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宇烈

众所周知，佛教以辩证思惟而著称，他反对各种偏面、独断或绝对的理论和思惟方法。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佛教自身的理论和思惟方法上，同时也反映在他对待其它各种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理论和思惟方法的态度上。因此，甚至在尖锐批评某些他所反对的理论和思惟方法时，也还总是通过分析给对方以适当的评价和地位，并十分注意吸取对方理论和思惟方法中的合理成份，表现出一种宽厚的兼容精神和积极的融和精神。佛教正是以这种兼容、融和的精神，在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理论之豊富，世界各大宗教中无一可与之相匹）和广泛的传播。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佛教由印度本土传播到亚洲各国，并先后在亚洲各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历史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佛教在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时，虽然也曾与该地区的本土文化或宗教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从未发生过以佛教去消灭或替代该地区原有文化或宗教的事情，而总是使自己（佛教）与该地区的本土文化或宗教相融和，去适应该地区的文化环境，以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例如在中国，佛教传入后，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文化和民族宗教道教，也发生过教义、理论方面的严重矛盾和斗争。但是，在尖锐的相互批评中，佛教不断地吸收（融和）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丰富自己，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于是，佛教不仅在中国扎下了根，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佛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也以其丰富的理论极大地滋养了儒家和道教，使儒家和道教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至此，佛教完全“融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的兼容、融和精神，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进程中，在使佛教不断适应历史的社会的变化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扬。

印顺法师四十年代时曾说：
“佛法是真实的，正确的，与一切真实而正确的事理，决不是矛盾而是融贯的。其他真实的与正确的事理，实等于根本佛法所含摄的，根本佛法所流出的。所以说‘一切世间微妙善语，皆是佛法’（《增一阿含经》），这可见，‘著文沙门，执著文字，虽经所说，终不敢言’（《大毗婆沙论》），实在不够了解佛法！在佛法的流行中，融摄与释尊本教不相摄的善法，使佛法丰富起来，能适应不同的时空，这是佛法应有的精神。”（《佛法概论·绪言》，一九八七年中国佛教协会重印本）
印顺法师的这一分析是深刻合理的。这说明，佛教通过发扬“融和”精神，能够不断地从其他学派、宗教的理论中去获取新的营养，得以适应变化的地域、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发挥出自己的新的生命力，而使佛法久住于世。
中国近现代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也是与佛教的“融和”精神分不开的。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著名的缁素大德，都是佛教“融和”精神的积极发扬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努力把传统佛教的精华与时代思潮的精神融通协调起来，对于振兴和发展中国佛教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想就这方面丰富多彩的内容作一概要的介绍和分析，以供今日诸大德参考。
一
宋明以来，中国佛教禅宗独盛而教门式微。但是，提唱教宗融和，鼓吹宗门一致的大德和宏论，代有所见，不绝于载。至于近现代，由于受时代精神之影响，绝大多数的缁素大德都不再拘守于一宗一派，而是从佛教的全体立场出发，提倡积极融和各宗各派之精华而发扬之。
中国近代佛教的振兴者杨仁山（名文会，一八三七—九一一）居士，在佛教理论和实践方面是：“教宗实首，行在弥陀”。但同时，他对唯识、天台和禅宗等各宗派也悉心研究，主张相互融通。他曾自述闻佛法之经历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明祩宏）憨山（德清），推而上之，宗贤首（唐法藏）、清凉（唐澄观），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此二菩萨，释迦遗教中之大尊师也，西天东士，教律禅净，莫不宗之。遵其轨则，教授学徒，决不误人。”（《与某君书》，见《等不等观杂录》卷六）
又说：
“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方山（唐李通玄）；参祖印则景仰高峰（元原妙）。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者也。”（《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同上卷七）
杨仁山居士是由《大乘起信论》而启信佛之机的，因此他对于该论及马鸣菩萨十分推崇，认为“学者能以此论为宗，教律禅净莫不贯通，转小成大，破邪显正，允为如来真子矣。”（《佛教初学课本注》）与此同时，他还大力表扬另一部相传亦为马鸣所著的大乘论——《大宗地玄文本论》。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