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以来，九州合一、四海一统。汉廷轻徭薄赋、剪除藩国、王霸杂用、权归中央。政治局势趋于平静，则思想控制应运而生。春秋诸子百家，各执一词，诸侯林立、择适而从，故思想多元、百家争鸣，然其于国家，亦有淆乱民心、扇竟异端之效。故汉至武帝，已臻郅治，必然消除众说，定于一尊。董仲舒因时择世，倡言一统，其登上历史舞台，乃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之学，非仅为通经致用，更有立身士林，厕于庙堂，贵显身价、光耀本族之功效。故门派森严、家法林立，各执己见，以为奇货。时人谚语曰：“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则此状真实写照。沿及东汉，昔日经生博士，颇有历辈为官，盘根朝野，数世公台，享有盛名者。故儒生亦以朝局为己任，纠弊刺邪，讽谏不法。何休受辟陈蕃，得罪党祸，锢弊之际，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乃所谓有感而发也。
汉家定儒术独尊，董仲舒所倡实乃《春秋公羊传》一支，之后绵延不绝、瓜蔓相寻，遂留变为今文经学派。其授受线索、清晰可循，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亦承继此风，一脉相传。董、何二人，皆我国经学史巨擘，其说流被后世、影响极广。二者虽悬隔两代、相差百年，但所发明、所阐述，既有因循，又有发覆，欲明经学，便须精研详查，知二人之同异。
二者所同
发扬今文，所重公羊
经学之成经学，在于数代儒生前仆后继，发扬阐述。而五经肇始，传授各异，门派之鳖源此而生。董仲舒即春秋学之初传者。《史记》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其所传，即春秋公羊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孙弘白衣而起，治学以至公卿，尚不及董仲舒精熟。而董仲舒兴灭继绝，休学著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春秋公羊学由此而生。
何休精研六经，尤好公羊，“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公羊墨守》者，谓公羊传如墨翟之善守，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外来攻击难以撼动。而左传犹病入膏肓，难以医治，榖梁如废疾已久，不可再用。其推崇公羊，可见一斑。其著作散佚已久，《四库全书总目》仅存《春秋公羊解诂》，何休毕生治学心血，尽在此书。
其自序云：“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彼时今文经学濒于式微，古文经学臻于极盛。马融、郑玄、许慎等人相继而起，大有取而代之、重整纲维之意。何休独立支撑，完成此著，今文经学不至土崩瓦解，何休与今文之功可谓大矣。其与董仲舒，首尾呼应、前后相照。观其二人，自可见今文经学由无到有、自盛而衰之发展轨迹。
倡言一统，维护汉廷
《春秋公羊传》开篇则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据定公有王无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大一统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公羊春秋，开宗明义，后世学人，奉为圭臬。董仲舒元光对策，三策知名，其所悉心筹划、克尽全功者，唯在汉家正朔，不可撼动，故此于大一统，仲舒视之为万世基石，坚不可摧，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皆出于一统之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何休生当末世，朝政凌迟，外企阉宦，交替专权。正人君子不得列于朝堂，佞幸小人悉数窃据高位。故其借古讽今，冀复君臣之道以清明；借经言事，企书心中愤懑于笔端。是以其注公羊，极言君王之权，痛斥不臣僭妄。其注“文公即位”云：“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通经致用，不为腐儒
汉世崇儒，在于利禄，高官显爵，通经得作。人挟一经，以为重宝，修习揣摩，视之秘术。故门派林立、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流弊愈炽。致使舞文弄墨、极尽刻碎之能事，穿凿附会，曲解经传之本意。孔子曾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即上述之类，而君子大儒，心怀家国，放眼天下，通经致用，不泥章句。《论语》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治春秋大儒，习经在于能用，非埋首书斋，皓首穷经也。
董仲舒身当朝职，以为学通春秋，自当致用，史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而其所为，更开汉朝以春秋断狱之例。以今人眼光，此事不免虚妄，然取法阴阳，施之当世，彼时看来，自有可取之处。
何休受祸党锢，不得位列朝班，但其思想，须臾未离当世。其注“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谓“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徐彦疏云“孔子之道，既与尧、舜雅合，故得与尧、舜相对为首末，然则指孔子言不亦也。尧、舜之时，预知有己而制道术，预知有己而为君子而慕之，已亦预制《春秋》授刘帝，是孔子亦爱慕尧、舜之知君子而效之。”注“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更直书“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足见其身在江湖，心忧天下。
汉承正朔，三统归一
统者，汉儒以为施政之秩序，天明之所归也。三统者，黑、白、赤，分别以象天、地、人。乃上古三代夏、商、周所承。董仲舒释之为：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庸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何休释之为：“‘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於是可得而观之。”又，“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徐彦疏“《书传略说》云：“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谓三王之正也。至动，冬日至物始动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生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是故三统三王，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是也。”
徐彦疏解三统之说，认为周而复始，循环轮替。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实则三统之别，在于得天命不同，天时、地利、人和之别。三者互为关切，各有通联。所异唯在时历、服色、舆马、仪仗，故何休言“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三者决非轮替可知。要之，董、何皆以商夏相代、汤武革命，非诸侯兵乱、弑主篡位。而为天命有异，时运归之。绝不可与乱臣贼子同日而语。如此则知受于天、受于人根本之别在于斯。二人眼中：汉家天下，运数有自，兴隆旺盛，不减上古。则重建正朔，三统归一，自然之理。倘三统互为轮替，绝无关联，言汉家承袭一统即可，又何来通三统之说？三统说肇建，根本目的为宣扬汉德大道，融合三世，上古圣王，难以匹敌。此通三统之真谛矣。
二者所异
综述
二者所异，根本为关注点、出发点不同。董仲舒致毕生之力，在于明晰天人关系，洞达天命所归。故其构建天人感应、天道相应学说。由之推演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通明三统等重要思想。以今日学科论，其所涉足，多为哲学层面。何休耗一世之功，在于古为今用，故推衍春秋，有“张三世”、“三科九旨”之说。以今日学科论，其所关注，偏重于政治、社会学。下详分析：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所谓天人之道，重在天与人之对应关系，认为人有作为，则天有感应。《易》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斯之谓也。故其举例曰：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董仲舒以为，灾异之兴，乃天怒，天怒必有人怨，天子有失德之处，朝政有不明之象。故其天人之“人”，首重天子。天子上承天命，下掌民情。其治天下之法统原出于天。故“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指明天命不变，则天子之统绪不可变。然《书》云：“天命无亲，惟德是辅。”若天子无道，天以灾异示警，倘其怙恶不悛、我行我素，天命改弦，人世更张。故可明其所谓“道”，非指天子之统，而指天命之统。天子之统建诸天命有归，此道万古恒常，虽三代更替，无非“革命”而已，决非道变。所谓神道设教，盖指此类。故其云：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大一统说：
其大一统之说，亦本于天道观。汉初重视黄老，崇尚无为，以老子《道德经》为思想本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一元之始，万象之新。《春秋繁露》言：“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其思想本源，于此恐有借鉴之处。
又言：“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以天道论，天以一为嚆矢，万物由此而生，故君王当秉承天意，符合天理，自始而起。始正则本正，本正则不离天道。天道不移，天子不废，天子不废，汉廷永存。而其借春秋言君王应行之大道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君王若能及此，为法天行道，天数在斯。由是上追三世，远溯万古。返璞归真，重回直道。道家者言：天地初判之时，惟道独存。浑然如一，未加剖判。故上古郅治，以一统为合乎天数之理。
借道兴孔，乃学说有异，门派不同。不妨其汇流百川，以为己用。其思想体系之中坚，在于“天”之构建。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顺理成章、演绎而出。随时政不同，各取所需。然其学说所重，在于哲学，可了然无疑义也。
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为何休诠释《公羊传》之根本法则。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关注点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于正时历，据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鲁国，见乱臣贼子而作春秋。鲁国，西周姬姓之后，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据鲁、新周。宋为微子封国，乃殷之后。汤武革命，殷商已为故迹，故有“故宋”之说。而何休之世，图谶大行，纬书倍出。今文经学家据之而言，引《春秋纬·演孔图》，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龙，孔子其人，黑帝之后。时运不济，不得为王，隐居著书，微言大义。其言辞足以为后世法，其德行足以为百代师。故汉儒视之，犹如天子。比之以文王，号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说，兴起于此。何休秉承旧例，发扬学说，故一科第三旨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狂妄之说，却见一科正朔之意。
二科三旨，在于明伦理，知大义。其言本出《公羊传》之《隐公元年》，董仲舒已有发明，云：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董仲舒之说，尚止于断代考实，微言大义，所言失之简略，难见三者究系何别。及至何休注之，旁征博引，细稽详核，更易知之。其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於所见之世，恩巳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於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於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古儒谓春秋大义，在于一字褒贬，故无法则，难以明晰。何休言及人伦、礼法、书法、制度，博观约取，厚积勃发。详分三者之别，流布后世，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于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见于《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士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今文学家既以孔子为素王，则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鲁，鲁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为诸侯封地，除宋为殷后，其爵为公，余者皆难同日而语。楚地僻远，殊离中土，楚子僭越，自立为王。吴地险阻，异域殊方，亦不为中原大国所认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为受命于天，谓天下君王皆需师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寻孔子之道者，则为诸夏所纳，索隐行怪者，则为中原不齿。如此作为则名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总此三科九旨，即为何休中心思想，其实孔子为万世之表率，不独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体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现实。董之于汉武帝，为寻求一统，破除异己之理论根据。何休之于《公羊》，为因文立意，借题发挥之现实关怀。故董仲舒所言阴阳五行、三统并存，诸般学说，学理重于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统、三科九旨，知今多于论古。以今人看来，前者颇似哲学学者，后者更类政治学家。推本溯源，在于二者旨趣大异，立身不同故尔。
