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虽然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统治者都重视利用佛教，扶植佛教。从规模上看，北朝佛教还远盛于南朝佛教。《洛阳伽蓝记》一书，可以说是北朝佛教的历史见证，它真实地记述了北魏洛阳时期(公元494—534年)前前后后的佛教寺院盛衰兴废，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北朝佛教的重要资料。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xuan 绚]之，是生活于北魏和东魏时期的人。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他因公务重游洛阳，眼见昔日寺院栉比、宝塔骈罗的繁荣景象，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已是满目凄凉，残破不堪。他不禁触景生情，对世事的变迁发出内心的感慨，于是撰成此书。

　　北魏帝王从道武帝拓跋珪起就信奉佛教。为使出家人有礼佛之所，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命有关部门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建立寺塔、佛像。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佛教已初具规模。太武帝毅然灭佛，一度曾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但在文成帝宣布复佛之后，佛教旋即在魏境恢复并发展。文成帝不仅积极鼓励人们出家为僧，而且还在平城大兴土木，修建寺塔、佛像。孝文帝在大力提倡儒学，全面加速鲜卑族汉化的同时，也崇奉佛教。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在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下，佛教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整个北朝佛教繁荣兴盛的基础。据《洛阳伽蓝记》等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佛寺6400余座，僧尼7.7万余人，而至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全国佛寺达三万余座，僧尼达200余万人。这一巨大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在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完成的。就洛阳而言，在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时，只有佛寺42座，至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已达500座，而至北魏末年，突增到1367座。

　　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的统治者也都大兴佛教，“诸寺僧尼，亦与时迁”。其间佛教虽一时在洛阳遭受破坏，但总体上仍有所发展。取代西魏而起的北周王朝，除武帝外，其余数帝也都好佛。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更是利用佛教收买人心。

　　北朝时期，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与南朝佛教相比，北朝佛教不崇尚虚玄高深的理论探讨，而强调具体的修行实践，因而禅观和净土信仰特别流行。广大佛教信徒试图通过坐禅、念佛等活动，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

　　《洛阳伽蓝记》有一则记述，说有五位僧侣，死后一起接受阎罗王的审查。其中，智圣因生前坐禅苦行而升入天堂，道品因生前常年诵经也得升入天堂，而昙谟最则因生前喜欢讲经说法而被打入黑门。此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即京城一带的僧侣都去从事坐禅和诵经了。这一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佛教开展的基本特色。

　　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原是禅学重镇，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当地禅学大师玄高、昙无谶、昙曜等相继东来，加速了北魏禅学事业的发展。昙曜在担任沙门统①时，积极从经济上巩固和扩大佛教势力，同时建议凿壁开窟，鼓励禅修。献文帝偏重禅学，他专为坐禅者修造寺院，开辟石窟。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河南嵩山已是禅僧集居之处。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诏于河南登封少室山建立少林寺，请西域佛陀(又名跋陀)禅师居住，专门传授禅法。这少林寺就是后来产生少林武术的地方，至今名闻遐迩。佛陀的禅法为其弟子僧稠所继承，并在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一股较强的势力。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思、慧文等人则在北方提倡定(禅定)、慧(智慧)双修的禅法，也自成一系。

　　早期宣传西方净土信仰的，除了东晋时的庐山慧远，还有北魏时的昙鸾。昙鸾由修学道术而改信佛教净土，以菩提流支授予的《观无量寿经》为依据，并在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大岩寺和汾州玄中寺(在今山西交城县)实修并宣扬净土法门，为唐代净土宗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①沙门统，是掌管全国僧尼事务的职官。

　　北朝佛教注重实行的特点，还表现在建造寺宇、凿窟雕像等方面。在《洛阳伽蓝记》的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北魏时期佛寺兴建盛况的生动描述：“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文中，“象马”喻指财货；“招提”是寺院的别名；“金刹”指宝塔；“灵台”为东汉光武帝所筑高台；“阿房”即秦始皇所建的阿房宫。一方面生产凋敝，百姓冻馁；另一方面却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石窟的开凿，在北魏时有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以及天水麦积山等处。与此同时展开的，是石像的大规模雕凿以及金像的大量制作。这些佛教活动与当时的净土信仰有着本质的联系，即都是希望获取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

　　北朝佛教在迅速发展过程中，遇到两次重大挫折，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进行的两次废佛灭佛运动。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后因受司徒崔浩的影响，改信寇谦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起义，有众10余万。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往镇压。进入长安城时，看到有的寺院私藏弓矢、矛盾等兵器，已怀疑僧徒与盖吴通谋。后又在寺院查得酿酒器具及大量钱财，甚至有的洞窟中藏匿着妇女。于是他下令诛杀长安僧众，焚毁经典、佛像，并宣布在全国范围毁灭佛教。其结果，北魏境内大量寺院遭到破坏，大批僧众被追捕残杀。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灭佛运动。当时，曾是佛教僧侣的卫元嵩于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书武帝，认为佛教盛建寺塔、佛像，耗费民众财力，违背以“大慈为本”的佛教精神。周武帝表示赞同，于是多次召集僧人、道士及百官，辩论儒、释、道三教的先后优劣。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因争执不下，便下敕同时禁断佛、道两教，强迫僧人、道士还俗，但重点放在对佛教的打击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即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在北齐境内继续全面推行灭佛令。其结果，使北方数百年来官、私所造的一切佛塔毁坏殆尽；无数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四万寺庙尽赐王公，充为第宅；300万僧尼被剥夺僧籍，还为平民。

　　北魏太武帝灭佛，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更有政治方面的深刻原因。自鲜卑族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逐步采用儒家思想统治。儒家强调华夷之别，所以拓跋氏贵族自称与汉族祖先同源，主张实施“羲农之治”，而不与外来文化相合。太武帝说，佛教来自域外，“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又由于佛教的盛行，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所以必须“荡除胡神，灭其踪迹”(《魏书·释老志》)。北周武帝以“使天下一统”为己任，奉儒学为正统，不承认自己是“五胡”，因而也主张废弃被其称为“夷狄之法”的佛教。与前者不同的是，北周时，寺院经济已十分壮大，构成与世俗地主经济的矛盾冲突。为此，周武帝明确提出要把废佛作为“强国富民”之策推行，从寺院夺回土地和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