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历史文化的南宗禅——《惠能评传》评说

二十世纪之初,随着中国敦煌经卷中一批禅典籍的发现,禅宗研究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致使禅学与禅宗成为二十世纪的显学。一批中国禅学、禅宗的思想通史、断代史研究专著(如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印顺的《中国禅宗史》、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等)反映了近百年来禅宗通史、断代史研究的方法的多样性和在不同向度上深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对禅宗思想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也不断深入,新近出版的《惠能评传》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作者为洪修平、孙亦平。

作为禅宗南宗的开创者、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人物之一,惠能及其《坛经》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典型,惠能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其思想与风格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独特的魅力对当代世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展开对惠能的研究有利于对近百年禅学研究作出一种学术总结,同时把二十世纪禅学研究提到一个新高度,并以此个案研究展示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的特征。鉴于此,作者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包括敦煌文献和碑铭石刻在内的大量史料,并综揽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完成了《惠能评传》。

本书以十章,凡三十四万字的篇幅,对惠能的生平事迹、《坛经》的形成和流变、惠能六祖地位的确立、惠能禅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惠能禅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色,惠能对传统佛教的变革与创新都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惠能思想的历史地位与重要影响以及当代的禅学热等作了深入探讨。全书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观点,对海内外学术界目前争论的一些问题也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见解。通览全书,有以下特色值得关注:

其一,立足于佛教中国化的视角考察惠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就展开了与中国文化冲突、交融的中国化进程。中国佛教生长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不可轻易以印度佛教的延长论之,正如吕贗先生所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因此,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中国禅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化佛教的典型代表。作者在研究惠能及其南宗禅时,一直注重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如惠能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参见第六章)、顿悟成佛的修行观(参见第8章)、自性自度的解脱论(参见第7章),都是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产物。中国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思想、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对惠能禅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惠能禅学思想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融摄包容、注重心性、崇尚易简、注重现实人生等特质。
作者在考察惠能禅法时,追溯禅法初传到东山法门的禅学思想渊源,又梳理惠能禅的佛性论、解脱论、修行论、修行观的佛典依据,指出惠能禅的革新思想并没有完全脱离佛教发展的轨道,但他在坚持佛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又将佛教与传统思想,特别是与儒、道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惠能的思想可以说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又融摄了儒、道思想三教合一产物。正是由于惠能在佛教立场上大量融合吸收了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因而惠能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禅学的新面貌,并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创举。(参见第362页)

在考察惠能自成佛道、自在解脱观和农禅并作的修行实践时,作者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其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色。指出惠能的解脱论深受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惠能的解脱论所追求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也表达了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想。在立足于大量史料和证据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探讨并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特点是关注人的生存的本质、意义、价值与终极目标。惠能禅宗并不强调崇拜偶象化的神灵,而是突出对圆满具足的人心本性的预设,把高高在上的佛性拉回到每一个现实之人的心中,希望通过对即心即佛的领悟而达到认识自我,实现解脱的目标,这亦可视为其作为中国化佛教在佛教中国化背景下形成的重要特色之一。(参见第269页)

其二,对惠能思想的研究既具考索之功又有独断之论。

二十世纪的禅学、禅宗思想研究是与禅学研究方法论的确立同时演进的。无论是50年代初胡适与铃木大拙关于禅的一场辩论还是60年代末有关《坛经》作者等问题的一场争论,无论是作为历史学者的胡适的考证法,作为现代禅宗的铃木的体证法,还是作为宗教家的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都促成了现代学者对禅学研究方法的树立和推进。

本着思想家评传的体裁要求,作者把握历史地说与哲学地说结合的方法,力求坚持历史与逻辑、考据与义理的统一,既评又传,既传又评,使该著显现了考索之功与独断之论兼具悉备的特色。

全书花了大量篇幅考察惠能禅学的佛性论、解脱论和修行观(第六、七、八章),是为了在理论上总结惠能禅学思想的变革与创新(第九章)。在考察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割断惠能与前代禅师的历史联系,如达磨以来籍教悟宗到惠能的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南北朝以来的佛性思想到惠能的即心即佛的佛性论等等(参见第267页),作者在探讨时都注重用思想发展的历史史实说话,而不是用纯粹的哲学思辨,让读者能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把握惠能思想的创新所在,也能让读者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发展对一个中国禅僧的影响,如不立文字与老庄玄学的得意忘言、明心见性与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等等。

作者还用一章的笔墨专门考证了惠能禅的宗经宝典《坛经》的形成和版本的流变,在综合评价围绕《坛经》的争论的基础上,制作出《坛经》形成与演变、《坛经》各版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图表,使《坛经》版本的历史演变一目了然(参见200页)。作者继而就《坛经》版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又以方广釮先生关于国内外敦煌本及传世本《坛经》整理及研究的一封信作附录,增强了该书对《坛经》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前沿性。

在立足考察之功的基础上,作者对学术界有关惠能禅的争议话题提出了不少高明之论,作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作者把自心、自性、万法在自心等概念命题放在惠能整个思想体系中理解,对以往学界认为惠能的心性论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标准的'真如缘起'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等看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参见第239-249页)。作者认为,惠能禅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会通般若实相与涅?佛性,在离言扫相的基础上直指人们的当下之心,在心即是佛的指引下,把非有非无的宇宙实相与众生的佛性、自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对惠能的禅学思想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惠能中国化的禅学理论特点。(参见第249页)

与此相连,作者还认为在般若实相说与涅?佛性论的汇通,或者说在以般若实相改造后的佛性论思想条件下,惠能禅学中的真心与妄心的关系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有很大差别(参见第244页)。作者继而把敦煌本、宗宝本《坛经》中,惠能得法偈的佛性常清净与本来无一物不同的两句作了汇通。认为两句在清净即是般若性空、毕竟空意思下,其义旨并无二致(参见第245-246页)。所有这些,都是考索与义理相结合、历史地说与哲学地说相统一的独到研究方法的表现。

其三,在思想对比中展现惠能禅的特色。

为使读者对惠能禅法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作者熟练运用了思想对比的方法,在展开惠能思想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思想的比较中,凸现惠能思想的独到孤明处。如在讨论惠能心性佛性论时,通过惠能禅与天台、华严有关心佛与众生的解说的比较,作者讨论惠能所说的心既不是性体清净的真心,也不是具含一切善恶的真妄和合之心,而是直指人们的当下之心。这个作为生、佛统一之基础的当下之心,实际上也是每个人现实的、完整的人格和人性。这样,读者可以对惠能心性佛性论有更为透彻的理解,继而更好地理解惠能禅法中自修自度、顿悟成佛、自在解脱的修行观、解脱论与即心即佛的佛性论的共通。

书中还把惠能的佛性与传统佛性论(竺道生、僧肇、吉藏等的佛性论)进行比较,指出了惠能佛性与传统佛性论的相异与相通之处,认为惠能心性佛性论既综合了从人、心、理(境)等不同方面来理解佛性的各家异说,又超越了各家的思想。从整个佛教的发展来看,惠能在融摄中观般若思想的基础上,把大乘佛教虚构出来的精神实体重新拉回到人们的现实之心,使得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经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在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佛陀的解脱论又得到了新的肯定。就此而言,惠能禅宗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其关注人的当下解脱的特色与佛陀创教的原初精神是一致的。

其四,综揽诸说,关注前沿。

作者近十多年来一直关注学术界禅宗及惠能研究的前沿,因而学术界的最新资料、观点及论争都纳到本书视界中。如关于如来禅与祖师禅的界定与分判,作者综述了历史上宗密等禅师的说法,及近现代太虚、印顺、牟宗三、唐君毅、杜继文、吴立民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厘清了禅宗发展的线索(参见第379页)。再如对《坛经》的版本问题、禅宗典籍中的有关命题的不同对勘、理解及学术界的争议话题,作者都尽可能综陈诸说,然后作出较合理合情的解释。

 总之,通观全书,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对中国思想史、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个案的考索与评说,了解到弘忍去世后禅宗百家纷争中,南宗崛起、一枝独秀的历史和逻辑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更为了解一个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宗教、作为思想史人物的惠能,也更为理解作为佛教与传统文化交融并对世界文明和现代社会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惠能南宗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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