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般若学

  汉魏时期,佛教传播地区有限,信仰佛教的人数也不多,而且大多数是上层贵族。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佛教的传播既给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带来了一线希望,也为祸福不定的某些地主阶级人物提供了精神避难场所。在统治阶级有意识大力提倡下,佛教获得迅速成长的极好机遇。

  魏晋时期,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一大变化,这就是“玄学”的流行。玄学家们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提出本末、有无、动静、体用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并以哲学思辨形式展开论证,说明在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永恒不变的精神本体“道”或“无”。佛教般若学说旨在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宣扬“诸法性空”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般若智慧去体验永恒真实的“真如”,才能达到觉悟,获得解脱。因为般若学的这种原理与玄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魏晋时期得以迅速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佛学有玄学化的趋势,而且佛学也对老庄之学产生影响。

  自支谶译出《道行般若经》后,至魏晋之际,各种般若类经典相继译出,研究《般若经》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般若学”。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的开始;直到两晋,它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名僧与名士的交游,也往往以般若学为契机。王室贵族和奉佛的士族官僚,几乎没有不研习《般若》的,《般若》成为名士玄谈的重要资料;名僧借助于老庄等传统文化的高度修养,大多能于般若演示新义。所谓“般若”,意译为“智慧”。但它不是指一般人的智慧,而是指超越世俗认识、直接把握佛教真理的特殊智慧。它的梵语全译是“般若波罗蜜多”,意为“智度”,即通过般若这种智慧,可以达到佛的精神境界(即成佛)。在鸠摩罗什系统介绍大乘空宗学说之前,大、小品《般若经》已经在汉地相当流行。为了迎合上层社会的需要,佛教学者在介绍般若学说时,往往援引传统老庄之学,使用老庄的概念和术语,以比附、解释经典中的名词、概念,这种方法被称做“格义”。“格义”着重从理论上融会沟通中印两种不同文化,消除在玄学和佛学交流中的隔阂和抵触。

  由于受“格义”思想方法的影响,般若学者们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道行》、《放光》等般若经典的固有说法,把玄学的争论带入佛学之中,在般若学内部造成学派的分化,这就是所谓的“六家”或“六家七宗”。

  般若学的六家是: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或从本无中又分出本无异,则成七宗。说的是六家七宗,其实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家,它们是心无、即色、本无。其中“即色”这一家比较接近般若学的本来意义。这家学说的要点,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即并不直接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着重论证事物的本性并不自有;虽有现象,但那只是假相,本质仍归于空。至于对般若学的真正全面把握,则是由鸠摩罗什弟子僧肇完成的。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简称罗什,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四大译家”之一。他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入长安(今陕西西安),主持译经事业。在10余年时间内,与其弟子一起译出《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问经》、《金刚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成实论》等重要经论30余部。罗什的佛学,力破小乘,专弘大乘。他认为,“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滞名相。”同时,他特别注重般若和“三论”之学,主张“毕竟空”论。所谓“毕竟空”,是指扫除一切形相,认为世界的本质非有非无,无生无灭,是彻底的空。他的译经和佛学理论对尔后的中国佛教影响极为深刻。

  僧肇(公元384—414年,一说公元374—414年)是东晋杰出的佛教思想家。俗姓张,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参与罗什译经事业,深为罗什所重,罗什对他有“解空第一”的评语,即认为他接受了般若性空的根本原理。

  僧肇对罗什的大乘般若学有着深刻的领会。在此基础上,他总结批评魏晋各家般若学观点,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佛学体系。这一体系反映在《肇论》一书中。该书由卷首《宗本论》和《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四篇论文组成。其中,《物不迁论》发挥般若思想,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论证世界万物看似变化而实际没有变化的道理,所谓“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变化的只是假相。《不真空论》则从正面阐述般若学说,认为世界由因缘和合而成,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虽有而无,虽无而有,非有非无,本质是空。《般若无知论》着重论述佛教的般若智慧不同于世俗的智慧,般若对世俗认识而言是“无知”,对佛教教义而言则是“无所不知”。《涅槃无名论》主要阐述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的无生无灭,永恒真实。

  《肇论》把佛教神学问题和哲学认识问题紧密结合,以高度抽象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晋宋以后,随着涅槃佛性论的兴起,这一般若之学才逐渐被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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