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论文关键词 汉译佛经 修辞研究 综述

论文提要 本文以《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从修辞角度研究佛经的成果较为少见,《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中著录的修辞研究也不多。本文以这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现综述如下,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1 汉译佛经本身有关修辞的论述及译经对修辞的要求

“藏经”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约为南北朝。“藏”,是梵文箱子、筐等词汇的意译;“经”,亦从梵文转译,原意为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佛教僧人借此作为比喻,意为:收集释迦牟尼的教诲,永不散失。在佛经中运用修辞劝化众生的例子俯拾皆是。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中均对修辞有具体论述。以“譬喻”立名的经典现在也有多部存世。

佛经本身即注重修辞,佛经的汉译中同样注重修辞。因为梵文、中亚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翻译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要使翻译出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修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以便中国信众接受。所以,佛经翻译的最后一步工作就是润色修辞。这种再创作性质的汉译佛经中的修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梁启超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进而从十个方面作了论述。所谓“文体之变化”其实就是结构、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的修辞。胡适说:“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关于风格上“华梵结合、韵散兼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胡适从四个方面作了解释。关于结构,陈寅恪谈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另有陈竺同《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对中古汉译佛经之譬喻修辞进行了一些研究。

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3.1 大陆地区的研究

3.1.1 总体研究

骆小所认为,在历史上佛教文化对汉语语音修辞、文体等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陈光磊、王俊衡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中设有专章讨论“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在修辞学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孙昌武对汉译佛典的语言、行文体制、文学体裁、构思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3.1.2 辞格研究

目前大陆地区对汉译佛经中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喻辞格。孙昌武、吴海勇、梁晓虹、陈兰香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

3.1.3 风格研究

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非常特殊,在很多方面与中土文献迥然有别。对此,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其一,汉译佛经中多采用四字格,日本学者早揭此秘。国内孙昌武亦曾述及。朱庆之认为“四字格”系当时译经者受佛典原典偈颂文体影响所致。俞理明认为先秦典籍中的诗歌韵文以四字句为常,至汉代大量使用,汉末译师正是受其影响和启发。丁敏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四字格一则是受当时盛行的骈体文风的影响,二则是因为四字格琅琅上口,适应佛典口诵的需要。吴海勇在考察以上几位学者著述的基础上提出,在汉译佛经四字格形成过程中,梵典首卢偈文体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加上四字格本身的优势,两者共同作用最终使四字格上升为译经的主流选择。陈文杰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早的翻译者在汉地首先接触和熟悉的是道家的方术文献,他们之所以选择四字格,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受到道家方术文献的影响。

其二,汉译佛经呈现出独特的语体特征。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既不避俗也不避雅、而是雅俗兼容因而比较接近口语的特殊语体。”其文体特征一是刻意讲求节律,二是不押韵,不求骈偶对仗。
其三,汉译佛经一般采用韵散结合的结构模式。孙昌武说:“‘法句’以单篇偈颂、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偈颂组合来宣说佛义,这是一种训喻警句的体裁。”吴海勇认为,后出佛经保持偈散结合的叙事方式,正是对古印度文化与原始佛教传统的承袭。

其四,汉译佛经修辞深受梵文佛教语言的影响,普慧对此曾作过探讨。

其五,汉译佛经中存在大量套语,陈开勇对此有深入研究。

其六,普慧还曾谈到汉译佛经中的对仗、谐音等修辞手法,及其对翻译中的影响;并指出,汉译佛经中直译和意译并重导致了译体文风的转变,而调和折中直、意二译、力避偏执一隅的观点,则响应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批评长期强调的“文质统一”论。

3.1.4 修辞学史研究

佛经翻译,始自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代臻于极盛,而在北宋日趋衰微,至元以后则进入尾声。此间曾涌现不少翻译理论,如西晋竺法护提倡“辞质胜文”的翻译风格、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慧远的文质“厥中”理论等等都与修辞有密切关系。熊宣东、徐江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3.1.5 关于汉译佛经对后代文学创作修辞影响的研究
汉译佛经偈散结合的结构对后世颇有影响,孙昌武指出:“佛教俗讲形成了讲经文;进一步发展出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这些文体不但借用了佛典韵、散结合的形式,起初所讲内容也多取自文学性较强的经典。明代又发展出说口昌文学样式宝卷,也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体裁。”此外,譬喻经、偈颂形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详见孙昌武、陈允吉的相关论述。关于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对后世文言文体的影响,马祖毅、马红军、卢颖、李嘉言、孙昌武、蒋述卓等人也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3.2 台湾及海外的研究

大陆以外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台湾,此外只有日本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

3.2.1 单部佛经修辞研究

《劝发菩提心集》是唐代法相宗第三祖慧沼大师的重要著作。吕姝贞将其修辞特色概括为“文辞丰美,义蕴深远”。具体研究见其《慧沼(劝发菩提心集)研究》第四章。杨雅惠《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研究》第六章研究讲经文所用修辞,再与维摩诘经之修辞比较,藉此看出佛经与讲经文修辞运用之异同,并探知佛经与讲经文表现的文学差异。

3.2.2 佛经譬喻研究

台湾的汉译佛经修辞最为深入的部分也还是在譬喻研究方面。丁敏对佛经譬喻深有研究,著有《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一书(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有关风格研究)。此外,释纯因、谭惠文、李玉珍、林韵婷、林崇安等,都对譬喻作过论述。

3.2.3 风格研究

王晴慧论文第五章分析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之关连性与影响,另一篇论文的第三节“多变不拘的形式”实为汉译佛偈语言风格研究。刘芳薇从文体和语体两方面着手以呈现该语料的语言风格。温美惠论文第五章分析了《华严经人法界品》的文学形式,包括经文结构、叙事模式及语言特色,第六章就其修辞风格加以探讨。

3.2.4 关于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的影响研究

荒见泰史介绍了汉译佛经里的譬喻故事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倡导时候用的文本、底本的作用。另外如上文提到的王晴慧论文等也属这一类。

对中国本土所产生的佛经所进行的修辞研究、有关禅宗佛经修辞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些,因非本论文讨论范围,故不述及。

4 结语

综上所述:第一,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面已经铺得比较宽了;第二,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已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辞格和语言风格研究;就辞格研究来说,相对又集中于譬喻研究。

相关研究除了上述诸端之外,尚可从多个角度继续进行,例如语音修辞、结构模式(如词序、语序、话语衔接、插入语等)、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禅宗修辞的影响、同经异译的修辞分析、语体风格与表现风格、原始佛教语言及佛经原本(梵文及西域诸国语言等)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译经史上的修辞理论总结等。

还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台湾对汉译佛经修辞研究似乎更加普及,已有多篇学位论文。大陆地区的研究者则主要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汉语史研究者,大多并非专门从事修辞研究。总而言之,汉译佛经修辞研究仍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土地,需要修辞学家,乃至全体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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