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在汉朝，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论语》是通俗的，但因为是给孩子们读的，也要简单地注一下字词，因此，远在汉代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了。由于语言、文字、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历代都有为《论语》作注的。那么，《论语》这本儒家文化经典有多少种读法呢?

　　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读法。古往今来注解《论语》极多，到底它有多少注本?大概很难统计。就孙殿起《贩书偶记》记载其所过目的《论语》（包括《四书》）注本就有二百三十多种之多;1916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刊行的《〈论语〉年谱》中著录了《论语》注本三千余种。这些也大多还是民国以前的著作。入民国之后，西学东渐，不管对儒学肯定还是否定，更刺激了对儒学的研究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新学还是旧学，都有重新研究《论语》之举，又出现了不少新注本。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本文”，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认知与评判。同样，后世的读者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即读者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这两种“视域”之间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处于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相反，二者总是通过习俗、传统等相互联系，统一于历史这个贯通古今的“大视域”中。而所谓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就是后世的读者从自身所处的“视域”出发，在历史这个“大视域”中和经典作家所处的“视域”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经典诠释的空间，也就是历史这个“大视域”。

　　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以“返本开新”为宗旨，相继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经学传统。就此而论，《论语》的价值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读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学传统虽然在后来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断裂，但《论语》的价值光芒并未因此而黯淡。

　　经典的开放性、经典诠释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就是一种天马行空、率性而为的行为。相反，人们常常是在两种相对固定的路径中来理解和诠释经典的：一种是考古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确认 、版本辨析、字词训诂等方面的“史料考证”;一种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追寻“置入”经典和历史传统中，寻找二者在哲学层面的共鸣与升华。从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来看，这两种路径可以分别从汉学和宋学中找到根据。前者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六经皆史”;后者注重“义理”，强调“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这也构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分歧。两种诠释路径的特点，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前者“可信”但不一定“可爱”，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

　　如何摆正“可信”与“可爱”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今天理解与诠释《论语》等经典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