现在许多人挣了那么多钱仍觉得没意思，因他们只是为挣钱活着，没有一个精神支柱、没有一个理想支撑，可《论语》里的人物都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活着。再如孔子为了推行“仁政”，恢复周礼，周游列国十四年，拜访了六个国君，四处碰壁，但仍觉得这样做一辈子活着很值得，“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矣。”（《论语》）所以要为一个理想而活，这理想从大的来说就是民族的振兴，还有一种理想就是怎样求得心灵的和合。如果能学到中华民族阴阳和合的精神，你就会觉得不孤独、不空虚，觉得非常自在。我们现代人生活在这世上，应当从内心自我修养做起，也就是“从人做起”，为社会做出奉献（在采访中，笔者通过侧面了解到，张先生在北大“九．一八”的讲座，不但没要分文报酬，自己“打的”出路费，还将现场卖书的二百元钱捐赠了“一耽学堂”义工组织）。曾经有一段时间，北大提出口号“从我做起”，还有一个“修身计划”， “修身计划”提得非常好，古人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从传统经典上就可学到许多可操作的东西，但需要智慧结合时代把这些历古不朽的生命格言慢慢从中体悟，如果能扩而充之，推而广之，那么我们世界的就能成为一个太和的世界、仁爱的世界。现代社会最缺的就是仁恕公义之道，大家都在为“利”活着，而不是为“义”活着，不是为理想而活着，仅仅为“利”而活着，就永远求不得心理平衡，因个人私欲是无止境……  

记：入世后，一般人认为经济、文化都应与国际接轨，价值取向可能以西方为标准，而您曾讲过二十一世纪文化复兴主体将在东方，请您谈谈为什么？ 

张：现在都提出一个接轨的问题，从经济上接轨是一件好的事情，中国加入wto就是经济上接轨的标志。但文化所表现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多元的，价值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或西方文化中心论那种观念不可取，正因为在那种观念支配之下，所以才有美国一些霸权主义作法。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西方人以他们的人权规范我们的人权，是不可取的。人文思想的价值标准应该符合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要由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来决定，绝不能用另外一个体系来评价这个体系。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我们的学问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主要是外求，我们主要是内求。比如基督教，祈求于一个远远超越自己的神：上帝。我们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上帝，人和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耶稣也只是上帝的儿子，代表上帝说话。但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这种鸿沟，比如儒教，孟子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正心诚意，不断修养，你就可能成为圣人；道教讲得道也是这样，只要你积功累德适法修炼也可以得道成仙；佛教也是这样，只要明心见性，功德圆满即可成佛。文化应是多元化的，就象几位老中医所说：“难道我们的京剧就比不过别人的歌剧，我们的太极拳就比不过别人的广播体操，我们的国画就比不过别人的油画……这是不可比的，是两种价值取向。所以，将来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社会，比如说西方人很富裕，你能说他们比印第安人更幸福吗？不一定。说到东方文化为什么会复兴，因我们传统文化有极大包容性，是一种阴阳和合的文化，是以“易道”为代表的文化，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屹立于世界东方，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在保持自己主体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断吸纳融合了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中国佛教，产生了带有中国文化气息的禅宗。我们这种民族不会去欺负别的民族，当然也不可能受别的民族欺负。为什么？因我们的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讲究阴阳和合或阴阳的动态平衡，西方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二元对立必然有矛盾、有斗争。如果说西方哲学是讲矛盾的话，我们中国就是讲阴阳，阴阳不等同于矛盾，阴阳可以是对立的，但更强调对立之间的和谐，所以说这种文化在未来应该复兴，我不同意那种“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说法，我认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由这种文化本身内涵、特征所决定的。

我觉得当代新易家的使命就是在受到西方文化严峻挑战面前，重新确认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承续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精神，在与西方文化对接中逐步完成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双向转型与提升，发挥“易学”统贯人文与科学的优势，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消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中西文化的融合，这应是当代新易家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