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卒谥文靖。魏了翁是继“东南三贤”之后，南宋最为重要的理学派人物。黄百家称：“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1］（卷81）他私淑朱熹、张栻，又与陆九渊之子陆持之成为益友，吸取了心学以心为万事万化本原的思想，同时又“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1］（卷首《序录》）。他兼融众家，促进不同思想的融会与发展，洛蜀之争“遂合其统”［1］（卷71）。魏了翁在易学上同样如此。

一、承朱熹之绪余，象数与义理并重

魏了翁私淑朱熹，早年又受程颐《易传》熏陶，主张自得之余，亦承朱熹融会众家之法，力图集成出新。他认为：“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有不知则义理阙焉。”［2］（《中篇》）［3］（卷33）《周易·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所以，辞、变、象、占为易道根本，舍其一即有阙失。“《易》书广大包天地，辞、变、象、占都一致。世儒造入各不同，有一于此均为功。”［4］（卷6《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繇辞即卦辞，与彖传、象传、爻辞一样是认识、了解《易》的基础，舍其一不得《易经》之全；卦画、爻画、画位及爻之变是认识卦爻象、理解卦爻义的桥梁（按“画爻位虚”，魏了翁于《广平李氏观画所见序》中解释说：“《易》言六画、六爻、六位、六虚，是四者相近而不同。盖爻者动也，专指九六，则父母之策也。画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则包男女之策也。总而言之，画即为爻；析而言之，爻与画异。画之见者又为位，爻之变者又为虚，故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位从爻而为虚也。曰六画成卦，六位成章，虚从画而为位也。然其实皆自奇偶之画始，奇偶则太极之分者也。”载《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舍其一而《易》画不全，《易》象难明。互体、反对、现于外之飞与藏于内之伏是汉人常用的解《易》方法，不明其义，汉代象数易学不可通晓；阳乘阴、柔承刚、相近两爻相比、内外卦相对之爻相应，是王弼等解《易》的基本条例，不知其理，魏晋隋唐义理易学难明。正因为这样，魏了翁审查《周易》经传及前人解《易》之法，得出象数义理必须并重的结论，并将之作为理解研究《周易》的一条基本原则。四库馆臣据此说：“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汉学、宋学之间。”［5］（卷3《周易要义提要》）

将这一原则比况于本朝的情况，魏了翁又得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4］（卷36《答杨次房少张》）程颐著《伊川易传》，以理学解《易》，为当代义理易学典范。“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4］（卷36《答丁大监黼》）邵雍发伏羲之秘，提出先天后天之说，著《皇极经世》等书，为当代象数易学的榜样。“先天之学，秦汉而后惟魏伯阳窥见此意，至华山陈处士图南始发其秘。一再传而为邵子，建图著书以示人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皆生于心。’呜呼！众人以《易》观《易》而滞于《易》，邵子以《易》观心而得乎心。滞于《易》则象数、文字然耳，得乎心则天地万物与我一本也。”［4］（卷62《书潼川柳彦养墓碑阴》）合二者而一，则融象数义理于一，当代易学亦可得而一之。

正因为如此，魏了翁认为程、邵，乃至朱熹均有所偏，指出：

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第其间有当用象数、变、互，不容脱略者。如《履》之眇、跛，《屯》之马，《大壮》之羊，此类分明是互体；如三年、十年、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只作义理说固可，若更推明变、互，尤为详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曾亲闻辅汉卿广之说，《易》须是识得辞、变、象、占四字，如“初九潜龙”云云，此辞也；有九则有六，此变也；“潜龙”即象；“勿用”即占。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邵子无《易》解，不过《观物》、《经世》、《先天图》诸书，《击壤》诗中亦多有发明先天处。参以汉上《易》，则程、邵之说尤明。第汉上太烦，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废耳。［4］（卷36《答丁大监黼》）

魏了翁对《系辞》之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以明确《易》之纲领的辞、变、象、占的涵义。他对象数易学的弊端十分清楚，认为程颐不谈象数，就是为了“遏其流弊”。朱震著《汉上易传》，进一步发挥汉代象数易学，又兼邵《易》而有之，颇具影响，但其内容繁杂，穿凿附会，人多倦看。魏了翁承认这一事实，但仍肯定其价值，再次显示出他对象数学的偏爱。

为胡谦牧之《易说》作序时，魏了翁将自己的思想与之作比较，指出：

牧之谓文王重卦，虽不为无据，而余以为是自伏羲；以卦变皆自《乾》《坤》，虽本诸先儒，余谓其于六画卦之义有所未尽。牧之于先天之《易》咸无取焉，而余谓《系辞》之说为先天而发者非一。牧之于中爻、互体、象数、占筮说或未有取，余谓此恶可尽废。不然，则《易》中如观山、困绂、壮羊、屯马，此类甚广，皆无所取象。［4］（卷53《四明胡谦易说序》）［3］（卷34）

除了在义理学上有分歧外，魏了翁认为邵雍先天易学本于《周易·系辞》，不可废弃。他特别强调汉代象数学如中爻、互体、象数、占筮诸说均不可废，并以《易》中诸例为证，以为非此不可说明。所有这些均反映出他兼象数义理而一之的思想。

魏了翁力图兼融程《传》、邵《易》，他就必须回答为什么要象数义理并重？这样做有何依据？魏了翁从《周易》经传本身作了回答。他说：“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经所以言天道人事之异。义理、象数则学者之自异也，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4］（卷102《问六经疑》）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连山》、《归藏》代号，《周易》亦取岐阳名”［6］（卷首《序》），这就是三代正朔之殊。而孔颖达称：“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7］（卷4《咸卦》）（按：《周易要义》卷4上有《上经天道下经人道恐不可分》，又《上下经序卦系辞已分》、《天地各卦夫妇共卦明人物始于相感》均采自《正义》，卷10《易备三才谓上下经分天道人事者非》采自王弼《略例》。结合该文，魏了翁意当仍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不赞同韩康伯上下经均言天道人事之说。）既然《周易》本身如此，则义理象数本非经典所限，而是后代学者的分属判定。所谓“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是说《周易》中所言“刚柔往来”就是谈论卦变的，亦即象数本含于《周易》本身。另一方面，《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8］（第1704页），既有伏羲《易》，又有文王、周公之《易》，还有孔子之《易》，魏了翁称朱熹言“邵明羲画，程演周经”（按：此语源出朱熹《易五赞·原象》，赞文中历述伏羲画卦，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传《十翼》。其后称：“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85，页4379-4380，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既然他们各得其一，理解《周易》就当合伏羲《易》与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为一体。他特别强调不明邵《易》，就不可理解《易学启蒙》与《周易本义》之作，其用意正在于此。魏了翁还专门就《系辞》、《彖传》本身为程、邵之《易》找根据。他说：

《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4］（卷35《答周晦叔应辰》）

如此，合程、邵而一，其实就是就《周易》本身作解释，并非外加于经典。

魏了翁又从理、气、象数的关系论证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并将其作为判定论《易》者是否可取的标准。他说：“阴阳五行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气聚而有形，则象与数所由出。先贤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然则治乱安能逃乎数？予所取于张君者，正以其论数而不遗理耳。”［4］（卷86《故知辰州大夫张君墓志铭》）魏了翁坚持理先气后，象数由气而出，在数、理上虽偏爱象数，但绝不遗弃义理。

在具体操作上，魏了翁主张做扎实的工夫，即认真疏理、寻绎诸家易学著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义理、象数乃至名物度数一一都不放过，字字均须钻求。他指导士子读易学诸书说：“每卦分作两三日看，先从王《注》、程《传》读起，且令文义分明，如游、杨、吕、谢诸儒所以辅程者，固不可废，而横渠之奥涩、康节之图数、汉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论象占，皆字字钻求。”［4］（卷36《答真侍郎》）魏了翁曾在谪居靖州期间编纂《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前者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及陆德明《经典释文》而成，每卦注以八宫世数，流传至今。后者摘录宋代十七家《易》著而成。这十七家包括：“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子秀岩心传。”［2］（《中篇》）《周易集义》一书现已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大易集义》宋刻清抄配本六十四卷，即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宋刻本（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三十六配清抄本），三十二册。十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页22，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还著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至五十，六十四）。”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页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录《周易集义》一书。〖zw）〗。可以看出，《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真实地反映出魏了翁象数义理兼重的治《易》特色。

二、性善之义具于《易》

魏了翁认为：“大抵性善之义具于《易》。”［4］（卷33《答滕景重处厚》）周敦颐在《通书》中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略启其端，邵雍先后天易说又进一步“发明事心践形之义”。魏了翁潜心研究先天图说，于此亦有所发明。他谦虚地对真德秀说：“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少顷自见得一二，方以禀布。比赵立夫来求《率性堂记》，亦以《易》为性善之证，谩录呈。”［4］（卷36《答真侍郎德秀》）无所发明者，魏了翁自以先儒之说为是，不加剿说，而于己所发明者录呈以供探讨。他对袁申儒也如是说：“惟明有内外之说，即是先儒旧传，特少有人拈出。”［4］（卷35《答袁提刑申儒》）
《率性堂记》即魏氏所作《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4］（卷48）。在该文中，魏了翁详细论述了“性善之义具于《易》”这一观点。首先，大本要道以性为先。魏了翁考察《尚书》，发现成汤告民于亳称民有常性（《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周武王在孟津誓师，称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二者都是讲人性的，而讲述时间均在立国之初，自然是“群言之首”，最为紧要，所以大本要道再没有比性更为重要的。其次，《周易》为圣人开物济民之书，其间反复阐发性命之理，则《易》之大本要道尤以性为先。《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万事万物“各正性命”都取资于“元”。《乾·文言》言“元者善之长也”，在“元亨利贞”四德之中，“元”居其首，为四德之宗。所以，《周易》于开卷之初，在《乾》《坤》中就发明了性善之义。除此之外，《系辞》也反复申述性善之理。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犹曰是理也，行乎气之先，而人得之以为性云耳”［4］（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又有“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又示人以知礼成性，道义皆由此出也”［4］（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而终篇则称“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综合《周易》言性命的情况，魏了翁得出《易》之为书，其大本要道无先于性善之义者的结论。他认为子思作《中庸》，其开篇所言性道教就是撮《易》、《书》之要而言之者，其旨即《易》、《汤诰》、《泰誓》之旨。

魏了翁又从先后天易说中为性命之教、性善之义找到了修身立命、行以为功的方案。他认为《周易·系辞》为先天易而发者非一。先天易为性之体。在先天易中，乾、兑、离、震居左，巽、坎、艮、坤居右。乾南坤北的位置就确定了上下之分，而离东坎西分列左右，“此天地阴阳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禀是气，是所谓性之体也”［4］（卷33《答滕景重处厚》）。后天易为性之用。文王后天八卦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次序排列。此时坎、离居南北之正位，而“位天地而命万物者莫不本诸此”［4］（卷33《答滕景重处厚》），所以为性之用。乾坤为父母卦，坎离为中男中女，为子女卦。《说卦》称：“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坎离由乾坤而来，阳代表刚明，据此魏了翁指出：“坤之正位变乾为离，明见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则顺以养之；乾之正位变坤为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维心亨’，则刚以行之。”［4］（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乾中爻变为坤阴，是为离，离中一阴为坤之正位。此时，阳爻在外，故明见乎外，亦即“坤道之光而为离，故离火外明，以明来自外也”［4］（卷33《答滕景重处厚》）。《离》卦辞称“畜牝牛吉”，牝牛即母牛，以顺为义，所以要顺以养之。坤中爻变为乾阳，是为坎，坎中一阳为乾之正位。此时，阳爻在中，故明根乎中，亦即“乾元之精而为坎，故坎水内明，以明根乎中也”［4］（卷33《答滕景重处厚》）。《坎》卦辞称“有孚维心亨”，《彖传》即说“维心亨，乃以刚中也”，所以要刚以行之。综此，魏了翁得出结论：“夫惟位在德元，而养之以顺，行之以刚，清明在躬，不役于物。此尽心知性之极功也。”［4］（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

后天易出于先天，坎离子女卦由乾坤父母卦变化而来，由此又出现了明有内外之辨，明晦之说。坎水一阳居中，是为内明；离火两阳在外，是为外明。魏了翁又引《洪范传》“水为内明，故听为水；火外为光，故视属火”、邵雍“天地间有温泉而无寒火”为据，以明内外之辨［4］（卷35《答知常德袁提刑申儒》）按：《尚书·洪范》称“视曰明，听曰聪”，孔疏引伏生《五行传》“视属火，听属水”，又疏曰：“火外光，故视属火。水内明，故听属水。……南方离为目，目视物也。北方坎为耳，耳听声也。”。明有内外之说，于是有若明而实晦、若晦而实明之分。魏了翁说：“水为内明，明乎中，故正位居体，照知万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炫知，丽物而忘返，若明而实晦也，若知而实愚也。是故离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刚毅木讷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则去道甚远。此盖内外宾主之辩，吾圣贤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4］（卷47《拙斋记》）坎一阳居中，二阴居外，内实明而外若晦；离一阴居中，二阳在外，内实晦而外若明。魏了翁由此推及人事，《论语·子路》载孔子称“刚、毅、木、讷近仁”，此即属于坎水明在内，内实明而外若晦之人；《论语·阳货》载孔子言“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则属于离火明在外，外若明而内实晦之人。他为广汉张行父作《拙斋记》就是劝导对方作一个明而若晦、智而若愚、若拙不拙之人。

三、图可为书，书可为图

魏了翁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4］（卷6《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一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特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略有此意，而方圆图之妙，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4］（卷36《答真侍郎》）“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4］（卷65《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魏了翁曾在上封事书中以邵雍说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先后天图及其体与用：

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乾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乾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4］（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

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恒》、《未济》。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乾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

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4］（卷33《答蒋得之山》）

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9］（第207页）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4］（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4］（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为定其是非，魏了翁又从头作了一些考察：

〖zk（〗〖htk〗〓〓予尝以《乾凿度》及《张平子传》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4］（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

仆尝观魏伯阳《参同》所载月法，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二位相对，即非所谓先天图也？又云“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则又似九宫图矣。又云“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又云“上弦兑数八，下弦亦如之”，则不惟九宫图，亦是后天图也。伯阳所取盖非一图，故其后又云“上察河图文，下察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同》考三才”，则《参同》者虽云参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图数为天（《书》又尝以河图为天图），五行数为地，后天卦为人。虽不明言，而一书之中，八卦与甲乙兼举错用。虽然《参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则道家步斗法也；“九还七反，八归六居”，则论道家还丹法也；“步斗与还丹”，则亦太一下行九宫法也。乃知古来不特九一图与生成数元有之，虽天图亦有之，终不知邵子以前何为更无人明辩，是致有许纷纷耳。大抵三图二法起数虽异，其论则一，故朱子谓安知图不为书，书不为图。［4］（卷33《答蒋得之山》）〖zk）〗〖ht〗

《参同契》所载月法中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巽对，艮与兑对，与先天图相通。其中太一之君下行九宫，其法正似河图。此外还有类似后天图的叙述，甚至有道家步斗法、还丹法等等。于是，魏了翁认为戴九履一图与生成数乃至天图古已有之，只是邵雍以前无人明辩而已。他更进一步认为三图二法其实是一致的，图与书相通，无须强行分辨。可以说，这就是魏了翁自己考察所得出的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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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魏了翁在易学上继承朱熹推陈出新的思想，力图在朱熹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一步。他一直致力于融会程《传》、邵《易》，力图著成合二为一的一部易学新著，但终未完成。魏了翁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既不废弃汉儒解《易》体例，也重视王弼等人的解《易》方法。他尤其重视对邵雍易学的研究，探赜索隐，颇有心得，提出了“性善之义具于《易》”，进一步从先后天易说论证性善之义。

魏了翁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说深信不疑，但又颇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考察其源流、辨析诸儒异同中用功较深，得出图书相通，以图消除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两派的争论，成为学术合流的主谋人。

〖ht5”h〗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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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k（〗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万有文库［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zk）〗

［2］〖zk（〗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zk）〗

［3］〖zk（〗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zk）〗

［4］〖zk（〗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上海书店，1985．〖zk）〗

［5］〖zk（〗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zk）〗

［6］〖zk（〗魏了翁．周易要义［m］．四部丛刊续编［z］．上海：上海书店，1984．〖zk）〗

［7］〖zk（〗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zk）〗

［8］〖zk（〗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zk）〗

［9］〖zk（〗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苏勇校注本．〖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